刘若英：永远不搬家
一个人能活多久？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参考数字；一个是统计的平均寿命，一个是你自己期望的岁数，还有家族基因遗传的因素，也可以是历来哪个人最长寿的纪录等等。但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它不能说明我们对生命长短的感受。可能，我们需要另外一些能力，去真正感受生活的历程。什么样的能力呢？比如说记忆。一个完全没有记忆的人，他活了二十岁跟活了八十岁，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吗？或者可不可以说，不管岁数大小，一个人能活多久，要看他能记得多少过去的岁月？
我最近回到老家，花了七天时间把家里的所有东西巡视了一遍。这是我住了二十几年、我的公公婆婆住了五十六年的房子。公公是职业军人，所以房子是政府分配的，有一百多坪，分为三层，在家人口中那是“楼上”、“ 楼下”跟“下面”三个空间。“楼上”有三间，一间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秘书的房间。楼下有四个空间，公公睡的、婆婆睡的，另外有客厅跟餐厅，当然还有我睡的公主房。“下面”分别是两间副官的房间，一间勤务兵的休息室，以及一间厨房。
这样说来好像很大，但是根据我的主观感受，实际可用空间应该只有房子的十分之一。五十年来，东西只进不出，家具、衣物用品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杂物收藏；从大陆带过来的大木箱一个个原封未动，公公收藏的书报、婆婆数十年来的水墨画，都是理所当然地充塞可能的角落。甚至，餐桌一角有张一九九八年的广告单到现在还躺在原处，那对都已经离婚的新人送来的礼饼也原封不动的在酒柜上。家里是有人打扫的，物品堆积不去并不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而是对家人来讲，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意义的，有时间标志性的，未来可能派上用场的。当人进入这样的状态，就没有东西是可以舍弃的。渐渐地，房子变成一幢生活仓库，主要是用来摆东西的，我们只是仓库管理员。
去年年初，军方通知，今年四月必须迁离，会换一个国宅给我们。虽然一个一百多坪的平房，去换一个不到四十坪的公寓，是有点为难人，但毕竟 “情势不为主观意识转移”，搬是一定要搬的。问题是，怎么个搬法？积累五十多年、塞满三层楼的物件，要放进一个国宅公寓，并不是多做几个储物柜就可以的。整整一年半以来，凡是家庭聚会、出门逛街、寿宴喜庆，家人碰面讨论的话题就是围绕着：“怎么搬？”解决方案从帅气的“全丢了，再买新的啊！”到阿Q式的“找国防部负责啊，是他们要我们搬的！”都有。听到任何论调，我都投赞成票，因为打从心里认定“反正不会是我搬”。早早我就跟姐商量，搬家我出钱，买新家具我出钱，但我动不了手。我知道那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这样，一年五个月过去了，我在老房子里来来回回了数十次，婆婆除了嘴里常常提到要搬家，家里一点动静也没有，甚至公公的老花眼镜也还沾着尘灰静静地躺在原处。天佑公公，他去世已经六年了。
终于有一天，或具体地说，是“搬家死线”的前五天，我跟同事如婷一起回家时，她小声地说：“我觉得如果再不动手，可能真的搬不了了喔。”
“当初清清楚楚说好我不用动手的。”
“但如果房子原封不动，到了期限怎么办？”这不是如婷问的，是我在问我自己。我不能想像拆除大队开着怪手吊车来时，年迈婆婆在房子里惊慌垂泪，我举着一块“人在屋在，屋亡人亡”的布条在家门前嘶喊。
不啰唆，第二天早上九点，我穿着一身工作服，召唤了如婷、小娴、怡俐、大丽真、怡臻等一班娘子军，开始了我的强制搬迁！我跟自己说，不过就是丢东西嘛。
公公跟着军队撤退到台湾的第一天，就住进了这个日式的老房子。公公当时四十多岁，但房子当时是多老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有记忆以来，它就很老了。屋顶上的瓦常常剥落，半夜有小猫会掉进天花板里，一夜叫个不停，木板地底下会有老鼠爪子的声音。我常幻想为什么笨猫不干脆掉到木板底下呢？两败俱伤，这样不是可以安静一点？对一个城市里的小女孩，住这样的房子并不是多愉快的经验，虽然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公公走了很久了，但只要我回到老房子，闻到那气味，看到他的书桌，我都会忘记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如果这一切可供记忆的东西不复存在呢？如果桌子搬走了，房子拆除了，气味消失了呢？我有能力把这些记忆完整地储存在我的感官里吗？
还来不及解答这个问题，我已经扎起头发，戴上口罩手套，买了好几包垃圾袋，来到了老家门口。我觉得自己像个屠夫。
我一一指着家里的东西，问婆婆：“这还要不要？”她的回答都是：“这个？当然要，这是……（回忆开始……）”过了两个小时，我发现没有一样东西是她不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事关重大的，譬如那个缺角的盘子，“是你小时候吃麦片的盘子，你都不记得了吗？”或那张传单，“是公公一个老朋友开画展的……”垃圾桶，“是中兴百货刚开幕时，我跟你去买的啊……”是啊，什么冷血的人舍得丢掉我小时候吃麦片的盘子？
因为父母早年决定各奔东西，我是跟祖父母一起长大的。从我能记事开始，我已经活在老人家的记忆里。回忆不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也是生活态度。因为两岸相隔，他们的成长环境被剥除了，他们见不到亲人、见不到家乡，除了记忆，他们还能怎么对抗这种隔离呢？
想法是感人的，但当我脑子再度浮出举抗议布条的画面，心肠就变硬了。我决定不用问她了。原则一，我心里想着，凡是以后还买得到的，就丢。原则二，生活中毫无用处的，也丢。我打电话给收二手书的茉莉书房，说我有些老书要捐给他们。回答是如果要他们来收，需要超过一百本。我说，应该有三千本以上。他们来人看了一眼，结果是动用了八个工人，搬了两卡车。
除了书，还有各式各样的家具。那些家具都是我在拍二三十年代背景的戏里才会看到的。我打电话给一个做戏用道具的朋友，请他来收。他两手空空来了，进来看了不到五分钟，说要回去开卡车。我不知道他一共搬了几车走，我在忙着丢别的东西，但耳里倒是一直听到他的话外音，“天啊！还有啊！”
家电在我们家出现算是晚的。小学时，我曾羡慕同学家有洗衣机，回来问婆婆，为何我们家没有？她的回答是，因为我们家有人洗衣服，而且衣服用机器洗容易坏。从小家里也没有看电视的习惯，公公的理论是“客人来家里是交流，不是来看电视的”。因为这样，家里晚上是无声的，婆婆画画，公公看书、写毛笔字，而我，我忘了我在干嘛，应该在发呆吧。但是曾几何时，我家成了有四台电视、四台录影机、三台DVD、两个微波炉、三台冰箱、两个洗碗机。这就是时代的洪流吗？还是因为我进了演艺圈？
人家要是问你，你家里东西有多少，你能怎么回答？你的计量单位应该是什么？从某个角度说，每一个人家里的东西都很多，那是生活长年的累积。但有些东西是可以计量的，譬如说，我问你，你家的酒有多少？
让我打开我家的酒窖瞧瞧。所谓“酒窖”，其实是公公房间里的一个小储藏室。我从来没有看过里面是什么，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门口就堵着一个挂大衣的架子，意思是那里面没有什么，就算有什么，也跟我们的生活无关。要不是搬家，所有人都根本忘记那边有一个门。终于打开后，灰尘扑面而出，门后是满满一柜子的酒，每个瓶子上都覆盖着一层尘封的土。我随手拿下一瓶瞧着，空的，全空的，但瓶口的包装原封未动。这瓶酒没有开过，只是，蒸发掉了。我一瓶一瓶的取出来，大致算了一下，两百多瓶。
长年在家里帮忙张罗的张叔悄悄来到我身后，“另一个储藏室里还有。”“我床头柜子里也有，统统可以当你的嫁妆。”婆婆凑过来说。这话听起来窝心，每个家庭不是都有传家宝吗？但陪嫁几百瓶酒，这是传达了什么讯息呢？悲喜剧成了闹剧了。公公是不喝酒的，但他觉得别人送酒是心意，不应该转送，更不应该转卖，八十几岁的老先生，就这么攒了四百三十瓶酒。多吗？酒之外，类似的礼品类还有茶叶六百多罐、人参两百多盒……
就这么日复一日的战斗，书要丢、家具家电要丢、衣服要丢、剪报要丢——公公四十多年的剪报，及家中老小帮我从娱乐版搜集来的剪报。我的中小学作业、知名不知名的情书，也在以身作则、大义灭亲的心情下，一并收进垃圾袋。
就这么不断地与往事干杯，有天爸爸说话了，“你简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我听了脸上是笑的，心里是酸的。也眼看着已经丢掉的东西，有人晚上拿着手电筒到垃圾堆又偷偷捡回来。就这样谍对谍来回数日，爸爸终于又站在院子里指着我，“红卫兵抄家也不过如此！”
好笑吗？其实惨绝人寰。婆婆声音颤抖地问我说：“我的红木柜你为何不帮我搬到新家？”我跟她说，我量过了，新家的电梯太小，进不去，就算走楼梯搬进了新家，也放不下。然后我就见她独自坐在餐厅看着红木柜哭，她说这次真的不想活了，连这个红木柜她都带不走。我站在那里，完全不知从何说起。
七天这样血淋淋地过去，我坚持了我冷面屠夫的角色。搬进新家的黄道吉日终于来临。当天中午我因为有工作，要姐姐早点到老家，把公公的牌位请出。结束工作我一进老家门，姐气急败坏把一对签塞到我的手里，她说她对着公公牌位磕头磕了一个多小时，签掷了无数次，出不了一个“正签”，意思就是——公公就是不肯走。她觉得公公在耍她。我收下签，请姐先把婆婆带去新家，不要让她最后一个走，以免触景生情。我跟如婷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拿起胶布把一个个老柜子封上，写着“清空”，把房门一个个关上，再次贴起胶布，写上“清空”。
最后回到大厅，我看着公公的牌位，手里拿着签，四周一片安静，心也是静的。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心里说着：“我知道您舍不得离开，我也舍不得离开，但‘家人家人’，家就要跟着人，爸爸还在，姐姐还在，婆婆还在，他们在哪里，您的家就在哪里。”我掷了签，“一正一反”，那是他说好的意思。我继续念着：“婆婆已经在新家等您，她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过，她可寂寞了。”第二个“正反”；应该OK了。这时如婷一旁屏着气说了声：“还要再一次。”
还要再一次？我吸了口气，闭上眼，“亲爱的公公，我知道您最疼我，我们走吧……”我将签高高举起，睁开眼睛看着照片上的公公，手一松——连续第三次的“一正一反”。我用力地把头往地上一磕，突然间，这些天的压抑和坚强彻底瓦解，我伏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每个人都搬过家，但每个家在人心里有不同的分量。有时候你离开的不只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也是舍弃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离开那个空间，等于把你自己的一部分也永远遗留在那里了。某个程度上来讲，你每搬一次家，你的生活也必须重新开始，生命的长度要重新计算。你舍弃的不只是身边的物品和邻居，你也切断时间的延续性。
老房子清空了以后，我不得不忍着伤痛远离公公的味道，远离那些让我记得生活曾是多长多远的味道。但“远离”毕竟不是消失，我是人，我有记忆。味道是淡去了，但我会努力让它保存下来，用我的方法，让我的后代也嗅得到老房子的味道。公公婆婆半个世纪前被迫离开他们的老家，彷徨伤痛何止我的千百倍。但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是这样用记忆和盼望走过来的。我自然也应该这样走下去。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号下午五点十分，我终于看了最后一眼门前的那棵桂花树，转过身去，拉上大门。喀嚓一声，这世界上能有一种声音是这般熟悉又如此惊心动魄吗？走出小小的巷道，我禁不住再次转身，觉得故事还没完。可不是，一片夕阳的殷红中，那个甩着两条辫子的小丫头，左手牵着公公，右手牵着婆婆，正步履轻盈地唱着歌。看着她得意洋洋的样子，你会以为全天下的小孩都不用长大。歌声若有似无地传来，听不真切，但我知道她在唱什么。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山坡上面野花多，野花红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