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 | 企业数字化转型：突破资本与人才瓶颈是关键

在数字技术不断演化过程中，数字化转型是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技术与商业模式间深度融合的过程，其本质是通过充分的数据流动来促进产业效率的提升。在产业的数字化变革和发展中，企业也面临数字化转型的挑战，特别是对于传统企业或转型初期企业，要最大限度发挥企业创新能力，不仅需要充裕的资本投入用于购买软硬件产品和系统运维等服务，也需要大量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供给作支撑。可以说，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除核心技术之外的资本和人才要素也是决定企业能否顺利将数字化资源转变为自身优势的重要保障。

当前，我国数字化技术呈蓬勃发展之势，但数字化供给侧要素市场体系还不健全，不能有效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各类要素市场供求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数字化领域高端人才和资本储备仍处于较低水平，无法完全满足数字技术与消费市场高速发展的时代需求，成为制约企业数字化成功转型、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数字经济资本、人才要素的区域发展分析

城市金融体系建设对于促进产业转型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目前各地为加快推动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纷纷设立政策资金。然而，伴随数字化前沿技术的迅速渗透，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资本要素制约日趋明显。当前我国各城市数字化要素保障体系不完善，众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生产力水平，难以满足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根据对2016年1月至2018年7月互联网、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等领域数字企业风险投资监测数据发现，我国数字经济企业的资本要素集聚度高，主要分布在东部数字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其中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天津和山东等八个省（市）的风险投资额占比高达97.14%。可见，东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融资渠道较为通畅，发达的金融市场为数字企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支持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

但从资本指标增长率来看，东部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风险投资增速相对滞缓，特别是福建、江苏、广东和上海等增长率偏低，整体落后于众多中西部数字经济欠发达地区。以上分析使我们认识到，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开放度较高，数字经济的高涨往往是由资本大量进入市场而形成的，并不断吸引更多的投资涌入。但当地区资本拥挤度过高，相应降低了总体资本回报率时，资本的逐利性便驱使资金流出，相继进入其他地区以获取超额报酬。在这一作用机制下，资本的跨区域流动造成了不同地区资本要素配置及要素回报率差异，有利于改善不同地区发展失衡状况。

根据实时监测的同期数字经济企业招聘岗位数，我们进一步发现，劳动力同样具有较高的区域集中度，仍主要分布在东部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其中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六省（市）招聘岗位数占比达60.23%。但从招聘岗位增长率来看，东部发达地区增速乏力，落后于大部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江苏、山东、北京、浙江和上海等地招聘岗位的平均增速为负值，反映出劳动力市场活跃度不足。可见，伴随欠发达地区数字企业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劳动要素的需求程度更大，特别是对高学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行业高端人才更为青睐。

另一方面，从目前各地数字人才供给侧情况来看，地区数字人才储备不仅在存量上严重不足，还存在人才供给增量上的差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劳动力要素表现出持续、大规模迁徙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流入、流出地劳动要素投入规模状态，也对地区生产要素配置和产业效率带来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在工资报酬差异作用下，劳动者会自发选择迁入高收入地区，从而增加了流入地劳动要素供给量，相应抑制了流入地薪资水平的上涨，但随着流入和流出地工资差异的逐步缩小，劳动者将选择回流，使流入地优质劳动要素供给得到迅速增加；同时，优质劳动力的回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资本要素的流失，在这一作用机制下生产要素投入的地区分化逐渐改变了要素边际产出状况。

数字经济资本、人才要素的行业发展分析

随着实体经济加速向以数字经济为主要载体的新经济转变，数字经济及其催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根据实时监测同期新经济各行业资本与人才要素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新经济行业企业的风险投资和招聘岗位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两项指标占整体经济比重分别达39.95%和12.05%，远超其他新经济行业，是推动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从新经济行业指标增长率分析发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产业招聘增长率为负，风险投资指标增速也在放缓，低于大多数新经济行业。

这种中枢行业的增速减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业的融合效果。由于数字经济涉及的产业关联性强，在实现自我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在与其他产业加速融合，通过其关联效应和扩散效应，使产业结构发生着重要的演变。因此我们看到，当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达到或越过一定水平时，积累的产业优势将进一步打破产业边界、增强要素融合和渗透效应，使行业增速相对减缓的同时，带动和促进其他行业领域转型升级。

需要指出的是，数字技术扩散下的资本与人力的流动所带来的产业融合，也体现出一定空间特性。具有充裕的资本和人力的省市，其产业体系较为完善，传统产业基础雄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也更快，也即单位资本与单位劳动所富含的技术性越高，就越富有商业模式的创新性，组织创新能力就越强，转化的生产效率就越高。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8）》（以下简称新华三白皮书）中的结论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新华三白皮书中指出，“互联网+”产业基础建设水平与城市产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传统产业基础雄厚的城市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较快，一线城市已经衍生出智慧旅游、智慧制造、智慧物流等特色新兴产业，而三四线城市则发展相对滞后，数字经济的渗透率低。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生产要素的行业规模及分布特征，我们发现，无论是数字经济领域的资本要素投入，还是人才要素投入均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要素集中度过高。新华三白皮书亦指出，我国城市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级差，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不均衡、不充分”问题。而从生产要素这一全新视角对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的分析，不仅进一步印证了数字经济发展所呈现的区际差异，也论证了客观存在的行业发展差距。但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数字经济具有典型的“反马太效应”，使区域和行业间出现增长率分异，欠发达地区和行业更加快速的增长将有利于瓦解两极分化现象，使地区和行业之间差距逐渐缩小，成为解决“不平衡”问题的有效途径。

同时，数字经济的存在也能大幅提升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发展效率。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数字经济发展中，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消费场景正伴随数字经济的冲击而不断拓展范围和边界，对城市产业的覆盖程度也日益增加，这一过程吸引了大量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流入。随着地区和产业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当数字经济达到增长上限并表现出明显“挤出效应”，导致要素边际回报率下降时，整个社会生产要素将通过理性选择进行跨区域、跨行业流动，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了产业效率的提升，从而有效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不充分”问题。

对于地区各类行业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言，数字技术和资本要素持续不断地发生演化和更迭，而掌握资本和技术管理的优质人才却将成为稀缺资源。打造和维持强大的数字人才储备，是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基石，没有优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就没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当前，数字技术人才的跨区域、跨行业流动导致了生产要素配置的异质性，有利于优化人才供需结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则更需充分把握人力资源市场状况和运行规律，建立、开发多种渠道引进和培育适合自身发展的人才资源，着力打造长期持续的数字人才优势，才能确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当前，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供给侧改革旨在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华三白皮书中的评估结果显示，在各地区密集出台一系列供给侧改革整体实施方案中，大多数城市能积极拓展数字化应用，并利用数字化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实施。对于数字经济供给侧要素而言，也需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逐步放松不必要的管制，突破人才、资本等要素在空间和行业间流动的制约，才能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带动相关产业和社会全面数字化升级。

提升企业生产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有利于实现企业成功且长远的数字化转型

面临当前数字化浪潮下瞬息万变的技术变革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在实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力求寻找到最佳路径和行动方略。但过往采取粗放式管理、随意性试验和毫无规划的数字化举措不仅容易造成资源的大量耗费和成本失控现象，也严重阻碍了企业长期持续的数字化转型和发展迈进。

在如今数字化高速发展背景下，为更好适应企业运营管理需求，释放长期被压缩的利润空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必须采取精益化管理和运营模式，通过将数字技术、资本和人才要素充分整合，深度融入到企业生态系统中。正如前文分析结果所示，目前国内数字化技术与人才存在供给端与需求端的错配现象，成为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瓶颈。新华三已展开与20余座城市、超过1500所高校在大数据产业的决策管理、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深入交流和探讨，尝试探索利用包含智慧校园、人才培养、教学诊改在内的教育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探索信息类专业人才的培养之道。

在建立数字化技术与人才管理基础之上，同时亦注重对企业生产要素投入产出全流程的合理规划和配置，优化数字化业务流程持续推进不同类型生产要素互融互促，才能从根本上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