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福斯特，美国历史学家，2007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至今，也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
在这个庄严的大学里，我发现自己站在你们面前，是被期待讲出一些最后的智慧赠言。而我站在讲台前，打扮得像个清教徒。我这幽灵似的打扮可能会把我之前的很多前辈吓坏，说不定很多人干脆重新投身于消灭女巫的大计中去了。
但这一时刻，我们面对面站着，面对一个追求真理的时刻。
你们在这里度过了四年的时光。我只做了你们一年的校长，你们认识三任校长，我只认识一个班的大四学生。难道不应该是经验越多智慧越多吗？应该是你们给我传授智慧才对啊。或许，我们的角色应该调换一下，用哈佛法学院教授们随机点名的提问方式，你们问，我来答。
来，让我们想象一下点名式的毕业典礼的提问环节，然后你们来问我：“福斯特校长，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哈佛的这四年到底是为了什么？福斯特校长，你从大学毕业了将近40年，在这40年里你都学到了什么？”
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一问一答，在过去的一年里你们就开始问我了。只不过你们把问题问得更具体了一点而已。我一边试着回答，一边好奇，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自从我2007年冬天上任，就开始有人问我这些问题。问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我是在柯克兰楼吃午饭，在莱弗里特楼吃晚饭，还是在我专门会见学生的工作时段，甚至在国外遇见一些毕业生的时候，你们都在问我。你们问的不是课程设置，不是咨询我的建议，不是怎么与学院联系，也不是学生的生活空间。事实上，也没有人质疑过该不该禁止学生喝酒。但是你们却持续不断地问我，为什么我们都得去华尔街工作？为什么我们中的大多数哈佛毕业生都去金融行业、咨询行业和投资银行工作？
有几十种方式来看待这些问题，也有几十种答案。比如唯利·萨顿式的，当他被问到为什么要去抢银行的时候，他回答说：“因为钱在那儿啊。”你们中的很多人都上过经济学课，学过戈尔丁和卡茨两位教授做的70年代以来的学生择业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惊人的相似。他们发现，就算在金融行业工作有超高的金钱回报，还是有很多学生另谋出路。
确实如此啊，你们中有37人选择去支教；有一个去跳探戈，在阿根廷研究舞蹈疗法；还有一个要去肯亚发展当地农业；有一个数学天赋极高的同学要去学诗；另一个要去参军当飞行员；还有一个要献身抗癌事业。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去法学院、医学院或其他专业做研究生。但是，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金融和咨询，就像戈尔丁和卡茨的调查结果显示的一样。《克里姆森报》调查了去年毕业班的就业意向，结果表明，参加工作的人中，58%的男人和43％的女人都做出了上述选择。虽然今年经济不景气，这个数字还是达到了39%。
优厚的薪水、难以拒绝的招聘方、能在纽约和朋友一起工作、享受生活，还有一份有趣的工作，这些理由都可以解释大多数人为什么踏入了投资和咨询行业。你们中的一些人只想这样过个一两年，认为先赚一些钱才能做更好的事，但是你们又来问我，为什么你们这样择业。
比起回答你们这个问题，我更感兴趣你们为什么问。如果戈尔丁和卡茨教授说得对，进入金融业就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你们为什么还会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呢？为什么看起来理性的选择对你们很多人来说难以理解、不尽合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出于被迫和必须，而不是一项自主的选择呢？为什么这让你们如此困扰呢？
我觉得，你们问的是生活的意义，尽管你们把问题说得很含蓄，你们问的是可观察到的、可权衡的职业选择，而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甚至令人尴尬的形而上的范畴。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你想开开玩笑混过的话，随便借用《辛普森一家》里某一集就够了。
但是，让我们暂时抛开哈佛人自以为是的圆滑、沉着与无所不能，试着从源头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我认为，你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你们不仅想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还想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而你们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你们不确信在有名的大公司拿着丰厚的薪水和可观的未来收入，是否能满足你的内心。
你们为什么会焦虑？这一部分是我们老师的错。你们踏入这个学校的那天起，我们就告诉你们，你们将来是未来的领导者，你们是最棒的，最聪明的，是我们今后将要依靠、并会改变世界的人。我们对你们的期望极大。你们已经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来完成我们的期待：你们在各种课外活动中展现出服务精神，你们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来表达对世界的关注，你们积极参与今年的总统竞选，为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是你们中的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把这些好的品质与职业选择结合起来，有没有必要在薪资丰厚的工作和有意义的工作之间选一个？如果要选，你会选哪一个？能不能两者兼得呢？
这个关于基本价值观的问题、关于调和潜在冲突的问题、关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你们问我，也问自己。你们处在一个需要作决定的转折时期。选一份工作、一项事业或者读研究生都意味着放弃其他的选择。每一个决定都意味着放弃一些可能性，拥抱另一些可能性。你们问我的问题，差不多等于，应该放弃哪条路。
金融业、华尔街招人已经变成了择业困境的符号，代表了一系列比职业道路更意味深长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困境你们终究会遇到：当你从医学院毕业后，你是要做全科家庭医生，还是做皮肤科医生；当你从法学院毕业后，你是去给公司工作，还是做公共辩护律师；你在支教两年后，你要决定是不是还要继续支教。你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你们既想活得有意义，又想活得成功。你们清楚，你们所受的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获得舒适和满足，更要为你们所生活的世界创造价值。而现在，你们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来实现这个目标。
我认为你的焦虑还有一个原因，跟第一个有关系，但又不完全一样。这个原因是，你想获得快乐。你们总是追捧“积极心理学”和“幸福课”的这类课程，想寻求建议，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快乐呢？我能提供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变老。数据显示，像我这个年纪的老年人要比你们年轻人快乐许多。但是我恐怕你们不想等到这会儿才找到快乐。
你们跟我聊摆在你们面前的选择，也跟我聊你们怎么看幸福和成功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如何定义成功，才能让它既包括金钱和名望，又包括真正的幸福。高收入的工作，你又担心不够有意义。但是你要去当艺术家、演员或者高校老师，钱可能又不够花。你们还想从事新闻业吗？等你多年后终于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和论文，你还想当英语教授吗？
答案是，如果不去试，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但如果你不试着去做你所爱的，不论是画画、生物还是金融，如果你不追求那些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业，你就会后悔。生命很长，总会有B计划。但是不要一开始就退而求其次。
我管它叫做择业-停车位理论，这几十年来一直在与不同的同学分享：你不要想着肯定没有停车位了，就把车停在距离目的地20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应该直接去你想去的地方，如果车位满了，再绕回来。
你们可能喜欢投行、金融或咨询，它可能就是你的最佳选择。也许你们和我在柯克兰楼吃午饭时遇到的那个大四学生一样，她刚从西海岸一家知名咨询公司面试回来。她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我讨厌坐飞机，讨厌住酒店，我不会喜欢这个工作的。”那你就大可找个你喜欢的工作。如果你醒着的一半时间里，都在做不喜欢的事情，是很难感到幸福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你们既是在问我，同时也是在问你们自己。你们在选择道路，同时又质疑自己的选择。你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但不确定自己选的对不对，这特别好。关注你的生活，反思它，去想想怎样才能好好地生活，想想怎样才能做真正有价值的事，这些也许就是人文教育教给你们的最宝贵的东西。
人文教育要求你们自觉地生活，要求你们有能力为正在做的事寻找和定义内在的意义。它教会你们分析和评估自己的行为，让你从容把握生活，并掌控发展路径。人文教育在这层意义上，让你更加自由。它们给你能力，让你开展行动、发现事物意义和作出选择。你自己的努力，是通向有意义的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不要停歇，随时准备着改变方向。记住我们对你们寄予的厚望，就算你们觉得它们实现起来遥遥无期，也要记住，它们至关重要，是你们人生的北极星，指引你们到达充满意义的彼岸。你们生活的意义要由你们自己创造。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你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欢迎你们经常回来，告诉我，你们的近况。
翻译 赵颖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