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寄余生——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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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和合书苑的读书会，王姐推荐了这两本书《沧海寄余生——苏东坡传》、《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作为一个理科女，很少看这类书籍。觉得应该去尝试涉猎一下不同的类型。于是借了包租婆姐姐的书，又买了一本回来读。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世称“苏东坡”。

少年苏轼“奋厉有当世之志”；弱冠时，他“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且高中进士，一举成名，并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成就了“一门父子三词客”。受欧阳修的赏识，成为欧阳修的门生。此后，他因为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新法，被迫离京。后又因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陷入“乌台诗案”，锒铛入狱，进入人生的转折点。此后写下游庐山最为著名的充满哲理的《题西林寺壁》。经历人生起落，却依然能和当时政见不合的王安石一笑泯恩仇，成为忘年交。后被召还朝东山再起，青云直上，从元丰八年（1085）的5月到元祐元年（1086）年的九月，短短十七个月，苏轼从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员，提升了六个品级，飞跃了十二个官阶，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此后独修一身却难容于新旧两派，请辞避居杭州，新帝（哲宗皇帝）亲政，苏轼被贬岭南，后两个月内，四道贬謪，一贬再贬。在惠州度过三年，朝廷小人没有放过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被诏海南。后被赦回常州却大病不起，65岁寿终。

  宋朝是中国历史最有品味的朝代。有辞赋酎酒，有丝弦佐茶，有桃李为友，有歌舞为朋。文人最想生活的朝代，宋朝高居榜首。文人在这个朝代都被惯成傻大胆，地位空前的高。

      虽然唐代末期因陆羽的《茶经》而成为一种文化，但在宋代才成为文人品质的象征，吃茶的器具，也在宋代登峰造极，到了清代，仍被模仿。

  来看看苏东坡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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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东坡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之一赵祯的统治之下，政府极力奖励文学艺术事业。国内太平无事，北方的游牧民族，如金、辽、西夏，本来常为患中原，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在这样朝廷之下，贤良之臣在位，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恩宠，侍奉皇帝，点缀升平。正是在这个时候，童年的苏东坡听到了欧阳修、范仲淹、文彦博等人的大名，心里深受鼓舞，心想自己长大了也要像他们那样，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后来的历史证明， 苏东坡的理想实现了，他数次上书，走到时代的前沿，他为老百姓的疾苦奔走呼号，为人民的利益大做善举。他身处逆境，不消极悲观，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名列“唐宋八大家”。他从一个小人物成长为影响宋朝政治的重要人物，从一介书生，成长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大文豪之一。

    可见，有什么样的自我期许，自然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信念；有什么样的信念，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态度；有什么样的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苏东坡一生不断经受挫折，但是，没有谁能打败他。从苏东坡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保持志向就如同争取高贵的名誉一样重要，志向是一个人走向成功最有力的保障，生活中缺少什么都可以，但是，唯一不能缺的就是志向！人若无志，就像船无航向，茫茫大海，不知该驶向何方。一个人的志向，决定了他的发展方向和努力的程度。

按照心中的价值取向坚持走自己的路

    苏东坡说，有些人凭着何种各样的“虎皮”，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的一帆风顺。但是假的总是假的。我们不必眼红那些披着“虎皮”的人，更不要去效仿。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被曝光在太阳下面的。

    苏东坡不刻意追求政坛名望，但在官场上按自己的想法尽力为百姓做事，他觉得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顺，不足诧异；接着他的同党当政，按理他可以地位日隆，可他“一肚皮不入时宜”，使得人们认为他不够为一个好党人。苏东坡这种不为名利左右的孤高性格，非常人可及。一段时期，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只有了解苏东坡内心价值观的人，才会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他无心于获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弄到手的。作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

以平常心面对不平常的事情 ，残缺也是一种美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苏东坡仰望星空，半个月亮，好看去好像残缺了，但却如此的美。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常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不幸，或者会被什么东西遮住自身的光芒，但是，如果换个角度看，又何尝不是一种美？

    余秋雨先生说：“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44岁至48岁，这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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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沧海寄余生——苏东坡传》、《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苏东坡：人生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