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看脑型就知道一个人聪不聪明？脑袋大一定聪明？找工作摸脑型；丈母娘挑女婿摸脑型；领养孤儿摸脑型；参与政治竞选摸脑型；为了让婴儿更聪明，给婴儿脑袋上夹板；为了防止囚徒重返社会后作恶，给囚犯压脑袋……这样的事听着很荒唐，但是在历史上，这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情。
侦探小说的祖师柯南道尔在《蓝宝石案》里讲过一个有意思的故事：神探福尔摩斯由一个大号的帽子推断出，帽子的主人智商很高，理由是脑袋越大的人越聪明。世界知名文学家夏洛特·勃朗特在名著《简爱》当中，对男主角外形首要特点的描述，就是脑袋大、额头高、眉间距比较宽，而坏人的特点是脑型都是尖的、眼睛圆小发亮、眉骨突出。恐怖悬疑小说的鼻祖爱·伦坡，更是不厌其烦地多次在小说当中描述人的头颅的外形。不但这三位作家如此，近代欧美的许多作家，都曾在作品中不吝笔墨地描绘主角头颅的外形。此外，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美国的第20任总统加菲尔德也曾多次提到过头颅的形状与人的性格特点。一次两次是巧合，十次八次可就不是巧合了。为什么他们对头颅形状这么感兴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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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的某天，在德国一个名叫提尔芬布鲁恩的小村庄里，村长家里生了一个孩子，名叫弗兰茨·约瑟夫·高尔。村长虽小，也是个干部，平时找他办事的人很多，而且村长大人还是个小商人，迎来送往，基本上每天都门庭若市。幼年的高尔很喜欢观察客人的相貌，经过长年累月的观察，他发现凡是记忆力超群的人，眼睛都很大，而且外突。由此，他幼小的心里产生了一个想法：是不是性格能力具有某些共同点的人，在外貌上也有相似之处呢？
长大以后，他到维也纳当了一个内科医生，热衷于人体解剖，凭借精湛的医术很快就在维也纳声名鹊起，成了远近有名的内科名医。但是他有一个奇怪的爱好，那就是像接见小战士的老首长一样，喜欢摸人脑袋。
之所以有这个奇怪的爱好，就是因为小时候在他心里扎根的那个奇怪的想法——人的性格能力的共同特点，与外貌特征必然有某种联系。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使猜测成为有客观依据支撑的科学理论，他进行了准确的分类研究，比如摸胃肠病人的脑袋、摸孤儿的脑袋、摸死刑犯的脑袋、摸警察的脑袋......别人见面握手，他见面摸人脑袋。经过坚持不懈的研究，他倒是也发现了一些论据，比如许多盗窃犯耳朵上方的颅骨一侧的同一区域都有隆起，于是他认为所有的盗窃犯都有这样的特征。高尔不但研究活人的颅骨，还收集死人的颅骨，搞得整个维也纳都知道他喜欢摸脑袋，以至于当时有许多人立遗嘱的时候特意声明：“我死后要保护好的脑袋，不要让它成为高尔的研究对象。”
随着时间的流失和研究的深入，高尔逐渐推演出了一套后来被称为颅相学的学说。在对研究个案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高尔提出，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被简化成27种能力，比如繁殖能力、勇敢、智慧、狡猾、自尊、文学等，这27种能力在大脑上都有相对应的区域，不同区域的发育程度不同，包裹大脑的颅骨就会显示出相对应的特征，哪一个区域发展得好，相对应的颅骨就会隆起，哪一个区域发展得不好，相对应的颅骨就会凹陷。
此前，西方虽然也有相人术、相面术，但是它们都没有什么现实依据，太唯心主义，有现实基础的颅相学横空出世之后，迅速风靡，吸引了很多铁杆粉丝，前面提过的夏洛特·勃朗特、爱伦坡、柯南道尔、维多利亚女王等人，都是颅相学的支持者。然而，教会也因颅相学的唯物主义色彩，而对它发起了抵制，将高尔的著作列入教会的禁书目录，禁止他发表公开演说。
于是，高尔离开维也纳，移居到了巴黎，在这里，一个叫施普茨海姆的热情粉丝登门拜访，情愿追随高尔，当他的副手和秘书。从1804年到1825年，两人的合作时间长达20多年，先后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扩大了颅相学的影响力。
任何一种学说都不是绝对没有漏洞的，难免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19世纪20年代，一个名叫理查德·博森的著名学者去世，此人以惊人的记忆力和判断力而闻名，死后，他的颅骨成为高尔和施普茨海姆的研究对象。按照颅相学的说法，聪明人的颅骨比笨蛋的颅骨薄，然而解剖结果证明，理查德·博森的颅骨甚至必大多数被解剖者的颅骨都厚。当时有一则报道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起事件）令所有的颅相学家惊慌失措，令所有的傻瓜大受安慰。”有人就此询问高尔的意见，高尔说：“我不能理解那么多知识是如何进入这个颅骨的，但是我可以理解的是，一旦知识进去，就出不来了。”
1828年，高尔去世，颅相学家认为解剖他的头颅是理所应当的，这也是对颅相学开山祖师最好的纪念。解剖结果令所有人大吃一惊：高尔的颅骨也很厚，与理查德·博森的相比并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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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去世之后，他的助手施普茨海姆出任颅相学门派的掌门人。
两人有过长期的合作是事实，但是有过激烈的争论也难免。有意思的是，之所以产生争执，是因为对人性的认识不同。一方面，高尔认为长啥样就是啥样，脑袋里长了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人，繁殖能力区域太突起就一定是色鬼，而施普茨海姆认为先天的东西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另一方面，高尔研究颅相学的目的是想把它变成一门科学，更像一个学者，而施普茨海姆则想把颅相学变成有商业价值的东西，如果说高尔是产品研发者，施普茨海姆就是市场营销者。
一个偶然的机会，施普茨海姆认识了苏格兰颅相学家乔治·库姆，两人一拍即合，很快走上了推销颅相学的道路，在市场营销的道路上四处征战，开疆拓土。他们来往各国，经常做巡回演出，在一些演示中，他们利用磁铁为道具，当磁铁经过人脑的“崇拜区域”时，被实验者马上对实验者表现出崇拜的神色，当磁铁经过“贪婪区域”时，被实验者则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掏实验者的口袋。显然，被实验者是托儿，但是观众依然看得如痴如醉。随着颅相学的传播，施普茨海姆和库姆成了美国和欧洲的知名人士，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甚至邀请他们出席重大典礼。
施普茨海姆去世之后，他的颅骨同样被当成了研究对象，被解剖之后，人们再次惊异地发现，他的大脑居然重达1.6千克，远远超过人体的大脑均重。这么重的大脑有什么具体的研究价值？大家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关心，但是很多人由此对颅相学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颅相学的名气也因此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有资格从施普茨海姆手中接过大旗的，除了库姆再无其他人选。库姆的营销才能并不次于施普茨海姆，当时他在欧洲和美国建立了45个颅相学研究协会，发明了一些测量颅骨的专业器具，编写的《人的构造》在19世纪与《圣经》和《天路历程》齐名。据说在19世纪的美国，这三本书是每一个家庭的必备书。
库姆虽然致力于颅相学的商业化，但是他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人，而是一方面用颅相学赚钱，一方面用颅相学推动社会改革，比如教育改革、精神研究改革、狱政改革等。美国的种族歧视者企图让他从颅相学的角度证明黑人低人一等，天生就是劣等种族，库姆拒绝这样做，认为黑人和白人一样都是平等的；还有人企图让他证明女性在情感和智力方面劣于男性，他也拒绝了，坚决抵制将女性划分为二等公民的行为，针对这一点，《波士顿妇女杂志》说，在提升和改善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上，颅相学的力量仅次于基督教。
1858年，颅相学的第三任掌门人库姆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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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库姆之后，出任颅相学掌门人的是福勒·奥森、福勒·洛伦佐和萨缪尔·威尔森。奥森和洛伦佐是兄弟，威尔森是他们的姐夫。三人联手创立了“福勒和威尔森家庭公司”，在商业化的道路上更进一步，把颅相学彻底变成了“通过头皮扒取钱财的科学”。他们发明了许多测量颅相的量具，出版了很多关于颅相学的书籍，其中，配有丰富插图的《颅相学自我指导》一经出版，立刻成为红极一时的畅销书。此外，他们还在美国的许多城市建立了连锁式的颅相学营业厅，仅纽约的颅相学陈列室就收藏了几千个颅骨。
福勒和威尔森家庭公司对当时美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治家要参与竞选，必须请颅相学家鉴定脑型，看是否具备从政能力；公司招聘，面试者必须被鉴定脑型，看是否对公司忠诚；老丈母娘看女婿，未来的姑爷必须被鉴定脑型，看是否值得依靠；到孤儿院领养孤儿，院方必须鉴定收养人的脑型，看是否有爱心……为了使孩子将来成为有用之才，许多人用木板和绷带把婴儿的头颅绑成固定的形状；颅相学家认为有些人犯罪是因为大脑的暴力区域发达，于是司法人员就用特制的工具按压囚徒头上的特定区域；比如当时纽约的《太阳报》上有这样一个招聘广告：
急招男性学徒，身体强壮，年龄不超过15岁，可以学到一门深奥但是有用的手艺，应聘者必须带一份福勒和威尔森公司的颅相鉴定报告。
对颅相学趋之若鹜的众多粉丝当中，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对颅相学的鉴定结果尤其满意，惠特曼先后5次把这份报告印在诗集《草叶集》上。不仅如此，他还在《草叶集》当中多次提到颅相学术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评论家不明白《草叶集》当中为什么会反复出现16和164这两个数字，后来才知道这两个数字竟然只是一本颅相学著作当中的两节。
在柯南道尔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当中，颅相学爱好者詹姆斯·莫蒂斯教授这样评价福尔摩斯的头颅：
福尔摩斯先生，我对你有很大的兴趣，我从来没有见过脑壳像你这么长的颅骨，你介意我摸摸你的颅骨吗？在得到你的颅骨之前，你的颅骨模型对任何人类学博物馆来说都是贵重的。我得承认，我垂涎你的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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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曾经风靡一个多世纪的学说，颅相学为什么后来会渐渐失去信徒，丢城失地，变成和占星术、观相术一样的伪科学呢？
首先，颅相学的理论基础是有问题的。众所周知，人的性格和能力的潜力是无限的，而颅相学归纳的仅仅是一些普遍化的东西，用表象化的东西去解释复杂的大脑构造，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颅相学的论证方式也是有毛病的，是循环论证的。比如说：一个富豪和一个乞丐的命运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富豪脑部的贪婪区域是凸起的，乞丐脑部的贪婪区域是凹陷的；那么，怎么能确定贪婪区域在哪里呢？富豪脑部的某个区域是凸起的，乞丐脑部的某个区域是凹陷的。遇到对自己的学说有利的事例，颅相学家就大肆宣扬，遇到不利的事例，他们则选择沉默或者巧言令色地诡辩，而不是从科学角度给予说明。
按照颅相学家的说法，在数学方面有突出才能的人，大脑前额的某个区域比一般人的大，然而，鉴定了数学家笛卡尔的颅骨后，施普茨海姆发现结果恰恰相反，对此，他的说法是“笛卡尔或许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么伟大”。1873年，幽默小说作家马克·吐温访问伦敦，与颅相学家洛伦佐会面，经过鉴定，洛伦佐发现马克·吐温的“幽默区”不是凸起的，而是凹陷的，他的说法与施普茨海姆如出一辙，“或许马克·吐温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幽默”。法国生理学家马戎第对数学家皮埃尔·拉普拉斯非常崇拜，妥善地保存着他的大脑，为了验证颅相学的真伪，马戎第邀请施普茨海姆鉴定拉普拉斯的颅骨，但是他悄悄地做了一些小动作，用一个低能者的颅骨替换了拉普拉斯的颅骨，结果，施普茨海姆居然给出了一个评分很高的鉴定报告，于是，马戎第在《人类生理学初论》当中提出，颅相学只是一门伪科学，应该被彻底摒弃。
其次，随着脑科学研究的发展，客观的科学依据给了颅相学致命一击。19世纪的脑机能研究者弗卢龙，做过一些脑组织切除对动物行为研究影响的实验，经过总结，他在《评颅相学》当中，提出了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更加严谨的结论：颅骨厚度随着部位的变化而不同，颅骨的轮廓与脑轮廓并不是对应的，不是说大脑长什么样，包裹大脑的颅骨就必然是什么样。
“内忧”加上“外患”，颅相学逐渐被人们淡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即使如此，颅相学的历史贡献还是有的。在它之前，人们倾向于相信心是思考器官，而颅相学家认为大脑才是思考器官，在人类历史上，这无疑是前进的一步；另外，颅相学家认为人的心理特征是可以测量的，在个体差异观念的指导下，为了记录和评价个体的不同能力，他们精心制作了一些量化数据，这就为后来的差异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今天看来，颅相学是荒诞的，但是有时候颅相学家也会误打误撞地做出一些精准的测算。1906年，一个颅相学家给一个4岁的小男孩鉴定颅骨之后，说这个小男孩将来在食品工业领域将会做出非凡的成就，后来证明果然如此。这个小男孩叫雷·克洛克，即麦当劳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