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手停不下来？

——《支离人》与现代生活

我发现我的神经不再属于我，

缺氧的脑袋不能支配双手。

——永邦《支离人》

电影自其诞生以来，一直受哲学家、精神分析家们等人青睐。因为，一场电影好比是一场梦，片段与片段相互拼凑，所映射出的正是人类内心的“不可言说”，于是，哲学家、精神分析家们便可欢天喜地从中寻找验证自己理论的证据。

为此，齐泽克还曾拍过部略有些怪异的纪录片，叫《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表面上，这位当代大哲似乎在循循解读各类影片，而实际上，却是将电影拿来当自己学说的注脚。于是，一路看下来，感觉不像是看完一部纪录片，倒像是读了一篇论文。照此逻辑，电影，乃至生活中的各种琐事，都包含了某些形而上层面的东西，等待着如齐泽克等哲人去发掘。

虽说这种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的方式多少有些别扭，仿佛《红楼梦》中贾瑞端着风月宝鉴看凤姐，明明一个大美人，叫镜子这么一照，全然只剩一副骷髅而已，不过，有了这种让我们多绕几个弯儿来思考一些问题的“看法”，在某些时候，倒也可作为“裸眼”以外的一种补充，毕竟只是少数人这么干嘛。

几年前，一次偶然（输错了关键词），找到一部极诡异的电影——《支离人》。想着随缘即观之，乍一看，此片制作实在算不上精良，剧情也不甚出彩，查了相关资料后发现，主角杰夫·法赫竟在著名的B级片《刑房》中也出演过，而导演埃里克·瑞德更是惯于拍摄恐怖电影，于是恍然大悟，敢情这片儿就是个B级片以上、商业片“未满”的电影。

全片剧情倒是简单。心理医生比尔不仅是老师，还帮犯人做心理辅导，在一次车祸中，他的右臂必需截肢，主治医生韦伯为其做了移植，而且手术相当成功。但是，当比尔回家后，他开始觉得不对劲，常常有血腥、杀人的画面在他的脑海划过，于是他去做了指纹比对，发现这只手属于一个已被执行死刑的杀人犯，而那个杀人犯曾杀过五个人。因此，比尔开始怀疑这样的手术是否会影响到他的，于是他找到另一个也接受过手臂移植的人，那个人是一位画家，自从他移植了犯人的手之后，他所画的画全都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另外一名接受双脚移植的病人，自从接受了双脚移植之后，当他开车时，脚常常会突然不听使唤，而差点发生车祸。而事情更为诡异的是，原来这名杀人犯还没真正死亡，他正通过韦伯医生想恢复自己的身体，于是正邪对战将故事推向高潮。

结局当然是邪不胜正，凭着主角光环，比尔终于破坏了杀人犯和邪恶医生的复活计划。不过，这里也留了我们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身体在生活中到底居于何种地位？

1、不受控制的身体

喜剧片中，常出现这样一类场景，出于某种原因，主角的身体不受自己控制，结果做出很多令人捧腹的滑稽动作，典型如《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当然，因为是喜剧片，所以，滑稽动作最终导致的不过是小麻烦不断，终究都没酿成什么事端。

不过，转到恐怖片，这就不是小事儿了。《驱魔人》中，小女孩的身体被邪灵占据，《闪灵》、《咒怨》中，怨灵寄宿于主角们的身体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可能被转化为邪恶实现其意志的工具。

事实上，在今天，不受控制的身体，简直就是一种常态。你以为是自己要学习，实际是公司、社会彼得急；你以为是自己要减肥，实际是老板默默地将升职加薪机会给了比你年轻貌美身材火的同事；你以为是自己要结婚，实际是家中父母催得紧。

但是，一旦承认了存在全然与自己意志无关的行动，某种意义上，这些“被动”行为在让人极其难堪的同时，也让人产生一种“解脱感”：嗯嗯嗯，这不是我自己做主得了的，是别的东西控制了我。于是，在这种被控制之中，我们内心生出了从既定义务中逃离的快感。

说着说着，我们似乎走到了黑格尔所谓的“主奴辩证法”的领域中。一方面，主人似乎作威作福，奴隶在这样的权势面前只有卑躬屈漆，另一方面，主人则是牢固地被供养奴隶的义务所“控制”，而奴隶则在其中找到了逃离义务的“快感”。

从这种角度出发，电影《支离人》可以被理解为主人公逃离自己所犯罪行的一种“借口”。当比尔与其他接受移植手术的人感受到因移植而获得某些“好处”时，他们是相当享受这样的意外收获的。比如，原先画家的画相当中规中矩，而在移植手术后，画风大变之后暴得名气，纵然自己已经觉察到有些不对劲，但他对此视而不见，而是将其合理化为灵感突发。但是，当“好处”转变为对人对己的“坏处”时，比尔敏感地觉察到这种转变，并采取了某些行动试图消除负面影响。直至最后，他将这种罪恶行为归结至外在力量的影响。

难以区分的是，在这只“邪恶的手”还属于自己的时候，我们如何判断，罪行到底是由谁犯下的呢？是它现在的主人，还是它的原主人？

2、身体的罪恶？灵魂的罪恶？

要分析上面的问题，有一个人必须提到，那就是笛卡尔。

别以为笛卡尔只是一个“坐标系”的命名者和发明者，在西方思想史上，笛卡尔可说是一名与爱因斯坦齐名的奇才。虽然，我们都知道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正是因为这句话，笛卡尔才更为虔信上帝。

我思故我在，通过“思”的活动，让自我找到一个确实存在的证明，但是，这个自我是僵化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之中，还存在着诸多“自我以外”的事物，如果不解决自我与世界的联系问题，那么，自我就像是在海里呛了半天水、抓不着救生艇的落水者，最终不免因为体力匮乏而淹死。如果说，为自我存在找证明已经够普通人想一辈子，那么，怎么将这个自我与世界相联系，这才是让天才笛卡尔想破脑袋的事情。

万般无奈下，笛卡尔只得求助于神学，搬出“上帝”这个万金油。他说，嗯，正是有上帝的存在，才让自我与世界有了确定与实在的联系。

但是，这样的论证为后来所谓的“身心二元论”留下了隐患。笛卡尔说：“是灵魂在看，而不是眼睛在看。”在“我思故我在”的论证中，自我以心灵的方式得以呈现，与此相对的则是世界。透过万能的上帝，自我找到了一条救生艇得以将自己送到彼岸的世界。而“身体”作为心灵与世界之间的桥梁，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境地，它既是心灵延伸的极限，也是世界接触心灵的窗口。

有上帝存在，一切OK，但是，当启蒙的力量将上帝“驱逐”，身体的难堪处境就进一步凸显了。

另一方面，在古希腊文明废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神学，抛弃了原先古希腊人对“身体”的崇拜（这种崇拜尤其体现在古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中），“身体”被认为是低等的，是劣于灵魂的，只是灵魂的暂时居所、以及束缚和让其堕落的源头。

于是，笛卡尔的身心对立，与基督教的鄙视身体，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禁欲的身体观。身体必须时时刻刻置于“被规训”的位置上。一旦放松警惕，来自不可知世界的邪恶力量就会透过身体来作祟，最终让灵魂堕落。

3、移植——邪恶的转移

如果说，在过去，个体的堕落还只是间接地影响到他人，那么，移植这种方式，变相地将邪恶之源直接接到了我们的身体之中。

梅洛-庞蒂认为，物体之所以是某物依然依赖于身体对它的把握，所以“物体是在我的身体对它的把握中形成的”，物体并不能脱离身体的感知而成为物体（或者说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因此“物体不可能与感知它的某个人分离，物体实际上不可能是自在的”。

这种物体在身体的把握中存在的特点，在身体把握自身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了。身体又是如何把握自身以及与自身类似的身体呢？尤其是在影片中的“移植”案例中，当原先作为“异质”的身体，被新的身体所接纳时，作为主体的身体如何对待曾经是客体的身体。

而这一问题也涉及到，如何处理寄宿于被移植身体的灵魂的部分。

当身体还是一个整体时，问题并不存在，因为，身体与灵魂是协调一致的，谨慎的身体与谨慎的灵魂相对应，而罪恶的身体与罪恶的灵魂对应。任何针对身体的惩罚，同时也是对于灵魂的惩罚。但是，移植这种技术手段让身体的统一性被打破，一种身体与灵魂的错配便产生了。

身体在面对外在的事物时，只需简单地将之视为纯粹的“客体”即可。为了恢复被打破的统一性，作为主体的身体试图让客体的部分身体服从自己的安排，但是，这个所谓的“客体”本身就是另一个“主体”，如此，身体就成了主体之间的斗争场所。

4、广义的“移植”

当然，一般情况下，很少人会经历移植手术，但是，技术进步让我们面临另一个相似的问题，即手机等移动设备的使用。

麦克卢汉曾言，媒介即人体器官的延伸，当我们每天超过4个小时和手机难以分离时，某种意义上而言，手机俨然就是被“移植”到了我们的身体上。即使我们争辩说，手机是纯粹的技术产物，是冷冰冰的“物”，与那种寄宿着邪恶灵魂的身体不同。但是，当手机中一条条信息跳跃、提醒人们做这做那时，我们难以分辨，其中是否真的就没有灵魂存在。

这就如曾流传过一个段子所说，如果有一天外星人造访地球，他们会发现，统治地球的是一种会排出污秽气息、发出轰鸣怪声、方方正正的铁家伙们——汽车，而人类不过是寄宿于这些铁家伙之中的寄生虫。仅仅从外在表现来看，我们很难说清手机里没有一个自主的灵魂。

于是，这种另类的“移植”就意味着身体的统一性再次受到了挑战。

我们常说，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将所有人的生活拖入一种碎片化的状态中，但这种大而化之的概括并不能让人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实际上，正如之前说过的，一个撕裂的身体在今天必然是一种常态。

不多说了，我的手又不受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