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与“专”：我们需要的是“通才”还是“专家”？

记得读大学时，蔡鸿生老师曾建议我们要常服“两味药”：二陈汤，一钱丸。“二陈”是陈寅恪、陈垣先生的著作，“一钱”则是钱锺书先生的著作。若从现代学术分科的角度来看，陈垣先生的著作无疑是最符合“历史学”的分科标准，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则横跨文史两个学科，钱锺书先生的作品则更多的应该归结在“文学”或者“文艺学”的学科，于是便容易产生疑惑：为什么历史学的学生，要读文学或者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书目？

前两年，蔡鸿生老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又提到，他这几年主要读的是“小红”：黑格尔的《小逻辑》及曹雪芹的《红楼梦》，他认为这两本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那么，好玩的问题来了：一位历史学的知名教授，为什么推荐的书目却并不是以历史学为主呢（也许很多人觉得应该推荐《史记》和《资治通鉴》）？

如果从近代分科的角度来看，历史学、文学、哲学应有各自的学科分野，而在科学大爆炸的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确是可遇不可求的，大部分通过博士训练体系出来的学者，都会选择一个专门的题目越做越深，因此虽为“博士”，实则是“专家”，对自己的研究区域熟悉无比，但对其他的领域和学科则了解甚少。但从中国传统的学问体系来看，“文史哲”实则是相通的学科，以《资治通鉴》为例，虽是史学巨著，实则其中贯彻着明显的理学思维，所以钱穆先生认为“旧学宏博，既需会通，又求切合时宜，其事不易。”要推动中国学问“预流”，不受欧美学科分科的约束，“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惟有以“通”为学，才能解决学界风气一味窄而偏的问题。

所以桑兵教授在其新著《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中指出，所谓“通”的境界，首先就要打破专门和分科的画地为牢，“回到问题本来不分科的状态”，关注各个枢纽性的问题，“成竹在胸，各个击破”。学习近代以来的学术打假，不要固步自封，“不会畛域自囿……不仅文史兼通，而且博览群书”。以“通人通儒”为目标，并非为了写就各种面面俱到的通史巨著，而是要“真正贯通所有事实道理”，“整体贯通、具体，才能深入且得其所哉。”这也提示了在今日治学的一条可行之道：虽然囿于时间、条件的局限必须做一“专家之学”，但在治学的过程中必须要有一个“放眼看书”的过程，而且思考问题不能以自己的本位为事实的本色，而是贯通上下前后左右，以“八面看山”的滴水不漏，寻找对事实和道理的最合适描述和阐释。这不仅是治学的道理，大概也是为人处世的秘诀。

年轻时候，或容易落入轻狂而不知天高地厚的陷阱，以为自己的年轻激情即是世界的正道所在；或容易过早为世俗的标准所困囿，无法以超越的眼光判断时下的现实与本质。这大概也就是高等教育为什么要以“通”为培养学生的基础，只有让学生具备基本的判断能力和拓展视野的自觉，才能在专业的学习过程中不至于过度的学科本位，而导致学科间的人为隔阂。即使力不能达，也不要自我矮化，方是象牙塔中可以坚守的一分对学术本位的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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