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决定了官僚体系的效率低下

我们总是假设每一个政府会承担“最大化社会利益”的责任，我记得胡适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好人一定要进政府”，我完全能够理解胡适先生的心情，因为一个有理想、有品格、有操守的官员才能为这个社会带来最大的福祉。但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好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正直的行政人员往往受到排挤，钻营的官吏确时常青云直上。而更多的时候，正直和苟且之间常常难以有界限，我想大多数官员内心最大的向往和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谋求衣食住行的舒适、安享家庭和美的幸福、也就是说，政府中每一个行政机构的人员并非“特殊材料”制成，凭什么要对同是普通人的官员有如此之高的道德要求呢？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政府这个由人组成的组织形态和机构，就有每一个普通人的特性，而官僚体系的最大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事情做对了，公众认为是应该的；做错了，会有舆论危机，被同僚授之以柄，在未来晋升中处于不利地位。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决定了官僚体系效率低下，这也是我们常常失望的根源。可是如果在行政方法的使用过程中，避开传统官僚体系的模式，运用一些市场的原则，可能会收到奇效。

70年代以前，美国的企业排染严重，就跟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于是美国政府采用了一个措施，就是给减排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财政补贴的成本等于节能减排的成本，但我们知道，政府是不可能掌握企业的成本信息的，只能要求企业自己报。结果可想而知，每一家企业都想要得到更高的财政补贴，于是企业在成本信息中通过各种财务的办法，虚报自己的减排成本，从而获取美国政府的高额补贴。我们也许会问？美国政府傻啊？为什么不对每一个上报的成本信息进行有效的核算和监督检查呢？大家知道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有多少的企业，进行无比精确的审计和监督检查，实际也是一个巨额的成本开支，这个成本测算出来可能高到不值得去做、甚至不可负担的地步。而更重要的是，政府本身也不会有大的动力去核查，因为就像我上面说的一样，它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官僚机构进行监督的收益和风险是不对称。美国联邦环保局为此烧坏了脑子，企业年年增加减排成本，政府花了巨额的补贴经费，但是效果却非常一般。

后来，美国联邦环保局在经济学家戴尔斯的建议之下终于想到一个绕开传统政府监管的方式，采用市场的方法，实行排污交易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一个地区，通过测算，给出一个指标，这个地区今年排放污染的指标就是100吨废水。同时如果这个地区有5家企业，这100吨废水就根据每个企业的情况，分别配给30吨、20吨、10吨、26吨、14吨污水排放的份额。好，每个企业绝对不能超过配给废水的额度。一家企业如果觉得今年要扩大生产，感觉自己的排污必然超标，那怎么办呢？可以向其他今年不会超标的企业购买排污的额度。要注意，排污额度的价钱是由市场决定的，对于减排的企业来说，如果今年更新设备、改善管理，它的排污量比原先来的低，那么他多出来的排污额度就可以放到市场去卖，而且还能卖到相当高的价钱。大家知道吗？美国联邦环保局通过交易价格发现，原来企业的实际减排成本仅仅为之前企业上报数字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僵化的补贴制度，使得纳税人多花费了十倍的价钱去控制污染，还收效甚微！

所以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胡适先生说，“好人一定要进政府”，可是从上面的例子来看，在治理污染的方面，其实不需要太多什么刚正不阿、对环保深刻同情、关怀社会的好人环保局长，而只需要运用恰当的方式就可收到奇效。大家如果还对我前几期谈亚当·斯密的龙虎小轩有印象的话，就会记得我曾说到过亚当·斯密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转，不能依赖他人的同情心或者利他主义，必须靠激起他人的利己之心来实现”。美国联邦环保局的后来的方式可以说就是抓住亚当·斯密市场理论的精髓。（图片源自网络）

（欢迎关注微博&喜马拉雅：龙虎小轩，长按二维码关注 龙虎小轩 公众号）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 龙虎小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