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人的理想与食物有关

从很小开始，我就有一副好胃口，很多人都说我像“七把叉”，我最初不知道他是谁，后来看连环画，知道他是一个胃口奇好但最终在一次饮食比赛中被胀死的可怜家伙,为此我很忧伤。我忧伤不是因为人们说我像那个长得奇丑的瘦子，而是锥心刺骨地感叹，为什么这么美好的比赛，在我身边就没人举办呢？

父亲对我的大胃口颇有微词，认为我那样的瘦骨骼板根本不可能消化那么多饭。因为按当时供应的粮食定额，我每月只有24斤，父亲说，这只够你吃半个月，如果你再敞开肚子吃，那么，别人就要挨饿了！

为此，母亲和父亲吵过几次架，她说：他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宁愿挨饿，也要给他吃。

同意她想法的还有我的外婆。在我“长身体”的那几年时间里，老人家每晚临睡前都会跑上数百米路从家里给我端来一碗饭，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她总说自己老了，胃口不好，吃不了那么多。事实上，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她老人家已八十三岁了，但依然能吃两碗白米干饭。遗憾的是，当年贪吃的我，却只在意饭菜的香味，而忘记体会饭菜背后隐藏的东西。

我的那种对食物疯狂的愿望和狂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生活的人是难以理解的。虽然饕餮之士历来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存在的。但像我们那样被同样一段生活经历造就的贪吃，并最终形成一种不良生活习惯的并不多见，别人的贪吃，缘于一种生理需求，而我的贪吃，完全出于一种被想像放大了的精神饿感，我觉得它属于一种心理毛病。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以我的亲身体验可以佐证。在童年到青年这一个时段，包括我朦胧的青春期在内，我心中想的事大多与吃有关。在我感到饿的时候，我甚至感觉自己能吞下一头牛。而在那个年代，我最美的梦，大多是睡在一张床那么大的油条上狂啃鸭屁股。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一切与人内心的愿望有联系。这一点我信，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理想就是：努力读书，找工作挣钱，挣了钱，吃够烧腊鸭！

我从小就知道这个理想很丢人。因为它与我们从小所受的要为哪一项事业奋斗终生的宏伟理想相差得实在太远了。我也时常检讨自己的没出息，但不管怎样检讨，却总是难以扑灭这个理想。以至于吃够烧腊鸭，成为我顽固坚持的理想，一直保留到成年，并在机会成熟的时候，狂而猛烈地实现之。

所谓烧腊鸭子，实际就是卤板鸭，是我老家什邡县的传统名特食品。什邡早年并不产鸭，但川西坝子素有沿河牧鸭的习惯。养鸭人们赶着鸭子循河游牧，一群雏鸭经几个月的放牧，到达什邡时已成壮年肥鸭，就地卖给烧腊户。烧腊户将鸭杀死去毛，渍盐后用竹棍撑开拉平烤干，然后送入卤锅煮熟即成。卤锅中的卤水，以炒冰糖起底，加入酱油、胡椒、八角、山奈、茴香等香料，佐以熬骨的老汤，其香味足以使任何食肉类动物失去理智。

70年代中期，一只中型的肥硕油亮的烧腊鸭仅卖8角钱。但折合成米，也是六七斤，因此，大多数还没解决温饱的家庭，除非逢年过节，平时是决不敢轻易去消费的。

我承认，在我几十年的人生中，烧腊鸭子决不算是最好吃的东西。但在人生初期，它绝对是我所见过的最好吃的食物。这有点像是爱情，初恋不一定最好，但一定最难忘。

我永远怀念少年时代那不多但却刻骨铭心的吃烧腊鸭的记忆。每次爸爸发工资或得到点什么意外之财或和母亲吵架想讨好她，就会买上一只或半只，用油纸包着拿回家来，大致平均地分成四份，全家每人一份。这是我们全家难得的一段幸福时光，父亲喝着酒，我和弟弟端着各自那份块数不等的鸭子，互相比较着谁的肉多，并互换对方碗中自己爱吃的那一部分。而母亲，则将自己碗中肉多那部分掐下来，放到我们两兄弟碗中，自己嘎崩崩地嚼骨头。

卤水中浸泡过的鸭子，浑身沾满了香气。加上细滑而嫩的瘦肉和带着点糖汁特有的焦糊香味的鸭皮，以及皮与肉之间闪着黄色晶亮油光的那层油，简直是我那小小人生中的极品食物。它比饭更香，比土豆更有嚼头，比莴笋和胡豆更有油气。请原谅，我能举出的比较物实在有限。总之，它是少年时代的我眼中最好吃的！比猪肉还好！

几十年之后，我参加工作了。那时节，鸭子也不再论只卖，而是一两元钱一斤了。我的工资虽不高，但集中火力每月吃上十几顿鸭子也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于是，我就开始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吃够烧腊鸭。

和很多不具实际操作性的空洞理想不同,我的这个理想极容易实现。其负作用便是从我17岁参加工作时体重仅有105斤，到工作后的5年，基本不再想狂吃烧腊鸭子为止，狂长了50斤。我当年单手拎一只鸭子边走边啃的豪迈吃相，至今仍是当年的老同事见面的谈资，如今回想起来，依然如鸭在口，满嘴生香。

我一直为自己这个不太有说道头的理想耿耿于怀。但不久前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一个有千万身家的老总，闲聊时，他无意中说起自己少年时代的理想是：“吃够猪下水！”

那天，我差点扑上去与他拥抱。但因为两个大胖男人在公共场所拥抱太过于惊世骇俗，于是强忍住了。他也仿佛遇到了知交，说曾经遇到过很多同龄人，少年时代的理想多与食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