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灯夜话42之曲周纪事（十四）
饱读诗书取功名
爱曲为民父母官
自郦商封为曲周侯，便是了曲周的父母官，至1911年封建社会的灭亡，已两千余年，而自北宋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迁建现址也逾千年。那县太爷究竟有多少个已不可考，有名记载的就有二百人之多。一些史志记载了不少清正廉洁，呕心沥血的好官，《曲周县志》就专门有“名宦”一栏记述他们的功绩。
“父母官”大概有三层含义，其最初来源于《礼记·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孟子·梁惠王上》:“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之父母也?”在这些先秦文献中“父母”是指百姓的统治者，包括国君。还有一种解释，朝中大官，外派大员，大多数人父母及家族都在地方，所以这些人对那些家乡的官也称之为“父母官”，既好说话，又都有面子。第三层含义也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好的地方官应该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这就是“爱民如子”，当百姓的权利受到伤害时，官员理应加以维护，这就是“为民做主”。
曲周有史记载中，有名的县老爷不少，也都勤勤恳恳，做出了一些政绩。前文专门用一章介绍的增福财神李诡祖，便是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难以再找到的好官。
最年轻的父母官，是知县汪大章。他生于明朝成化十五年(1479年)，贵州普定卫（今贵州安顺）人。他年少时即为神童，其父有一座书房，其常沉湎其中，过目不忘。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仅16岁的汪大章就中了举人，十二年（1499）20岁又考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22岁即任曲周县令，年轻不？后来又当过湖广德安知府、参议等。他为官清廉、刚正不阿，“资性明敏，事至剖决允当”，可谓天生的高智商，对事物认识深刻，处理政务有条有理，当断则断。“虽奸吏黠书，无所容其伪”，他的眼里不揉沙子，即使那些从事多年的老油子衙内差役、小吏文书，也休想造假使坏欺瞒他，“士民称之”，“所经宦处，皆入名宦”，每到一处老百姓都很称颂他。所任职的地方，都被史志列入名宦记载褒扬。明武宗正德初年，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被罢官还乡。也是个硬脖子梗的主儿，从此不再当官了。
被尚书写过传记的父母官，是张天德，乌程（在今浙江湖州）进士，万历十二年任曲周县令。他到任后“待士如宾，教士若师，催科弗扰”，人称贤达能人，敢于触及利益集团，善于处理棘手的问题，深受百姓爱戴。比如土地问题，作为农耕社会，人们对土地很在意也很敏感。当时地方豪绅，有头有脸的人物巧取豪夺、圈占土地成风，特别是闲置土地任人蚕食，百姓怨声载道。他先从身边人入手，对乱圈乱建者，无论官职后台，一律以律充公。他以土地问题为抓手，开展水利建设，大力发展经济。去任后，县里为他修建了张公祠，以示纪念，明代曲周四大尚书之一的陈于陛有感于这位“父母官”的德惠政绩，亲笔撰写了《张公祠记》，称其“来施甘雨，去携清风”，给予了高度评价。
累死在任上的父母官，是陆拱辰，浙江上虞监生（国子监学生的简称，国子监是明清两代的最高学府），乾隆四年至八年任知县，任职时间是比较长的。他“朴质持重，推心待人，不设城府，以宽厚为治，”成为敞开大门办政府，敞开胸怀待百姓的典范。他重视教育，想法设法于清朝乾隆六年创立了毓英书院，诚聘山长，广招学员，弘扬学教，成为曲周历史上四大书院之一。他“尤为善政”，任治五载，呕心沥血。终因积劳成疾，“以劳瘁于官”。《曲周县志》收集有当地进士秦铸（清康熙癸卯科举人，乙未科进士，曾任河南扶沟知县）撰写的《邑侯陆公拱辰传》。
时间最短的父母官，是周应中，会稽进士，万历二十年任职曲周县。他在曲周任职的时间很短，只有三个月，便升任顺德府（今邢台）同知。时间虽短，却“爱民如子，一介必严”，上任伊始就雷厉风行，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正当百姓为有此好官庆幸时，却一纸调令升官了。不足百天的县太爷离任之时，“百姓遮道攀留，涕泣不忍释，咸以周青天称之”。足见他的能力与政绩绝非一般。后来曲周的百姓还为他建立了生祠，以示纪念。
曲周历史上水患频发，诸多县老爷均把治水为己任。善于治水的父母官是王友贤，宁乡（今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人，嘉靖四十二年进士。当时漳河与滏阳河已分道扬镳，但又有洺水入滏阳河，水灾大患时有发生。有一次发大水，几乎要吞噬城池，他组织群众设法抗御水患，“脱民于鱼”，使得老百姓脱离了水患之苦。他又穿凿滏阳河接通引水渠，修建了宏济闸等水利工程，雨季分流，旱季调用，避免水患，灌溉田地，因此“民利赖之”。当时曲周县人、曾任山西按察使佥事的牛山木撰写《新开宏济闸记》记载了此事，并且把王友贤比作战国时期的西门豹那样的为民造福的好官。
马大儒则是治旱有名，他是阳信（属山东省滨州市）进士，万历十二年任曲周知县。他未雨绸缪，组织群众开垦荒地，设置“义田数顷”，征收租税，储存起来，自建储备粮仓，预备灾荒时赈济。又在城东的湾子村引漳河水灌溉农田，从此后“旱不为灾”。面对干旱，他组织民众改种耐旱植物，节水灌溉农田，取得了大丰收，“岁入无虑，数千万石”。是曲周处于物阜民丰的大好时期。他聪慧机敏，断案有方，审案“洞人肺腑”，判案“所笞责咸服，不为冤”。
勇于抗匪的父母官是余承恩，山西灵石县监生，咸丰十一年任。他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当时曲周等地遭遇匪乱，曲周县城被土匪攻破，前任知县范守恒以身殉职，公署被烧，民众被抢，死伤无数，民心惶恐，秩序混乱。承恩“倜傥不群”，办事卓异，不避危险。他将东关武衙门把总营改为为临时县衙，剿匪指挥所，并亲披战袍，身先士卒，一马当先，英勇作战，士气大振，无不攻而克之。土匪“望帜辄惊遁”，远远望见他的大旗就吓跑了，百姓“焚香夹道欢迎”，他的战功卓著，屹然成为地方安全的保障。战乱平定后，他整饬社会，重视农耕，发展经济，大力提倡教育，使经济社会迅速得到恢复，百姓过上了平安生活，还为他立了功德碑。（此文与第八章之“张善举攻克曲周”所说为一件事，但史料角度不同，竞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足见辨别历史真相之难。我们阅读历史，正如马未都先生所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
两次来曲周担任知县的是姜人烈，浙江象山县举人，嘉庆十三年任了一届，隔了一届后又来了，嘉庆十九年再任。他“少倜傥，有才干”，“南闱领荐不售”，倜傥少年，自是才华横溢，本领超凡。在治理滏阳河上，他实地勘察，力排他人提出的救一时之急的办法，提出了永久根治决口水患的办法，按此办理效果很好，并立碑要求今后皆遵守。面对几乎倾圯的毓英书院，他捐俸兴修，请有识之士担任山长，重振曲周的学风。《曲周县志》、《象山县志》均将他载入史册，“兴利除弊率果于行，故在直隶二十余年，所至皆有惠政。”
以清廉著称的是盛鸿(1818-1898)，字蕉亭，清富阳上官乡人。咸丰二年(1852)中举，光绪年间曾任曲周知县。公明廉洁，时人誉为“直隶第一清官”。 盛鸿在官质直无伪，实心行政。初任时，县衙内各类差役多达数百人，严重超编，人浮于事，且横行霸道。他大刀阔斧进行精简，严惩恶衙，自己衙署中不用门丁，办公不假手于幕僚。他对下爱民如子，对上不奉权贵。直隶总督李鸿章60寿诞，别人送厚礼，他则送蜡烛一只、麦面一束。在任三年，禁戟盗贼，裁革浮派，禁种罂粟，善政多多，深得民心。离任曲周之时，百姓为他树立了德政碑，城乡百姓蜂拥而来，拦轿攀辕，簇拥挽留。百姓一路送到县境边上，盛鸿深受感动，当他上马时，群众拥送，一位老者抱腿留恋，不想拽下一只朝靴。人们便把这只朝靴挂在了东城门之上，以纪念这位清官。此即民间传说“靴挂东城们”的故事。
还有一位不是县官的大官，包拯包青天。“包青天”的故事家喻户晓。人们不知的，是他在曲周的“包公行署”。北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包拯出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曲周设有行署，是在此地巡视办公之处。其在此也确实办理了不少痛击贪官、为民伸冤的案子，处理事务依规依据，爱护百姓如待亲人，其种种善政，深得百姓爱戴。后其行署之地所在的村庄被称为南衙村（在县城南十五里），该村后又分为前衙、后衙两个行政村。
自古大多数读书人，秉承的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黍”的古训，悬梁刺股，凿璧偷光，无论如何孜孜以求，其目的还是使自己求得功名，一辈子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能有几个是胸怀天下，为国为民奋斗终身呢。有所作为，充其量也是“父母官”这种狭隘的、短浅的意识使然。所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便是绝唱、便是有识之士心目中的伟大目标。我们在这里简要介绍了几位在曲周任上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好官、清官。他们有功于民，自要被史记载，被民传颂。当然，“三年清知府，万两雪花银”的也大有人在。可是县志只有“名宦”的记载，只记好人好事。我们能从中了解些许官宦事迹，管中窥豹，知一知二，便已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