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灯夜话42之曲周纪事(十四)

挑灯夜话42之曲周纪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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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读诗书取功名

爱曲为民父母官

自郦商封为曲周侯,便是了曲周的父母官,至1911年封建社会的灭亡,已两千余年,而自北宋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迁建现址也逾千年。那县太爷究竟有多少个已不可考,有名记载的就有二百人之多。一些史志记载了不少清正廉洁,呕心沥血的好官,《曲周县志》就专门有“名宦”一栏记述他们的功绩。

“父母官”大概有三层含义,其最初来源于《礼记·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孟子·梁惠王上》:“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之父母也?”在这些先秦文献中“父母”是指百姓的统治者,包括国君。还有一种解释,朝中大官,外派大员,大多数人父母及家族都在地方,所以这些人对那些家乡的官也称之为“父母官”,既好说话,又都有面子。第三层含义也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好的地方官应该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这就是“爱民如子”,当百姓的权利受到伤害时,官员理应加以维护,这就是“为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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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周有史记载中,有名的县老爷不少,也都勤勤恳恳,做出了一些政绩。前文专门用一章介绍的增福财神李诡祖,便是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难以再找到的好官。

最年轻的父母官,是知县汪大章。他生于明朝成化十五年(1479年),贵州普定卫(今贵州安顺)人。他年少时即为神童,其父有一座书房,其常沉湎其中,过目不忘。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仅16岁的汪大章就中了举人,十二年(1499)20岁又考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22岁即任曲周县令,年轻不?后来又当过湖广德安知府、参议等。他为官清廉、刚正不阿,“资性明敏,事至剖决允当”,可谓天生的高智商,对事物认识深刻,处理政务有条有理,当断则断。“虽奸吏黠书,无所容其伪”,他的眼里不揉沙子,即使那些从事多年的老油子衙内差役、小吏文书,也休想造假使坏欺瞒他,“士民称之”,“所经宦处,皆入名宦”,每到一处老百姓都很称颂他。所任职的地方,都被史志列入名宦记载褒扬。明武宗正德初年,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被罢官还乡。也是个硬脖子梗的主儿,从此不再当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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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尚书写过传记的父母官,是张天德,乌程(在今浙江湖州)进士,万历十二年任曲周县令。他到任后“待士如宾,教士若师,催科弗扰”,人称贤达能人,敢于触及利益集团,善于处理棘手的问题,深受百姓爱戴。比如土地问题,作为农耕社会,人们对土地很在意也很敏感。当时地方豪绅,有头有脸的人物巧取豪夺、圈占土地成风,特别是闲置土地任人蚕食,百姓怨声载道。他先从身边人入手,对乱圈乱建者,无论官职后台,一律以律充公。他以土地问题为抓手,开展水利建设,大力发展经济。去任后,县里为他修建了张公祠,以示纪念,明代曲周四大尚书之一的陈于陛有感于这位“父母官”的德惠政绩,亲笔撰写了《张公祠记》,称其“来施甘雨,去携清风”,给予了高度评价。

累死在任上的父母官,是陆拱辰,浙江上虞监生(国子监学生的简称,国子监是明清两代的最高学府),乾隆四年至八年任知县,任职时间是比较长的。他“朴质持重,推心待人,不设城府,以宽厚为治,”成为敞开大门办政府,敞开胸怀待百姓的典范。他重视教育,想法设法于清朝乾隆六年创立了毓英书院,诚聘山长,广招学员,弘扬学教,成为曲周历史上四大书院之一。他“尤为善政”,任治五载,呕心沥血。终因积劳成疾,“以劳瘁于官”。《曲周县志》收集有当地进士秦铸(清康熙癸卯科举人,乙未科进士,曾任河南扶沟知县)撰写的《邑侯陆公拱辰传》。

时间最短的父母官,是周应中,会稽进士,万历二十年任职曲周县。他在曲周任职的时间很短,只有三个月,便升任顺德府(今邢台)同知。时间虽短,却“爱民如子,一介必严”,上任伊始就雷厉风行,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正当百姓为有此好官庆幸时,却一纸调令升官了。不足百天的县太爷离任之时,“百姓遮道攀留,涕泣不忍释,咸以周青天称之”。足见他的能力与政绩绝非一般。后来曲周的百姓还为他建立了生祠,以示纪念。

曲周历史上水患频发,诸多县老爷均把治水为己任。善于治水的父母官是王友贤,宁乡(今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人,嘉靖四十二年进士。当时漳河与滏阳河已分道扬镳,但又有洺水入滏阳河,水灾大患时有发生。有一次发大水,几乎要吞噬城池,他组织群众设法抗御水患,“脱民于鱼”,使得老百姓脱离了水患之苦。他又穿凿滏阳河接通引水渠,修建了宏济闸等水利工程,雨季分流,旱季调用,避免水患,灌溉田地,因此“民利赖之”。当时曲周县人、曾任山西按察使佥事的牛山木撰写《新开宏济闸记》记载了此事,并且把王友贤比作战国时期的西门豹那样的为民造福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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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儒则是治旱有名,他是阳信(属山东省滨州市)进士,万历十二年任曲周知县。他未雨绸缪,组织群众开垦荒地,设置“义田数顷”,征收租税,储存起来,自建储备粮仓,预备灾荒时赈济。又在城东的湾子村引漳河水灌溉农田,从此后“旱不为灾”。面对干旱,他组织民众改种耐旱植物,节水灌溉农田,取得了大丰收,“岁入无虑,数千万石”。是曲周处于物阜民丰的大好时期。他聪慧机敏,断案有方,审案“洞人肺腑”,判案“所笞责咸服,不为冤”。

勇于抗匪的父母官是余承恩,山西灵石县监生,咸丰十一年任。他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当时曲周等地遭遇匪乱,曲周县城被土匪攻破,前任知县范守恒以身殉职,公署被烧,民众被抢,死伤无数,民心惶恐,秩序混乱。承恩“倜傥不群”,办事卓异,不避危险。他将东关武衙门把总营改为为临时县衙,剿匪指挥所,并亲披战袍,身先士卒,一马当先,英勇作战,士气大振,无不攻而克之。土匪“望帜辄惊遁”,远远望见他的大旗就吓跑了,百姓“焚香夹道欢迎”,他的战功卓著,屹然成为地方安全的保障。战乱平定后,他整饬社会,重视农耕,发展经济,大力提倡教育,使经济社会迅速得到恢复,百姓过上了平安生活,还为他立了功德碑。(此文与第八章之“张善举攻克曲周”所说为一件事,但史料角度不同,竞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足见辨别历史真相之难。我们阅读历史,正如马未都先生所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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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来曲周担任知县的是姜人烈,浙江象山县举人,嘉庆十三年任了一届,隔了一届后又来了,嘉庆十九年再任。他“少倜傥,有才干”,“南闱领荐不售”,倜傥少年,自是才华横溢,本领超凡。在治理滏阳河上,他实地勘察,力排他人提出的救一时之急的办法,提出了永久根治决口水患的办法,按此办理效果很好,并立碑要求今后皆遵守。面对几乎倾圯的毓英书院,他捐俸兴修,请有识之士担任山长,重振曲周的学风。《曲周县志》、《象山县志》均将他载入史册,“兴利除弊率果于行,故在直隶二十余年,所至皆有惠政。”

以清廉著称的是盛鸿(1818-1898),字蕉亭,清富阳上官乡人。咸丰二年(1852)中举,光绪年间曾任曲周知县。公明廉洁,时人誉为“直隶第一清官”。 盛鸿在官质直无伪,实心行政。初任时,县衙内各类差役多达数百人,严重超编,人浮于事,且横行霸道。他大刀阔斧进行精简,严惩恶衙,自己衙署中不用门丁,办公不假手于幕僚。他对下爱民如子,对上不奉权贵。直隶总督李鸿章60寿诞,别人送厚礼,他则送蜡烛一只、麦面一束。在任三年,禁戟盗贼,裁革浮派,禁种罂粟,善政多多,深得民心。离任曲周之时,百姓为他树立了德政碑,城乡百姓蜂拥而来,拦轿攀辕,簇拥挽留。百姓一路送到县境边上,盛鸿深受感动,当他上马时,群众拥送,一位老者抱腿留恋,不想拽下一只朝靴。人们便把这只朝靴挂在了东城门之上,以纪念这位清官。此即民间传说“靴挂东城们”的故事。

还有一位不是县官的大官,包拯包青天。“包青天”的故事家喻户晓。人们不知的,是他在曲周的“包公行署”。北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包拯出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曲周设有行署,是在此地巡视办公之处。其在此也确实办理了不少痛击贪官、为民伸冤的案子,处理事务依规依据,爱护百姓如待亲人,其种种善政,深得百姓爱戴。后其行署之地所在的村庄被称为南衙村(在县城南十五里),该村后又分为前衙、后衙两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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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大多数读书人,秉承的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黍”的古训,悬梁刺股,凿璧偷光,无论如何孜孜以求,其目的还是使自己求得功名,一辈子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能有几个是胸怀天下,为国为民奋斗终身呢。有所作为,充其量也是“父母官”这种狭隘的、短浅的意识使然。所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便是绝唱、便是有识之士心目中的伟大目标。我们在这里简要介绍了几位在曲周任上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好官、清官。他们有功于民,自要被史记载,被民传颂。当然,“三年清知府,万两雪花银”的也大有人在。可是县志只有“名宦”的记载,只记好人好事。我们能从中了解些许官宦事迹,管中窥豹,知一知二,便已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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