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花生

老家是丘陵地带，土地从山脊上开垦出来，荆条长满山坡。

小城西部的几个镇子都是一样的地形，架子车无法行进。收割后的庄稼，需用箩头来挑。父亲充分发挥了庄稼人的智慧，将荆条编织成箩头、篮子，自家用的有限，编织成为补贴家用的重要技艺。

赶集卖箩头和篮子是收割麦子前重要的事情。父亲清晨4点出发，穿过两个镇子的5个村庄，挑着连夜编好的箩头，来到县城来卖。一个箩头的售价是1.1元，篮子0.8元。运气好的话，中午时分可以卖完。返回时，父亲常带2角钱的熟花生回来。

熟花生，在刚刚填饱肚皮的年代里是奢侈的零食。

父亲格外溺爱作为第五个孩子的我。赶集时带回来的2角钱熟花生，放在黑提包内侧的口袋里，其他孩子只有尝尝的份。这还是在父亲的主持下，每个人分2—3个花生角，其余的，都被我独吞了。

有一天，父亲赶集回来，我兴高采烈跑过去接过父亲的黑提包，照例拉开内侧的口袋，里面却空空如也。我疑惑地抬头看着父亲，父亲说：“这次箩头没卖完，没买。”

我把黑提包仍在地上，边踢边开始哇哇大哭，最后干脆躺在地上不起来了。

母亲在一旁说，“别哭了，你快听听提包里是什么声音？”

我边哭边继续踢着提包，对啊，提包里怎么有呼呼啦啦的声音？

“快起来再找找，看提包里有什么？”父亲笑着说。

我爬起来，把提包翻了一个遍。原来花生被父亲藏在提包的另一个口袋里。我坐在地上，抱着提包，剥着花生破涕为笑。一家人都在一旁笑破了肚皮。

因为父亲的分配不均，每次姐姐们的花生早就吃完了，我的还没吃完。有一次，三姐实在气不过，便趁第二天父亲下地时把我叫到一边说：“咱爸偏向你，2角钱的花生，我们数过了，一共是40颗角，带咱爸咱妈，应该是每个人5颗，但是每次只给我们2颗，你得再给我们分几颗。”

“我也没几颗了。”我边说边怯怯地打开口袋，里面还有3颗。

“那你得给你四姐分点，她也是小的。”三姐说。

我看着口袋里的3颗花生，摸了变天，掰了半颗，递给了四姐。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上初中，对于父亲的分配不均，姐姐们也由起初的反抗变成了默认。

有一年，高我一级的四姐拿来自己的课本让我提前背诵课文和课下注释。

“把《白杨礼赞》这篇背会，还有课下注释。”四姐吩咐我。

大约半个小时候，我偷偷看看四姐，虽然已经背会了，但是我不敢说。

“这篇是不好背，你别急，专心读。不懂问我。”四姐说。

“我背会了。”

“什么？背会了？真的？”“给我背一下试试。”

四姐惊讶的看着我流利地背诵。

晚饭后，听到四姐悄悄和大姐说：“老五就是聪明，今天那篇课文，她一会都背会了，我当时背了两天呢。看来咱爸让老五多吃花生是对着哩。”

而今，花生的种植已经普及，带皮的花生被赋予了味鱼香、咸干等各种味道。剥了皮的花生，也被变换成鱼皮花生、挂霜（红霜、白霜） 花生等各具特色的美食了。

每逢过年时，母亲总会准备一盘花生，我们一群孩子也只是象征性的剥上一颗，完全没有当年的热情了。关于我独吞花生的趣事，却总是被大家拿来讲述一番，成为聚会最大的一件乐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