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所，我认识了能力不错的女同事小莉，她和我的经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我们是同一年当兵，同一年复员，又是同一年上大学，读的专业还很接近。
不过她比我小三岁，算了一下，我是17岁当兵，她是14岁当兵，当初“1924”新兵营女兵最小的才9岁，14岁的小姑娘，当兵的不少。
她当的是海军，有意思的是当初服役的地方，就在王府井附近，也就是今天北京东方广场所在地。
和我不同的是，她复员以后，回学校读了三年高中，后考上大学。她本人不是北京人，大学毕业的时候，是老岩把她招到调查所，办理的京户。
我们在单位一直很聊得来，一个男人，内心似乎永远有一种对女性柔情的需要，这时候我已经28岁，这种内心的需要，当然很强烈，也是很难掩饰的。
开始我们只是关系不错的同事，和她交流得多一些，没有想太多。
那时我也觉得，我正处于快速上升期，等闯出一个更好的局面以后，再考虑个人的事情。
在调查所处于危机的这段时间，绝大多数人都开始为自己想出路了。
除了那个中国**调查事务所以外，还有几个单位和我商量“跳槽”的事情，我觉得他们提供的平台都不理想。
其实那时候连我自己也很茫然，不知道下一步该从什么地方开始，但知道，起点肯定不能太低。
小莉和我一样，更是茫然。
她毕竟是老岩直接从大学招来的，希望老岩能够度过危机。
我当时也看得明白，不管老岩是不是能够度过危机，我都必须离开，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或许是出于某种同情，建议她和我一起离开。
她对我很是信任，决定和我一起离开。
一天下班，我们一起在外面走着，聊着单位的事情。
我们走得很远，后来我们的手拉在一起了，从北礼士路走到了万寿路她的住所附近，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末班车和地铁都收工了，我就近找了一家招待所，拿出自己的工作证（那时候不用身份证），办理了住宿手续。
随后我们继续在外面走。
后来我们都没忍，在外面相拥相吻，然后才分手。
我们当时都感到一种压力，在调查所的好日子，很快就会结束了，这种拥吻，应该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并不像很多年轻的恋人一样，通过身体的接触来进行感情的表达。
我很想冲天一声吼，以发泄心中的郁闷。自己将近八个月的努力，打下了这么好的基础，被一场实在无聊的“内斗”活活给毁掉了。
深夜，小莉回自己的住处去了，我也回到那个地下室招待所房间，屋里鼾声不小，我难以入眠，继续思忖着，考虑良久，我决定离开调查所，同时也离开社调这一行，去开辟一个新天地，决心已定，随后也就安然入眠。
就问卷调查的水平，起码在应用领域内，我确实做到了得心应手，在调查所被视为“大内第一高手”，但我明白，这种数据收集和整理、分析工作，对我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一种工具，如同我拥有的外语能力一样，不应该成为职业规划的目标。
这个目标坚定不移。
决心已定，第一：以后一定要争取自己做自己的老板，一定要学会掌舵；第二，调查就是手段，是工具，不能成为生存的技能，我要借势转行，再难也要做；第三，我适合做市场策划和组织管理，机会有的是。
恰好这时候有个朋友，约我去位于海淀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八达公司，和他们的总经理做一次谈话。
这个总经理姓张，比我大三岁。香港回归以后，他公司的广告遍及北京和全国很多大、中城市，几乎家喻户晓，至今他的“三机，一个都不能少”的广告用语，一些人还印象深刻。
不过在1988年，他也处在摸索中。
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公司的会议室，大约是晚上9点，一直聊到第二天天明，还是意犹未尽。
关于我在调查所的能力，所做过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这个朋友都给张经理做了全面的介绍，而张经理正在搜罗一些他认为有用的人加入公司，我们当时谈得太投机了，顺着那个劲儿，我答应去八达公司工作，组建一个微型团队。
进入八达公司时，我差不多毕业一年了。
回头我想，我为什么要去他那里，他为什么要让我去他那里？我想他看中的是我的市场策划和组织能力，我看中的是八达公司的技术型特点。
确切地说，我是学文科的，他们公司几乎一水的理工男，他希望在公司注入人文要素，我希望在我的发展当中，增加理工要素，双方都意识到自己的缺陷，也都感觉到对方的长处，我的加入应该算是一种取长补短。
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中，怎样才能做到取长补短呢？我们俩心里都没数，都知道，这需要时间磨合，需要在工作中找到那种契合。
在八达公司，我成立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工作室，带来四个原调查所的工作人员加入工作室。社会经济工作室这个名字有些怪异，不过以我当时的水平，也只能想到这个名字了。
我给自己提出的工作目标就是尽全力利用可能的资源，展开一块有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的项目。张经理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工作室，让八达的技术资源，得到拓展。
两个工作任务并不矛盾，只是如何找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