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珍卓玛和妈妈坐上爸爸的摩托车，从家里向远方驶去。凌晨三点，万簌俱寂，四周一片漆黑，此时连太阳都困得睁不开眼。爸爸带着他们穿过若干个村庄，在一处野外停下，接下的路程得由卓玛和妈妈自己走。娘俩还需要步行走入30公里外的原始森林，雨季让林内的各种野生菌疯狂生长，每个藏民似乎都独具慧眼，能在五花八门的野生菌中，一眼定格住城里人最喜欢，也最能卖出高价的野生菌---松茸。卓玛和妈妈必须争分夺秒，在为期两个月的松茸生长季节尽可能的采摘，通过把采摘来的野生松茸卖到城里，他们能挣到将近5000元，这比他们辛苦放牧一年所得的收入要多得多。
“一般来说，走一公里才能找到一朵松茸。”卓玛说。松茸是城里人甚是喜爱的餐桌美味食用菌，它甚至能远销日本，然而松茸并非卓玛一家独享，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小村庄，几乎每个村民都得在凌晨3点就上山找松茸，如果去晚了，松茸就会被别人挖走，于是卓玛不得不和同村的父老乡亲进行一场艰辛的零和博弈。
让我们迅速把镜头切换到距离深圳150公里的江门市，来自广西农村的一对农民工黄丰硕和妻子罗小娟正在一家家具厂做打磨工，他们已经干了五年，每天起早攀黑，日夜不歇。夫妻两的老家在广西桂林市石咀镇旺龙村，家里只剩下年迈的父母，以及一双正在上学的儿女，黄丰硕有一弟一妹，都已成家并有孩子，但由于都在外地打工，因此几兄妹总计7个孩子都得交给年近七旬的爷爷奶奶照看，这是典型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没几天就大年三十，黄丰硕还在加班加点的干活，他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能筹集足够资金，在老家盖一座新房，要不然老家十几口人就只能拥挤在狭小的老房子里。
春节将近，黄丰硕要返家探亲，由于车费太贵，他打算骑摩托车回家。经过二十几小时的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终于回到了阔别一年的老家，看到了思念已久的年迈父母和年幼儿女。“外面像个村，进村不见人，老屋少人住，地荒杂草生”，这是一段描述空心村的顺口溜，也是黄丰硕老家的真实写照。黄丰硕老家村庄大概有三千户，大部分成年人为了给家人和孩子更好的生活，纷纷选择外出，去城里打工，失去成年人监护的家庭往往会承受很多意想不到的意外，住在老黄旁边的一户人家，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孩子无人看护，在一次意外中，孩子骑车不小心滑落路边的鱼塘，不幸淹死了，这种父母外出务工形成的留守儿童据统计大概有六千多万，这些儿童很容易遭受各种不幸的侵害，例如交通意外，疾病，性侵犯，集体犯罪等等，这是我国城市化转型之殇，留守儿童面临的严峻问题如今已经遭到国家国家高层的严重关切。
这里提到的几户人家，他们的命运都有一种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依赖于大城市提供生存和发展机遇。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突破点就是从有限的几个城市开始的，我们三十年快速的经济发展其实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和城市规模的疯狂扩大，如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特大城市，人口都达到几千万人的规模，单就一个大城市，人口规模就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还要多。在城市中孕育着全世界最密集的工厂和楼群，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有无数的船只在繁忙的港口进进出出，中国做为世界工厂，就像人体的血管一样，把各种人们生活所需的物品创造出来，并输送到世界各个角落。
与工业一同繁荣的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越发感觉到，经常出现在身边的已不是前门后院的邻里乡里，而是操着各种口音的外乡人。根据我个人体验，在三亚游玩时，我遇见的很多都是东北大老爷们，早上卖的早餐都是油条豆浆，或者是饺子小笼包或煎饼果子，这是我在北京最常见的早餐形式，这些油腻性较大的食品，是很不符合海南人的清淡口味的，可见这些食品都是服务那些来三亚旅游或工作的内陆同胞，三亚几乎已不再具备地方特色，我走在三亚街头的感觉，跟我走在北京街头的感觉几乎如出一辙。
城市化的发展促使中国出现历史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流动，这对乡土情结浓厚的国人而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截止14年底，中国的“农民工”群体数量超过2.7亿，其中跨地区迁移的农民工数量高达1.6亿。我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封建大国，原始农业生产的特点是把人与土地紧紧的捆绑在一起，同时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人口流动总是采取严防死守的态势，这种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在明清两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引入户籍制度，由此形成了严重的城乡二元割裂，城市与乡村之间无形中在制度上形成了一条深深的鸿沟，这条鸿沟就像勒紧的口袋，把乡里人紧紧的束缚在一亩三分地上，由此在很长时间里，乡里人很难享受国家的发展红利，同时在早期为了支持国家发展重工业，广大的中国农村还得忍受剪刀差，在行政命令下被强行压低农产品价格，以便为城市发展供应廉价的原材料。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种行政约束不断放宽，农民终于能够摆脱贫瘠的土地，融入到工业化的滚滚洪流中去寻找自身的价值实现。农名工为城市和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于此同时，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也带来种种恐慌，人们不断的抱怨城市交通的拥挤，比如地铁大客流，甚至把雾霾也归结为人太多，很多城市在享用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时，还很不地道的背地里提高各种城市准入门槛，比如说在教育入学上强调户口，有些城市就依赖这种手段，把两万多外来人口的子女与本地的教育资源隔离开来。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驱动下，人们自发的向价值高地攀爬。由于城市是财富的造梦场，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趋势再也无法阻挡。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人口不断迁移，有人口迁入地，就必然有人口流出地。据统计，东北这个‘共和国长子’，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口净流入地，转变成市场经济时代的人口净流出地，仅2000-2010年，东北三省的人口净流出达200万。
好几年前，国家曾制定宏伟计划，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国家为此投入巨大的资源和优惠政策倾斜，结果如何呢？不用想，只要从近几年国家媒体不再提及东北振兴就能知道结果不尽如人意。建国初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布局，基本处于战争和政治考量，资源投入没有考虑经济规律，在东北布局工业，其实要承担很大的物流和资源配套成本，只不过这些成本被行政力量强行压低了，一旦步入市场经济，资源投入就必须遵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东北内陆地区不具备成本上的比较优势，经济活力奔向东南沿海物流和人力成本低廉的地带是必然的。
以东北为代表的内陆地区经济不振，有深层原因。东北地区民性不如大城市和沿海一带的人们那样，具备足够的市场经济意识。原有几代人全活在国企，价值观上始终觉得稳定正经的工作才值得追求，创造财富的商业却不入流。大学研究生宁做有编制的扫大街清洁工，也不敢进入市场冒险。拼后台，拼吹牛，几无契约精神，开门招商，关门打狗，最后谁都不敢去，经济怎么繁荣。
然而有意思的是，东北其实已以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实现了振兴。体现为人口持续流出，爱拼，有奋斗意识的东北人抛弃东北，持续孔雀东南飞，他们涌入各大城市，奔向经济活跃的沿海地带，如今在各大城市，你总能看到那些勤劳勇敢的东北大爷们，由于积极进取，他们要不占据各大企业的重要部位，要不就自己创办了生龙活虎的中小企业。以海南三亚为例，几乎所有能赚钱的行业都看到东北人活跃的身影，东北人已经替代本地人成为三亚真正的主人。
城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由迁徙，是一切振兴的核心。大城市孕育了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市场精神，大城市让中国人完成了精神上的启蒙和肉体上的迁徙，那些热爱市场，锐意进取，富有企业家和冒险精神的人们，在大城市里接受市场风浪的洗礼，进而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睿智，他们重视契约，讲究合作，尊重规则，于是相互间的分工合作越来越细致与深入，分工又带来的技能的专业化，于是大量的财富就在成熟的分工合作中被创造出来，蛋糕既然是在大城市创造出来的，第一个切蛋糕的自然也是城里人。
回头看卓玛和黄丰硕，虽然生活艰辛，但却是城市给了他们生活的希望与力量。卓玛母女愿意不辞劳苦徒步三十公里，那是因为城市会为它们的付出给予对等的物质回报。黄丰硕虽然年年背井离乡，那是因为城市给了他谋生的工作机会。由于有城市，黄丰硕的儿女有饭吃，有学上，虽然他们一家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的痛苦，但这并不城市的错，而是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的错。恰恰是城市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黄丰硕才有能力让儿女吃饱穿暖，并有机会接受合适的教育，当儿女长大成人后，必会投入大城市的市场怀抱，去大城市中寻求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
卓玛的事例来自于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黄丰硕的故事来自中央二套的《城市梦想》，黄丰硕正是因为这个节目结识了在深圳创业成功的雅堂电商老总杨定平，杨定平初到深圳时，身无分文，靠捡垃圾睡马路过日子，但伴随着深圳的崛起，杨定平借助深圳的东风实现了自己的创富梦想。黄丰硕与杨定平在节目中成为朋友，杨定平为黄丰硕提供了待遇更好的工作机会，并借给他一笔钱，让黄丰硕在老家建起了大房子，这算是大城市给老黄最好的奋斗回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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