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
万历朝的最大特征，是万历不上朝（不上朝，不代表不上班）。
皇帝是特殊职业，皇帝作为从业人员，必须遵守诸多职业规范比如主持朝会、批阅文件、任免官员等。
万历，显然没有完全遵守职业规范。万历的怠工“劣迹”，占据了有关万历文字留存记录的大量篇幅。
皇帝的职业评价体系是多维度的。如果以劳动强度为评价指标，满清雍正应该排第一名。如果以武力开边为评价指标，武帝刘彻名列前茅。如果以官员幸福指数为评价指标，宋仁宗位居榜首。如果以大型工程项目开工建设为评价指标，首推赢政与杨广。如果以艺术天赋为评价指标，宋徽宗赵佶将夺得桂冠。
但如果以民间经济自由与活跃程度为评价指标，万历之治，足以彪炳千秋。教科书上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正是万历时代江南沿海地区经济活动的写照。
如果以都城内皇帝工作与生活的“口述历史”为评价指标，李世民的传说很难被超越。如果以国内民众工作与生活的“真实历史”为评价指标，残存文明临终前的“万历之治”，也很难被超越。
万历朝的国本，不是与后金的辽东战事，也不是与日本的八年战争，而是首都北京的朝堂之争。
北京朝堂争的“国本”，是万历帝的“立储”与“立妃”，即关于皇位继承人（外廷首脑）与皇后（内廷首脑）。争执的双方分别是：万历帝与外廷臣僚。
万历希望立的储君（福王）与皇后（郑贵妃），外廷臣僚几乎一致表示反对。
万历朝关于立储与立妃的国本之争，争执的过程与结果，其实根本不重要。
国本之争的真正涵义在于：所谓的国本异议，是外廷臣僚联合对抗皇权的借口。而万历帝则以几十年不上朝与怠政，对抗外廷臣僚。
万历朝的“国本之争”，是朱明皇室的皇权绝对专制，无法压制明廷臣僚的体现。明末皇权专制的受挫，是明代滥用言官制度的结果，也是明廷臣僚以朱明皇室为敌（朱元璋推行绝对皇权的因果报应），心理之效忠抛弃朱明皇室的体现。
如明亡于万历之论成立，则非亡于万历帝本人，实亡于万历朝国本之争初现的心理效忠之崩溃。
北京郊区明十三陵的定陵，明神宗万历朱翊钧的陵墓。
万历，即明神宗。“神宗”，或许是对万历的正确评价。
“千古明君”李世民的模范经典，被历朝历代奉为教科书式版本，但是万历指责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万历，知道明君故事的虚伪性，直接予以揭穿。
万历，几十年不上朝，此期间，明帝国在朝鲜半岛，与丰臣秀吉的日本进行长达八年的战争，最终获胜。居于深宫的万历，是中枢总指挥，万历的智慧，难以通过稀缺的文字留存记录来理解。
万历爱财？万历朝的内廷宦官遍布全国，主要任务是担任“矿监”与“税监”，不上朝的万历，对内阁关于“矿监”与“税监”的“票拟”（请示），会及时发出“批红”（批示）。
万历居于深宫，但已经洞察出，明末的经济体系，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教科书课本的提法），明廷税赋征收体系的滞后，使万历不得不动用内廷力量以完成新经济的税赋征收。
清初之明朝遗民，不会怀念流寇时代的崇祯帝，不会怀念阉党时代的天启帝，“万历之治”，成为永远逝去的画面，成为遥不可及的理想。 明朝遗民，明白“万历之治”永远成为绝唱。流寇天下的亡国奴，欣然接受满清异族的“戡乱之治”。
《明朝那些事》作者当年明月认为，万历末年的东林党争，其破坏力等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破坏力的总和。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将此著名对联，写于著名的东林书院。
显而易见，东林党占据绝对的道德制高点。东林党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但却是威力无穷的“抱团政治”。明祖设计绝对专制皇权，明代300年，竟然出现张居正式“贤相”与严嵩式“奸相”，实属反常。
常态化的格局，应该是出现类似散沙社会的散沙政府，之后的路径是官僚抱团取暖，结党自保。
大一统吏治国家官僚进化的速度，超过社会发展与进化之速度。明代官员的进化程度，视宋代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之争，如少年之意气用事。明末东林党之结党与党争，视明初廷杖酷刑之下的官员为白痴。
崇祯帝朱由检于流寇李自成进京前说：“诸臣误我”、“诸臣皆可杀”。东林书院著名的对联，是理解朱由检临终愤怒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