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5——《大门口的陌生人》：动乱的华南社会中的士绅（读书札记5）

魏斐德教授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华南社会的动乱》是他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来。首先不得不对美国汉学家的叙事能力再次表示赞叹。史景迁、卜正民等美国汉学家所代表的那种美国汉学界的重“叙事”的倾向的确创造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科普读物。

本书的最大的亮点或许就在于在那个还没有经历“史学转向”的年代作者将“眼光下移”，看到了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阔的华南社会的图景。其中一组重要的关系就是士绅-团练的关系，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数次危机之下，从一开始的耆英，到后来的徐广缙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了团练的力量。

而对于团练的态度，清代官方是非常暧昧的，一方面这是群众的爱国组织，可以利用来抵抗外来势力；另一方面是聚集的大量不稳定的人群，一旦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酿成叛乱（事实上后来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而这时士绅适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这个尴尬，首先士绅虽然赋闲在家，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着“半官方”的身份，而且他们通过儒家学说对团练武装进行了包装，使政府容忍了这类组织的存在，甚至后来中央派遣“团练大臣”到广东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魏斐德教授敏锐的捕捉到了士绅权力在地方的变化，这是一种地方管辖权的“下移”。本来对于士绅问题的研究就早已有之，抛开对士绅所具体包含的阶层范围（比如乡绅、士绅、绅士等概念，比如“生员”到底算不算乡绅等）的复杂而漫长的争论，很多学者都已经同意了士绅对于晚明以来的基层社会组织的不可或缺的地位，而在战争时间、华南地区这两个特殊因素的作用之下，士绅在这里和“团练”和“宗族”联系在了一起。

而这两个因素不管哪一个都是加剧“地方化”的重要因素。

这里我想我得到的启发是地方乡绅在非常规程式中力量迅速加强的过程。

乡绅的重要研究从20c50s萧公权、张仲礼、何炳棣诸先生提出的乡绅功能论（比如控制论，作为国家与基层的中介），到20C60s,施坚雅的“市场控制理论”，把中国看成由地理划分的宏观地域，还有华南宗族的研究，弗里德曼之前，宗族被视为血缘上的关系组织，而弗里德曼的观点时宗族是乡村的建构——重点放在了通过一系列符号、仪式、权势、共同利益上的认同感来；这些都为19C动乱的研究提供了基础，魏斐德这本书还有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等书对“动乱”社会的研究，证明了动乱集团的组织结构和团练集团的组织结构是相似的，这也就是所谓“反叛的传统”，即为什么太平天国的同期华南的动乱会有那么大的声势。

但是对最著名的乡绅的研究来说，他们关注的是乡绅在业已成型的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中怎样平衡的角色，而对乡绅的形成大多非常笼统的归纳为在明清科举制下回乡的乡绅参与地方治理、商品经济、土地兼并、明代里甲制等问题；而在魏斐德写的这场动乱中，我看到了一种非常规程式中乡绅力量的飞跃，那么，同样的，在乡绅的形成阶段是不是也存在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是存在的：比如嘉靖时期的家庙制度的“礼仪革命”、比如万历年间的税吏巡游天下造成的地方社会的反弹、再比如明清鼎革时期地方的乡绅自保，都是这种能够在短时间内造成乡绅势力迅速膨胀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