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结尾三段，这样写道：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这时，一切已尘埃落定，白流苏如愿以偿，有了“婚姻的保障”，能够“长期抓住一个男人”。她感到幸运，把自己的美好结局归功于一座城市的陷落。然后，她“笑吟吟”站起来，将蚊烟盘踢到桌底下。这一动作让许多论者赞叹不已，其艺术表现细微精妙，淋漓尽致展现了白流苏那种欣慰、舒缓、小得意的劲头。要知道，曾经欺凌她的四奶奶，如今也离婚了，在前面的段落，小说曾描述：“流苏蹲在灯影里点蚊烟香。想到四奶奶，她微笑了。”确实，离婚女人再嫁，是很少能像流苏这样取得“惊人的成就”的。
成千上万的人死去、痛苦，为什么上苍偏偏眷顾这么一个小女人呢？历史因果的逻辑是解释不了的，所以张爱玲用了“不可理喻”的说法；有人认为，既然不知孰因孰果，说明作者意在树立女主角的主体价值和地位，“流苏的主体性是在和历史的对抗中彰显出来的”。这种说法过于主观情愿，因为事实上，流苏从来没有与历史对抗的自觉和可能。流苏唯一真切的感受，就是庆幸——劫后余生、飞来横福的庆幸。张爱玲也明确把这场姻缘界定为圆满收场的传奇。作者的态度如此，小说主角当然更是这种想法。传奇，意味着人并不是自身命运的主人。人生的好坏，不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努力程度，而要交托于命运的偶然和机遇。而当作者说“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更为此增添了反讽的味道。按传统理解，倾国倾城，往往意味着红颜薄命，而在宏大历史叙事中，如杨玉环这样的倾国倾城，也常常被视为导致家破人亡的祸水的象征，充当替罪羊，被男权争斗所碾压。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显然意非在此。她曾交代：“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这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对于一般男女而言，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小事情才是最珍贵的。他们需要生存、恋爱、情感依托。他们不仅无力改变历史，甚至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进入历史。
历史之于白流苏，似乎仅仅作为背景而存在，尽管在某一特殊时刻，历史的大事件，实实在在地成全了她的小事情。她不是杨贵妃，城市的倾覆，怎么也怪罪不到她的头上；她也和别的千千万万人不一样，毕竟特殊的传奇经历，让白流苏这个“不思考”的人，第一次开始思考世界的荒诞与合理、因与果、历史与个体等等根本性的哲学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此所谓的“思考”，主要是针对那些虽然与每个具体的个体意义相关，但又带有超越个人处境的普遍性的问题，白流苏为了谋个好婚姻，确实有很多精刮的算计，但都是属于“小我”的。何况，白流苏本人有某种环境造成的自卑感，她没念过两年书，是离婚多年的寡妇、她也经常用消极的话形容自己“人长得难看”、“顶无用的人”，“过了时的人”。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支配她的所有动力就是生存与保障。思考对于流苏这样的人而言，至少是不合时宜的。
可是，不可理喻的事件，让流苏也惊诧于自己的好运，思考油然而生。她没有哲人的自我膨胀，而是清醒地看到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并没有什么“微妙之点”。然后，她的思考便轻而易举划入某种“笑吟吟”的满足感。作为个体，我们当然要为她祝福，但作为人类，我们不禁疑惑：白流苏的故事，不过印证了“几家欢乐几家愁”而已。如果一切都交给命运的偶然和无常，那思考的意义何在？思考的目标，总是要寻求某种确定的支点，就如张爱玲说，斗争的目标，是为了生活的安稳。而支点，来自于人类追寻制度文明（包括婚姻制度）的努力。如果思考半天的结果，只是“哦，这是传奇”，那无异于啥都没做。
但事实上，白流苏的确为了她的美好生活，做了很多。当机会降临，她紧紧抓住了。无论历史如何颠簸浮沉，人的主观努力总是能彰显人在宇宙间了不起的一面的，哪怕白流苏没有那么幸运，最终被范柳原玩弄了，我们也可以因着她的这一次焕发第二春的行动，而深加激赏。想想看，她已经离婚七八年了，家当已经被兄嫂盘剥干净了，在娘家一直过着憋屈受气的生活，现在又将被扫地出门了。而且，多年的灰头土脸，已经让她忘掉自己原来是有风情的、可以嫁人的。要不是媒婆徐太太的点拨，她这辈子真还就这样悲催下去。因为有了这样一次绝望之中的行动，她的生命才真正扬眉吐气、绽放光彩。没有这次行动，她的命运是平淡乏味的，黯淡收场的；有了这次行动，就意味着有了新的可能。她的赌博天性被激发出来，而且赌赢了。
张爱玲很看重结果。可白流苏这样的结果，其实是最不可信的。想想史景迁《王氏之死》中的那位无名女性的悲惨故事，有一天她跟情人私奔，半路却被情人甩了，灰溜溜回到家中，不久被丈夫雪夜掐死。王氏的结局，才是大多数违反忠孝节义的普通中国女性的结局。不过史景迁也用了最美的语言，来描绘王氏丰富的精神世界。张爱玲如此眷恋那传奇的圆满，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她借助白流苏心理发表的一番有关历史因果的感慨，也是针对结果的，她却忘掉了白流苏行动过程本身的价值。
傅雷先生曾专门撰文《论张爱玲的小说》，其中有关于《倾城之恋》的评价：
因为是传奇，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女人，整日担忧着最后一些资本——三十岁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帐；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这样的一幕喜剧，骨子里的贫血，充满了死气，当然不能有好结果。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麻痹的神经偶尔抖动一下，居然探头瞥见了一角未来的历史。
张爱玲是这样回应的：
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平心而论，傅雷对小说人物的小机巧、骨子贫血等分析，是中肯的。很多人以为傅雷的评价准则，是五四的主流文学标准，即宏大叙事、启蒙与革命主题等等。而张爱玲的回应，也强调战争并没有把白流苏感化成“革命女性”，她终究喜欢描述这种庸俗而平实的生活。实际上张爱玲也理解错了傅雷评判的重心。傅雷的文学坐标是悲剧性的严肃、崇高，以傅雷的文学品味，他同样不会喜欢五四叙事。他对张爱玲的文学才华有更高的期待。我们当然可以为张爱玲辩护说，既然范柳原本非圣人，白流苏为生存所迫的选择也如此正当，何不同情地理解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世界，要求那么严肃和崇高，是不是太累、太矫情？只要张爱玲从文学上给我们提供了他们鲜活的悲哀、俗世的幸福，这就很不错了，哪怕白流苏、范柳原的确显得有些肤浅、苍白，那又如何？文学要接近事实，苍凉的境界也是一种美，等等。
问题在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讲故事之余，还试图为我们提供某种深沉的思考。我们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张爱玲最具哲理自觉和高度的一部小说。换言之，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按捺不住仅仅充当小说家，她还想充当一回哲学家。在张爱玲笔下，范柳原的恋爱招法，或吸引女人之处，似乎不仅是靠西门庆式的“潘驴邓小闲”（潘安的美貌、驴样的性能力、钱多似邓通；对女人小心呵护；有闲功夫），而主要是凭着他的哲学味，他哲人式的孤独唤起女人的依恋。请看如下例证：
“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
“《诗经》上有一首诗——”流苏忙道：“我不懂这些。”柳原不耐烦道：“知道你不懂，你若懂，也用不着我讲了！我念给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的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范柳原说：“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
范柳原说：“你就是医我的药。”
这些话都是典型的哲理金句，意味悠长：墙、文明毁灭、真（心）、懂（理解）、生死、人的力量渺小、支配与做主等等，每一个话题，都极富哲学隐喻。最后两句还值得另一说：“婚姻是长期的卖淫”，如今已成为女权主义反对男人将女性物化的一个标志性口号；可是注意，这里是通过范柳原这个男人之口说出；“你就是医我的药”一句，明显套用《金瓶梅》中李瓶儿对西门庆说的话“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但这里又是男性说出。范柳原确实内心孤独且有雌雄同体的趋向。相对而言，白流苏的反应基本符合常人标准，她没有矫情或故作高深的雅致，只是表达自己真切的渴望和感受，因为她需要经济的安全，“她可禁不起老！”
我们看看白流苏的人生观（非哲学）：
“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流苏：“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
“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来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傅雷说，白流苏的心理反应，显得他俩如同“方舟上的一对可怜虫，只有‘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这样淡漠的惆怅。倾城大祸，不过替他们收拾了残局；共患难的果实，‘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仅仅是‘活个十年八年’的念头。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傅雷的这番评价又显得有些苛责了。苟且偷生，正是白流苏最真实最值得尊重的需要。反观范柳原，看得很透彻的样子，其实还是个俗不可耐的人。他没有那么潇洒。
我认为，如果张爱玲仅仅停留于此，停留于白流苏的幸运，那就很好。什么国家、人民、时间、正义，白流苏有权利不关心。她在不幸的时代，关心自己的安危，她没有对抗历史，却在历史中争取自己的位置。这就足以赢得我们的敬意和谅解。可惜，张爱玲禁不住哲学的诱惑，她写了范柳原的无病呻吟的感慨；她也写了自己对时光流逝的感觉：“一年又一年地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而且，她还借助白流苏的得意，写到这个小女人居然把眼光投射到“惊天动地的大改革”。实在不可思议。这种哲学思考，放在白流苏身上，显得不伦不类；放在张爱玲身上，则显得太浅太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