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分钟120击》：这丑陋的被歧视和孤独所占领的死

在世界史中，教会人士最早在17世纪开始对同性恋进行强烈的谴责，直至1968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发表声明，要求社会消除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这是第一个为同性恋者权益呼吁的学术团体。

在电影史中，第一部以同性恋者为题材的电影——《与众不同》出现在1919年的德国。这部如同“圣斗士”一般的电影，在当时的社会中引发了轩然大波，而在日后的电影，同性恋题材电影也作为同性恋权利运动的一部分，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

与《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中同性浪漫勇敢地自由恋爱并且得到祝福的美好情节不同，《每分钟120击》的设定中，同性恋者无法获得外界的理解与认同，而这种不理解与不认同导致了他们与正常世界产生了更深的隔阂，或者说对它产生了敌意。归根结底，同性恋者超乎常规的性别取向撞击了人们的传统思维，带给了他们恐惧与焦虑，同性恋者被等同于艾滋病携带者。

上个世纪，每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的起步都十分艰难，而在21世纪，人们更加勇敢地直面这种神圣的无关性别的爱恋，罗宾坎皮略《每分钟120击》便是社会的宽容与进步的一个新的果实。

《每分钟120击》取材自法国艾滋病公益组织，男主角肖恩的原型是act up的领导者克莱斯（1994年死于艾滋病，年仅30岁），而另一男主角内森的角色塑造灵感则是来自于坎皮略自己的亲身经历——既是新加入act up的成员，也因艾滋病而失去了亲人。

这部电影中最值得回味的是这个为同性恋者与艾滋病患者的权利而聚集起来的群体——act up所对抗外界的方式。

他们不断进行发问、辩论，并且接收彼此的听起来不错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寻求人们对同性恋者与性安全的关注，而在不断进行抗争、游行的同时，爱情也悄然来临，痛苦亦随之而来。

这个设定最具冲击力的地方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挣扎与抗争的暴力，同性恋者的呐喊此时是一种致命的心灵打击。

这种打击源于处于弱势的无助与爱而无能为力时的共鸣，它不仅仅在日常中是可以触摸的，它也更是绝望的、不可还击的打击。

它含有两种巨大的伤感：其一，被正常世界所抛弃的同性恋者不断通过袒露自己所遭受的精神与肉体上的痛苦以求得关爱，而大部分人对同性恋者的观念却始终一成不变，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同性恋者就是污秽与病毒的携带者，故而即使前者撕破喉咙他们也无动于衷，甚至更想远离，该设定的绝望之处就在于，同性恋者所拼命争取的身份认同，成了社会的负担。

其二，它抓住了人类对爱情最本能的反应——毕竟，在一段彼此相爱的感情里面，人们很自然就会忘却性别的束缚，进而挖掘这种感情带来的共鸣，而影片中男主肖恩的去世打破了人们对爱情双方长厢厮守的希冀，将人们对他产生的想象与祝愿连根拔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沉默也很徒劳，人们只能失声痛哭。

将每一记沉重的疼痛恰如其分地安置在这部如同流水帐的电影中，于坎皮略而言，并不是偶然。如前文所说，在这个故事中，他既是叙事者，又是经历者。《每分钟120击》很容易让人想到一部美国喜剧《费城故事》，后者不遗余力地讽刺了工薪阶层对同性恋者的冷酷无情，不过在该片中作为同性恋者的男主角的维权活动得到胜利，在大多数人群的支持下，他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虽然得到了正名，但是却仍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

那么，为什么结局是死亡？

众所周知，死亡是人类摆脱所拥有的负担最直接的办法，他人的死亡被视为将人从束缚他的痛苦中解放出来，而这种痛苦却远不会因为死亡而停止，反而，它会随着死亡者的死亡转移到生存者的身上，重新将他们束缚在暗无天日的囚牢中。它与一切悲剧的主题是共通的。死亡意味着摆脱，与日常认知中一切理所当然的东西脱离干系。而既然死亡无法消灭痛苦，那如何摆脱痛苦就成了需要探讨的问题——这或许就是坎皮略将性、爱情、暴力、政治完美糅合在一起的原因——想要摆脱痛苦，就必须先理解痛苦，为了从中获得解放，首先要从内部进入它。

所以，《每分钟120击》所带给观众的视觉与心灵上的震撼是不可分割的，这个基于现实而发展起来的故事，即便是采用纪录片般的纪实手法，也不会令观影者感到故事冗长乏味，与此相反，它所带来的外部现实与内部思维之间的撞击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无数人在此看到了别人，又似乎若隐若现地看到了自身，这种共鸣实在是很难得。

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中，大多以同性恋者的爱情获得认同作为结局。《每分钟120击》却用爱情这条线再次给观众一记重击－－在绝望之中衍生的轰轰烈烈的爱情，最后还是被不可抗拒的病毒打败，以死亡画下句点。由此而谈及这部的情感，它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爱，更多的是恐惧，更多时候坎皮略是冷峻的，他将恐惧与绝望从电影每个细节中铺展开来，甚至蔓延至流淌着鲜血的塞纳河中，令人感到窒息。

为了与坎皮略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同步，我们就暂且以“死亡”作为终结吧。

不过仍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种死亡，是由人世间不曾缺失过的爱滋生的，它永远不应该被当作令人望而却步的病毒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