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删除了《孟子》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朱元璋在政治上搞独裁，通过废除丞相使中央集权变成皇帝专权，在文化上搞专制主义，他不仅把纵横家、法家、阴阳家的学说视为异端邪说，对被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的儒家学说也百般挑剔。他曾下令全国停止对孔子的祭祀，想贬低孔子的“教主”地位，结果遭到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如愿。

贬孔行不通，朱元璋几年后把矛头转向孟子。以孟子对君主有极不尊重的言论为由将孟子逐出文庙，结果同样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次年便收回成命。

撤不了孟子的牌位，使朱元璋觉得脸上无光。他想出了删书的办法“惩罚”孟子，命令刘三吾等人按自己的旨意将《孟子》一书删去三分之一，编成《孟子节文》一书，又下令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朱元璋删孟造成的恶果是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自由，导致明清两代中国人文精神沉沦，先进文化变成保守文化，特立独行的思想家难得一见，文化思想领域一片沉寂，万马齐喑。

明代文化大事回顾

下令全国停止通祀孔子

朱元璋虽没读过什么书，但他知道要使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孔孟之道，这是汉以后明以前屡试不爽的历史经验。在刚登上帝位时，他对孔子还非常尊敬。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二月丁未，朱元璋下诏“以太牢祀先圣孔子于国学”，并派使者到曲阜致祭，使者临行前，朱元璋告诫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成均，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孔子及其后人的看法有所改变。

洪武元年三月，大将军徐达攻克山东济宁，当时曲阜属济宁路，朱元璋便令徐达送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孔克坚到南京见自己。孔克坚称病不赴，只派他的儿子孔希学来见徐达，徐达把孔希学送往京师。朱元璋见孔克坚没有亲自前来，非常恼火，马上又下敕书给孔克坚，里面说：“尔言有疾，未知实否。若称疾以慢吾，不可也。”对孔克坚是否真的有病表示怀疑。当时孔克坚担心朱元璋不高兴，在儿子赴南京后自己也动身起程，在路上遇见使者，见到敕书后十分惶恐，日夜兼程赶到南京，朱元璋在谨身殿接见了孔克坚。朱元璋问他多大年龄，孔克坚说已五十三岁。朱元璋说：“卿年未迈而疾婴之，今不烦尔以官，惟先圣子孙不可不学。尔子温厚，宜俾之进德修业，以副朕怀。”即日赐给孔克坚宅一区、马一匹、米二十石。第二天，朱元璋对侍臣说：“先圣后裔，宜优礼之，养以禄而不任以事也。”

孔克坚在元朝任国子监祭酒，也是个不小的官，在明朝却无官无职，可见朱元璋对孔子后人有提防之心。他对孔子的后人如此，对孔子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令天下震惊的诏书，诏书说：“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竟然叫停天下人祭祀孔子，这在当时令所有的读书人感到有如晴天霹雳。虽然这是皇帝的圣旨，但不少大臣表示不敢苟同。刑部尚书钱唐“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徐程也上疏称：“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钱唐、徐程都说得在情在理，但朱元璋均不接纳，仍一意孤行。后来，他觉得这一做法与自己常说的“治天下以仁义为本”自相矛盾，只好收回了成命。

将《孟子》删去三分之一

唯我独尊的朱元璋没有办法贬低孔子，便把目光盯在其他儒家人物身上。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偶览《孟子》，当他看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时，不禁勃然大怒，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当天就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殿外，不得配享。并对诸大臣说，如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当时所有大臣均不敢表示异议，只有刑部尚书钱唐不怕得罪皇帝，他再次挺身而出，抗疏入谏，他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当时朝中大臣都为钱唐捏了一把汗。满腔怒火的朱元璋本想拿钱唐开刀，但见他态度诚恳，坚毅不屈，便放了他一马。

无端端地将孟子逐出文庙显然是不得人心之举。一年后，朱元璋下诏称：“孟子辟邪说，辨异端，发明先圣之道，其复之。”把孟子的牌位放回文庙，配享如故。然而，朱元璋对孟子的犀利言论仍耿耿于怀，他怕《孟子》把天下读书人都教坏了，更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深入人心，对大明王朝不利，便想出了删书的办法。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人对《孟子》进行删节。刘三吾揣摸皇上的意思，共删掉《孟子》八十五条“有问题”的内容，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并将剩下的内容编为《孟子节文》一书。刘三吾完成删孟任务后，朱元璋立即下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为本”。

当代学者李洁非评论说：“朱元璋虽是大老粗，但此人对于怎样挖掘极权的潜力，实有过人的天赋，在收拾文化人方面，有很多创造发明独到之处，先前的帝王没一个比得过他。你看他挥舞着‘雌雄双剑’，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识分子驯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抠住了读书人的命门。

因为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当然都经过《孟子节文》式的处理），舍此之外读书再多都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这个令人放心的黑屋子里面。他的这些创造，让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后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锢和麻木，所以对朱元璋的两大法宝照单全收，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谓‘康乾盛世’，活泼、自由的思想杳无踪迹，书生学人一头扎在考据、章句、版本、目录学之中。中国人文精神就此沉沦，直到清末，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震撼下才重新苏醒。”

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学说，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孟子的“民本”思想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不顾统治者的颜面,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见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君”摆在“民”和“社稷”的后面，如此贬低君的地位，自然是历代统治者都不会认可的，朱元璋当然也不会例外。

而更让朱元璋感到难以容忍的是，孟子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天下百姓不必效忠于一姓一人。人民有权力“变置”或推翻不称职和残害百姓的君主。他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在与齐宣王的一次对话中，孟子巧妙地把话题引导到如果“四境不治”，君王该怎么处理自己的问题，使齐宣王十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