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主攻恶性肿瘤。从医三十年来，我做过上千台手术，患者中有豆蔻少女，有风华少妇，也有年逾古稀的老妪。她们分布于社会的各阶层，阅历不同，性格迥异。当癌魔突然降临，她们无一例外悲伤、恐惧和孤独。突然之间，我也沦为一名癌症患者，一张病理报告单将我从医生转换为患者，我亲历了我所有病人经历的一切：肉体苦痛，精神折磨，经济压力。
很多人听闻医生患病或离世，总是很吃惊：他不是医生吗？是的，现在的中国医生甚至比公众还面临更大的健康隐患……但同时，中国医生可能还需要重新调整与患者的沟通方式。
2013年10月8日
顺便查体查出癌
好几个夜班后我都没有休息，凑了几天假回老家看望父母。
他们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我很是放心不下，一早就带着他们到医院体检。B超医生是我的老同学，她一边用探头在母亲的腹部扫着，一边和我抱怨工作太过繁忙。她拍拍母亲的肩膀，“阿姨，您身体不错，没什么毛病。”看她此时不忙，我也顺带做个B超。
我有胆结石十几年了，时断时续地痛，痛的时候吃点药，不痛就懒得管了，已经多年没做过全面体检了。当探头触及到我胆囊的时候，老同学的眉头一下皱起来了，“胆囊有一个三厘米的实性包块，有血流信号，不太好啊，赶紧手术吧。”我有点恍惚：“性质能确定吗？”老同学含糊其辞：“不管怎么样，赶紧手术吧。”毕竟只是B超的单项诊断，我还抱有一丝幻想。回到单位，我没有和任何人谈及病情，照常上班依旧手术，但已经开始等待床位，准备手术。
2013年10月9日
未见病理结果，心存幻想
今天我住院了。做了一系列相关检查，核磁、CT、肿瘤标记物，都指向恶性肿瘤，但毕竟没有病理结果，我仍然心存幻想。
女儿请了长假，扔下年幼的孩子，每天都来医院陪我。看她红肿的眼睛和勉强挤出的笑容，我能想象得到交待病情时医生和她说了什么。未谙世事的她，承受着痛苦和压力……
之前，我也无数次给病人做过谈话，所有可能的风险都要一一告知，哪怕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能忽略，毕竟没开腹之前里面的情况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也让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
每当谈及手术风险，家属们就不再淡定了，有些拿着钱往我兜里塞，有的双手颤抖着写不了自己的名字，还有些家属下跪磕头，甚至有些家属决定放弃手术。我不能打包票说手术一定成功，所有并发症一定能避免，我只能凭医生的良心和职业道德做出承诺：出现风险只是可能，而我一定会百分之百地尽力。有些事真的不是医生所能左右，我们治病不治命。
2013年10月16日
熟悉的手术室，陌生的恐惧感
今天是我手术的日子。女儿特意穿了一件大红毛衣，还把她的玉如意挂在我脖子上。这个如意是我在她病重的时候送给她的，女儿用这种方式给我打气为我祝福。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备皮，插尿管，插胃管。当胃管从喉咙插进去的时候，又干又痛，虽然医生操作极其轻柔小心，但我还是觉得万般无助，我为鱼肉，毫无尊严。家人送我到电梯口，我突然觉得很恐惧，我不舍得放开女儿的手，我怕这是一扇生死之门。
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医生和护士谈笑风生。我在这个手术室工作了三十年，周围的环境无比熟悉，可是此时我却觉得陌生和恐惧。我越来越冷，浑身不自觉地开始哆嗦。麻醉师问，“还好吧？”然后就把面罩给我戴上了。我睡着了，睡得很香很沉，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下午两点了。睁开眼睛那一刻，伴随着的是一阵阵剧痛。摸了一下肚子，腹带，引流袋，我知道自己真的是癌了。此时顾不得悲伤害怕，就是痛，五脏六腑撕裂般的痛，按一下镇痛棒疼痛稍微缓解一些，然后我就昏昏睡去了。
术前我告诉女儿，术后无论什么情况都要如实告诉我，我是医生，有勇气面对，也有能力参与。面对突如其来的癌魔，悲伤痛苦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必由阶段，或长或短，一旦承认了接受了，就可以坦然处之，积极面对了。因为癌，重新规划生活，认真反思人生，日子虽然前途未卜，但患者会活好每一天。
2013年10月20日
医生“杀人”的三句话，原先我不信
最痛的三天终于熬过去了，我下地了。我双膝酸软无力，只能将全部重心都压在老伴身上，艰难前行。走一步一身汗，伤口随着脚步的移动一下一下地抻着，那种痛只让人感觉生不如死。
之前，我也是这么近乎残忍地要求术后病人尽早下地的，面对怕痛不愿意下地的患者，我总是一番长篇大论，“您迟迟不下床容易粘连不易于恢复，还有可能造成伤口感染，如果再出现下肢静脉血栓就更麻烦了，咬咬牙，下来走走。”
生病之后，我才理解患者对医生的那份信任和依恋，还有什么比生命之托更重的呢？主任来看我了，我抓着他的手泪水瞬间就下来了。感激，他为我手术，让我的人生再次有了生的希望；感慨，几天前还是并肩作战的同事，而今我为患者他是医生，人生无常；委屈，三十年兢兢业业的工作，救人无数，正要安顿晚年之际却罹患大病，命运如此不公。
主任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拉着他的手，问他病理结果，他丝毫没有隐瞒，然后握握我的手，“安心养病，别想多了。”他的副手性格截然相反，开朗健谈，刚从日本回来的博士。他告诉我他在日本的病人十几年了如常人般高质量地生活着。主任的握手、博士的故事如同强心剂一般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安慰。虽然我也是医生，也一直从事恶性肿瘤的治疗，但是临到自己的头上，我还是束手无策，还希望能从医生那里获得鼓励和支持。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有笑话说医生“杀人”的三句话，不好、晚了、早干什么去了。之前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些夸大其词，不以为然。每当有病患家属问到我愈后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他们五年生存率的统计数据。面对可怜的百分比，家属悲痛得不能自己，我表示爱莫能助，很少宽慰劝解。而今，我既想知道自己的愈后，又不想听到那些冰冷的数字，我最想听到一句，“手术很成功，一切都会好的。”哪怕仅仅是出于安慰。
一篇文章说国外医生面对肿瘤患者时会说：人体会有强大的自愈功能，你的疾病也有一部分痊愈的可能，我们医生会有办法控制疾病最大限度延长你的生命，减轻你的痛苦。虽然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如果医生真的能用这样的方式和患者沟通，患者内心的伤痛一定会治疗大半的。
2013年11月20日
谁能感同身受痛苦和压力？
今天是我术后复查的日子。一个月了，我的身体恢复得还不是很好，发烧成了家常便饭，每天的活动仅限于在家里地上走上两圈，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
我彻底接受了我是一名癌症患者的现实，一个月内我流了一生的泪。每一次亲人朋友来看我，我都泪流不止，我再也不是那个连续十几个小时站在手术台上不知道疲倦的钢铁医生了，我成了一名“懦夫”，整日虚弱不堪地半倚在沙发上盖着毛毯，一集集看电视剧麻痹自己，经常电视开着，我早已神游四方了。
癌症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国人基本都是谈癌色变，在大家的头脑里癌症就等于死亡，癌症来临的时候给一个家庭所造成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无论从经济还是精神。知道患癌的那一瞬间，我头脑里出现的是对死亡的恐惧，我舍不得乖巧的女儿，放不下体贴的老伴，扔不开年迈的父母。大家都劝我振作起来，可是我承受的肉体痛苦和精神压力你们谁能理解，谁又能替代？我只能寄希望于时间，希望时间能抹平我的一切伤痛。
2014年1月16日
虽然医生意见不一，但我选择了化疗
术后对于是否进行化疗，医生们意见不一，我选择了化疗。我有温暖的家，有热爱的事业，生活如此美好，无论多么艰难痛苦我都要努力活下来。今天我第一次化疗。对化疗的痛苦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见过病人捧着马桶哇哇地吐直到吐出胆汁，我见过二十岁的小姑娘几天之内就掉光了满头的秀发，我也见过拔掉针头宁可放弃生命也不愿意受化疗之苦的。我提前买好了假发，从心理上，身体上，做好了一切准备，迎接新一轮的战斗。
液体输入体内后各种不舒服的症状就出现了，我浑身酸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翻个身都困难无比，每个骨头缝里好像有万只蚂蚁咬噬一样，痛不可言。然后就是冷，好像瞬间掉到了冰窟窿里一样寒彻骨头，之后就是高烧，烧到迷迷糊糊。几天之后，待那些药物代谢掉后，我的身体才又恢复一些。可是第二个疗程又开始了。
2014年8月22日
老太婆我挺过来了
今天，我的静脉化疗彻底结束了，十二个疗程，三种药物联合的超强化疗方案终于结束了。半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各种化疗的不良反应，发烧、关节痛、神经炎、血小板低、打白介素后的周身不适、血尿、尿蛋白四个加号……终于，一切苦难都结束了。我老太婆挺过来了，我为自己叫声好。
2014年10月16日
一岁了，我要重新思考生命
今天，我一岁了，做了全面的复查，一切都好。我们全家去了一趟大连，这是我病后第一次出远门，虽然有些疲惫，但更多的是开心快乐。
站在海边，看着海浪滚滚，我思绪万分。如果不是癌症，现在的我一定仍然工作在第一线，手术和病人仍然占据着我几乎生活的全部，我像一只上了发条的陀螺，一个劲地旋转着，却不知道为了什么，也未曾考虑将转向何处。突如其来的疾病打乱了我原来的生活步伐，让我慢下来了，给我时间我让思考生命，沉淀人生。
我对家庭付出很少，将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女儿小的时候，我和老伴分居两地，每逢值班的时候，我就把她带到值班室，经常半夜我做手术走了，快天亮的时候才回来，女儿早就醒了，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因为害怕而哭泣。又有多少次，女儿生病，我出门诊忘记了正在打吊针的女儿，等我回来一看，液体早就输完了，她自己拔了针头，床单上地上都是溅落的血滴。我没有给女儿开过家长会，没带她去过公园，我的生活全部被工作占满了。对于家庭我满心亏欠。
三十多年的从医生涯我问心无愧，我觉得自己是个善良的医生，我很少拒绝患者加号的要求，宁可不吃午饭也要看完所有的病人，而不愿意让病人等到下午。我认为自己算得上是一个敬业的医生，三十多年来，我很少在家完完整整休息过一天，只要有手术病人，第二天我一定去查房，哪怕是除夕。我自诩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医生，我经手的所有病人从入院的查体到出院后的回访，我都亲力亲为，我记不得多少次打电话喊回来体检报告有问题而本人毫不在意的肿瘤患者。
而今，站在一个患者的角度上思考我的职业生涯，我又觉得我似乎可以做得更多更好。虽然我对病人尽到了百分之百的责任，但是我眼中看到的是他们的病，而很少关注作为他们的内心世界。我在乎手术范围是否够，淋巴是否剔除到位，是否出现并发症，但是很少设身处地考虑过病人的感受和他们的情绪。
身体的伤痛肉眼看得见，我们可以及时处理。而患者内心的痛苦和悲伤，我们因为看不到所以忽略，因为不影响对技术的评判，所以我们漠视。对于患者而言，医生鼓励安慰的作用是任何亲人，朋友，甚至心理医生都不能企及的，也许医生短短几句的鼓励就能成为患者做完整个治疗的支撑。等我重返工作岗位的那一天，我一定会面带微笑地和每一位病人问好，握着要进手术室的病人的手，轻声地告诉她，“别怕，我也是一名癌症患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术后，我会俯下身子，轻声地问她，“感觉怎么样？疼得厉害吗？要不要用些止痛药？”
当过患者之后，我一定会是一名另一种评判标准下的好医生的。
非李睿，不医考（微信：bylryk4000516186 ，官网：http://www.bylry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