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互联网公司更容易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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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程度之间的差异。”腐败是人性的弱点，所以它是一个难以彻底消除的古老诅咒。人类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各个领域都取得突破性进步，腐败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反腐是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

中国正处在一个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化带来了新旧价值观的冲突，同时开辟了新的权力和财富来源。亨廷顿说：“现代化剧烈进行的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最为猖獗的时期。”中国概莫能外。

尤其在互联网行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大型互联网公司往往掌握行业内的流量命脉，这些关键部门的负责人虽然不享有政府权力，却能掌控平台内部的资源分配，成为商业贿赂滋生的土壤。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内部腐败波及甚广、传播甚快，破坏的不仅是一个行业的生态，更会腐化整个商业和社会文化。

腐败破坏了市场透明、公平的机制，导致企业家精神萎缩。当企业可以通过支付小额资金获取高收益的机会，企业家就不会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生产性的创新活动。

同时，专注于生产创新的企业可能难以得到市场的正向奖励，长此以往，必将阻碍市场机制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这种环境又会反过来滋生更多的腐败，形成恶性循环。

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是盈利，不能盈利的企业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所以，应当鼓励企业盈利。问题在于，企业应当如何盈利，还在于我们为企业经营创造怎样的外部环境，引导企业正当且持续性的营利。

如果孤立地评价企业的营利行为，我们看到的只有对错和善恶，解决问题的思路可能就是打击和惩罚。如果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它包括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私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不平等地位、权力的监督、社会治理等一系列问题，看到的就是企业在制度下的困境。

勃朗宁夫人说：“消除我们社会的腐败需要的是阳光和空气，不是关门或关窗。”如果对违规企业仅仅停留在打击和处罚层面，实际上就是对它们关上了门和窗，企业所处的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还会滋生新的腐败。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让市场发挥资源的配置作用。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加强企业自治和社会治理，才是阳光和空气。在充满阳光和空气的市场，腐败难以遁形，只有遵守市场规则的主体，企业家才能立足，而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

总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腐败越少；越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腐败越少，因为企业家专注通过创新获取市场回报。所以，反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建立。

民营企业不能置身事外

晏子认为：“廉者，政之本也”。中国古代把廉洁作为政治和为政的根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廉政文化，即在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中强调廉洁的重要性。加之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行政审批和行政垄断广泛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共部门成为腐败的土壤。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依靠国家权力治理公共部门的腐败形成了中国反腐的鲜明特色。
但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们是潜在的向公共部门行贿的一方，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商业贿赂中行贿或受贿的一方，不论从预防还是惩治腐败而言，都不应该忽视私营部门的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指出：“反腐倡廉是全社会的责任，政府有责、国有企业有责，民营企业同样不能置身其外。”

尤其是这些年迅猛发展的互联网行业，与传统行业相比，它们对成本关注较少，采购的价格缺少透明性，支撑企业急速发展的是融资、产品和技术，这就为商业腐败创造了条件。

同时，互联网行业的市场以流量为王，“快”成为企业的生命线。“快”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市场的同时，也留下了内部管理隐患。

采购、流量分配、决策权等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空间，却缺乏相应的制度监督，管理和发展存在严重的背离。导致这几年互联网行业的腐败和舞弊呈现高发态势，不仅企业利润被侵蚀，竞争力下降，腐败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也给整个行业带来了负面影响。

腐败：“商业车轮里的沙砾”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内部和行业联盟成为互联网行业反腐的重要阵地。阿里巴巴作为互联网的龙头企业，从2009年出台《商业行为准则》反腐，十年时间永久关闭上千家违规的商家店铺。2012年设立集团一级部门“廉正合规部”，专司腐败调查、预防及合规管理，现调查已涉及到七名公司副总裁。

腾讯自2014年起在公司内部强化普及由HR、内审、企业文化部共同制定的《员工阳光行为准则》，为员工行为提供具体指引，并明确了“腾讯高压线”。2019年12月腾讯首次向社会公布反舞弊调查结果：查处违反“高压线”案件40余起，60余人被辞退，10余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并公布一批永不合作企业名单。

2019年初，大疆发布反腐公告，称2018年因内部腐败问题损失超过10亿元，处理涉嫌腐败和渎职员工45名，16人被移交司法，29人被直接开除，一时间引发行业内外热议。私营企业内部腐败给企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大疆案中可见一斑。

其实，企业为内部腐败付出的代价远不止金钱，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曾定义过腐败给企业造成的三层损害：第一层是直接利益损失；第二层是这些决策带来的不良后果；第三层是廉洁风气变坏后，团队向心力的丧失。他称，第三层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腐败也被称为“商业车轮里的沙砾”。

站在这个层面看腐败，可以说是攸关企业发展的大事。正因为此，私营部门反腐可谓不遗余力，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唯一直管的部门就是审计中心。

龙头互联网公司不仅有各自专司的反腐部门和高层负责人，还制定有严格完善的举报和内部调查制度，动用先进的技术监督、调查腐败，合规措施还从公司内部延展到第三方合作公司。并于2017年2月成立阳光诚信联盟，旨在共同打击腐败、欺诈、信息安全等犯罪，提升联盟成员反腐治理水平，形成人人廉洁、诚信从业的正能量正循环。

大型互联网企业内部和行业反腐，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经过多年突飞猛进发展之后，一次自发自生的质的提升。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内部腐败的背后暗藏效率低下、分配制度不成熟、价值观混乱等组织管理难题，不仅会削弱组织战斗力，更会遏制创新。

而在市场驱动的红利消失后，互联网企业必须通过创新力和领导力抢占市场，这都和组织相关。正因为此，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公司前进，唯一能阻挡的，就是内部腐败。”

借助“集体理性”打破“囚徒困境”

基于这些认识，大型互联网公司从组织、制度、管理、文化等各个层面、多管齐下反腐。尤其是阳光诚信联盟以“诚信经营”为使命，搭建失信企业和失信人员信息共享平台，前者主要是与联盟企业业务往来中，存在行贿和售卖假货等行为的企业，后者则包括在联盟企业任职中收受贿赂、职务侵占、盗窃和诈骗等的员工。

失信平台的建立，使得“诚信”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个人道德和企业文化，而是每一个职业人和企业安身立命之本。否则，就会被企业和行业抛弃。

“每个公民的诚信创造了社会的可持续生产力。”将反腐落实到每个人的行为操守和每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打破个人或个别企业通过贿赂短期获利，导致企业、行业乃至国家非理性的“囚徒困境”。

以集体理性为基础，从竞争走向合作，才能营造一个透明、清洁的营商环境，让企业把资源用在创新和管理上，才会有真正的企业文化和核心竞争力。可以说，走在世界前沿的中国大型互联网企业，以其视野、格局和社会担当，为中国反腐摸索了一条可行的社会治理之路。

毋庸置疑，国家权力的反腐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和速度，但是它也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如果长期单打独斗，在快速斩断腐败的同时，也会扼杀社会的活力和企业自身的免疫力，而后者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根本。
美国政治家杰弗逊说：“反对腐败和暴政的时机是在它们抓住我们之前。把狼拒之羊栏门外，要比狼进了羊栏再去拔它的牙和爪为好。”独木难支大厦，自上而下的权力反腐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反腐，两者都不可偏废。把反腐战线前移，治理高于惩治，才是“治本”。私营企业、大众传媒、民间组织、公民社会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反腐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邹佳铭
法学博士，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主任；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2015年，邹佳铭律师获得了ALB评选的"ALB2015年最佳女律师"称号；2017年，邹佳铭律师被ALB评选为“ 2017年中国十五佳诉讼律师”。专业领域是刑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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