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人知道，深圳也静悄悄建了个“小汤山”
两层高的鱼骨状的院楼坐立在黄土地上，一万个工人聚了又散。
口述|小合 文|洪梦霞编辑 |星煮
疫情肆虐的二月初，在广东确诊病例最多的深圳市，政府拍板要建一个有1000张病床的院区。20天后，它交工了。两层高的鱼骨状的院楼坐立在黄土地上，一万个工人聚了又散。这里发生了什么故事？
抖音里有个账号叫“山哥的飞机”，从第二条视频开始，这架无人机每天都会从医院附近的楼顶起飞，逡巡到工地上方。你可以在视频里看见：一大片黄土地上组装起白色的方方正正的集装箱；午夜12点工人疲惫地蹲在路边等大巴车来接；晚上昏暗的工地上仍然来来往往的黄色安全帽；白天在长条形的白色屋顶上，穿着红色和黄色马甲的工人敲打清理。无人机逡巡着掠过集装箱屋顶的时候，你能看见夜晚一个昏暗的巨大的箱子里，坐着一个正在休息或者打盹的工人。
这个账号现在有了2.5万粉丝。几乎每条工地的视频下面都有工友的留言。有时候是：“哈哈今天又没有找到我”；有时候是分享：“昨天只睡了四个多小时”“今天抬的消防水管真重”。有时候是认领：“刚才那第一个开长臂吊车的就是我”，“我看到我装的箱子了”，或者，“我也来支援装风管了”。
有一个留言的工友，在自己的账号里也发了段视频，拍的是几个工人正在把一人半高的电压箱搬进集装箱里，配文写着：“这个电压箱真是重，刚刚被砸了一下肩膀疼死了，现在只能看着你们搬了。”
官方统计，最高峰的2月18日，有9696名工人同时在施工。
春节在家的时候，一个电话把小合从西部的小山村调到了水深火热的深圳。作为项目承包方中建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在工地上呆了一个月，参与了这一万名工人的防疫工作。
以下是他的自述：
一开始我怕得躲着人走
2月5号正月十二的时候，我在西部山村的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我还不知道谁打的，那边就说：“小合你现在出不出得了门，深圳的项目需要人，越快越好。”
挂了电话我就跟爸妈说，我以为他们会反对，结果没有。我妈马上就帮我收拾行李，我就买机票，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拖着箱子出门了。
回广东的飞机上。（图源：受访者）
后来我在深圳的工地上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很惊讶。我才知道我当时没说清楚，他们以为我是回广州上班呢。当时深圳是广东疫情最严重的地方，确诊了两百多例，而且我们就在收治病人的三院旁边，疫情地图一打开，周围全是红点。这下他们就担心了，天天追着问我怎么样。
回广东的飞机上人人都戴着口罩，我也从家里带了一个蓝色的布口罩，没什么用，但聊胜于无。我有种出征的感觉。回到广州天已经黑了，看到大街上灯都亮着，但是没有人，过去很多辆公交车都只有一两个人。我从没见过这样冷清的广州。
隔天到了深圳。当时电话打得匆忙，地址都是我后来自己问的。地方在深圳三院旁边，隔着一堵墙，一步就能跨过去。中建承包了这个项目后，我们是把三院旁边一块近6万平方米的空地，直接推平了，然后在上面叠两层集装箱屋子，建好了可以有1000张病床。
一下子涌进了成千上万个工人，我心里有点怕，想着，只要有一个病例就完蛋了。刚开始大家都很紧张，我戴着口罩都躲着人走。洗手液就放在洗手台，我看到有人那几天疯狂洗手，洗到指甲那里起倒刺，后来我就不敢洗得那么猛了。
我被安排去做防疫的工作。一万个人，防疫是个大问题，怎么办？
当时全国都缺口罩，我们东凑一块西凑一块，国内买一批，海外搞一批，公益组织捐一些。因为不同渠道来的，所以蓝色，白色，粉色，黑色都有。我一开始紧张，就选那些质量比较好的口罩戴，勒得耳朵又肿又痛，后面我就选择质量比较差的那些了，气密性没有那么好。
口罩是足够的，平均每天会给每个工人发两个口罩，但是他们干活，有时候戴久了不舒服，喘不了气就脱下，或者上夜班，太累了抽个烟。我们一直在巡查，一直在强调，但是不能避免，因为人太多了。标语都写了，“不戴口罩罚200，室内抽烟罚500”。但是一般不会直接罚，先劝说一下，大多数会听，实在不听就找工头。正常我们是对工人要好，对工头要严厉。管工人没用，他们是各自劳务队发的钱，不跟你混饭吃。
开工两三天，我们都是失声的，嗓子说哑了，很多人兜里都揣着金嗓子润喉糖。工地那么嘈杂，事情那么紧急，你不大声一点，不凶一点，根本听不见。
工地上高峰期有几百台机器，卡车开动，工人敲打，挖掘机挖掘，运输机运输，工人搬东西喊一二三。你就像走在工厂里那个机器轰鸣，上千种声音，非常吵。我一个搞防疫的，没法子说“您好，请您怎样的”，只能大声喊，“戴口罩！不要聚集！”看到一群人在那里不戴口罩吸烟，说了一次回来又看见，是真的很火大。那几天大家都在说脏话，气得说脏话。在工地呆久了肯定会骂人。有工人不戴口罩，聚集抽烟，我说了无动于衷，本想狂怼一波，结果看到人家手里拎着大锤，想想还是算了……
后来我就带个大声公，录几句话，提个喇叭一路走过去，震慑力又强：“戴口罩勤洗手，不扎堆不聚集，戴好安全帽！”
他们都知道，但你要随时提。因为他们干重力活，口罩戴着真的很不舒服，喘不了气。如果只是有灰尘，我也宁愿吃灰尘不戴口罩，但现在是病毒。
除了戴口罩，我们每天统计大家的体温和健康状况，接送工人上下班的大巴车也每天消毒。
防疫就是所有工作的基本。这个项目，我们公司来了四五百人，管防疫的就有六十多个。最大的领导都在这个项目上，不过大家戴口罩，谁也不认识谁，挺好的。我觉得我们的防疫工作，不能说万无一失，但已经到达管理的极限了。
就我现在得到的信息，没有一个确诊病例，还挺神奇的。
我们建医院，前期是没什么主流媒体来报道，没什么人关注。倒是很早就有自媒体开个无人机闯进来，在工地上面飞来飞去，我们打也打不着，就由着他们去了。
施工中的工地。（图源：南方都市报-深圳大件事）
近万人，20天，24小时，最后用不上啦？
我们手上有劳务队资源，工人都是从全国各地紧急招过来的，除了湖北。我自己家里也是农民，不过这个项目也是让我见识了各型各色的农民工，善良淳朴的、憨厚老实的、耍滑闹事的，真的是各路神仙都有。确实很多工人都很善良，不计报酬。我听他们讲，很多人一听到这个事，价格都没说清楚就搭了大巴过来。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封路，要出来其实很麻烦的。
最高峰的上万人，说的是白班+晚班，同一天施工加起来的。管理人员有2000多。2月初很多酒店都没开业，一万个农民工吃喝拉撒睡，我们要找酒店沟通，让他们帮忙提前开业。我们至少住了周边大大小小五十家旅馆。说实话我是老板我都不一定愿意。大家赶工期，都衣冠不整，邋邋遢遢，几天洗一次澡都有。但酒店还给我们送小纸条和水果，送一个“最美逆行者”的小卡片，我们还挺开心的。
我一个同事，因为轮班，跟室友睡了半个月都没见过对方的面，就看到桌子上有个纸条写着：“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是我的好战友。”
在工地上排除通宵，每天能睡五六个小时。前段时间很多人白班上着上着变成夜班，夜班上着上着变成白班，30多个小时连着转。
我记得有一次通宵，特别冷，我穿着冲锋衣外面再套着棉衣。刚刚下过雨，地上很泥泞，车经常打滑，我站在路边帮忙协调交通，搞了一整夜。早上九点回去，刚睡下一个电话又甩起来。项目上的情况很紧急，都是电话或者对讲机联系，24小时待命。
在工地上我基本没有时间看新闻。一开始工期定了20天，20天里都是24小时轮班工作。后面肺炎疫情轻了很多，我们猜想是用不上了。疫情轻了当然是最好，但是大家也会质问：你用了这个土地搞了这个医院，还建了两层，现在是不是用不上啦？
我只是一个参与建设的人，但我想，建的时候形势的确很严峻。
深圳市政府说了一句话，就是“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我印象里，13号武汉换了一把手，重计标准，湖北数量直接翻倍，全国的数据还是很恐怖的。等到每日新增的确诊病例真正降下来，我们已经差不多要建成了。19号基本完工，后面就修修补补，建个雨棚，做做绿化。
其实，这个院区建起来是可以十年八年长期使用的。“深圳小汤山”是民间叫法，正式是叫“深圳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也挂了个“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因为三院本来就是以传染病医治为主的。一方面我觉得深圳市政府很有魄力，另一方面如果是我会很担心，二月初疫情还很严重，上万人聚集，搞不好就麻烦了。
工地的傍晚。（图源：受访者）
你在这个岗位，这就是你的事
疫情这个事情我很早就警惕了。元旦前一天我骂了我妹一顿，因为我妹在武汉上学，跟同学去看电影了。当时她已经知道消息了，所以我就很生气，我问她，是命重要还是电影重要？后来看到大家纷纷去做很多事情，医疗工作者去前线，有些同事也去武汉建医院了，我在家里什么都做不了，觉得有点歉疚，不踏实。
深圳这边开始建的时候，一方面我有点怕，另一方面，刚好过两天正月十五是我爷爷八十五岁生日，每年我都不在家，今年好不容易在了，就想给他过个生日。所以我就纠结，当电话打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到底上还是不上呢？结果那天接完电话，走得太着急，忘记去跟爷爷告别了。
我在工地上呆了整整一个月加一天。总结出来，就是从一种无力到另一种无力，从在家里眼看着疫情肆虐的无力，到真正去做事了身体上的精疲力尽。因为你在这个岗位上，这就是你的事。如果是为了多拿一点钱，我不会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真诚地希望这个建好的医院在这次疫情中用不上，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希望它以后能用在刀刃上，用来减少这世上的疾病和痛苦。我每次走进建好的病房，尤其是ICU，我都会想，这地方以后得见证多少人的生与死，多少人的悲欢离合啊。
（注：应受访者要求，“小合”为化名）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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