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做历史梦了，大唐的外国人经常被歧视 | 硬核读书会
唐玄宗与安禄山。/《妖猫传》
长安居大不易，
想在唐王朝挣外汇，难
贞观四年，唐王朝平定了东突厥。
投降的突厥首领们，被唐太宗李世民官拜为将军、中郎将等，集体安排到朝中为官，五品以上者多达百余人。同时，大约十五万突厥人南下归附，成为大唐百姓，其中“入居长安者数千家”。
李世民很高兴，下令给赏他们钱粮布匹，赏给他们土地。有些部落没有前来归附，李世民觉得美中不足，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了使臣，带着各种优惠政策前去招抚，前去做工作。
开国功臣、曾担任过凉州大都督的李大亮，对这些做法很不认同。他上书责备李世民爱新归附与未归附的突厥人，胜过了爱大唐百姓。李大亮还说，李世民给新归附的突厥人发放物资，是在浪费唐朝民众的财富：
“突厥人集体归附大唐，但我们没办法把他们迁徙到江淮，没办法改变他们的风俗，只能把他们安置在距离京城不远的地方。这不是长久之计。每一个突厥人来归附，陛下都赐给他布帛五匹和一件袍子；部落头领来归附，一律授予大官。这些人俸禄多、地位高，很费钱。拿我大唐百姓上交的钱粮布帛，来供养这些人，对我大唐实在是没有任何好处。”（李大亮《请停招慰突厥疏》）
电视剧《贞观之治》中的唐太宗。
《旧唐书》里说，“太宗纳其奏”，李世民虚怀若谷，接受了李大亮的批评。不过，“纳”这个字放在李世民身上，往往有一种别样的意味。
贞观时代二十余年，李世民“纳”了太多太多的进谏，但“纳”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
李世民在朝堂上用各种各样的“纳其奏”充分展示了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史官们将他对犯颜犯颜直谏的宽容载入实录之后，他很快就忘了谏言的具体内容。
对李世民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往往头一天他还在表彰劝谏自己不要沉迷游猎的大臣，第二天他就已在野外飞鹰走狗。
这次针对李大亮的“纳其奏”自然也不例外。
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一书，
详细描述了唐代物质生活的繁盛，尤其是外来物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6-4-20
四夷为何归化唐王朝
李大亮讲的道理，是对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继承，李世民其实也全都明白。
早在贞观三年，他就对靺鞨的使者说过：“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
意思是我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繁荣安定，周边的夷狄心生羡慕，自然而然就奔着我们来了，这才是驾御戎狄的上策。
这话，与贞观四年李大亮奏折里的“九州殷盛,四夷自服”，涵义完全相同。但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是否愿意按照道理去做，又是另一回事。实现“九州殷盛”，需要付出许多心力，需要许多制度建设，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唐太宗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对待移民。/《贞观长歌》
就效率而言，李世民更喜欢“倒吃甘蔗”，先用武力威慑与物质诱惑让“四夷自服”，然后再反推出国家大治，已然完成了“九州殷盛”的丰功伟业。
贞观四年的李世民，正策划着要加冕为“天可汗”，自然不会因为李大亮的进谏，就终止给新归附的突厥人赏赐官职土地与钱粮布匹，尽管李世民嘉奖了李大亮，且“纳其奏”。
也是在贞观四年，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过这样一番话：
“贞观之初，有人上书对我说，应该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出动大军去征伐周边夷狄，只有魏征劝我偃武修文，说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我们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欣欣向荣，周边的夷狄自然会向我们靠拢。朕采纳了魏征的话，如今颉利可汗被擒获，魏征的话应验了。”
这段话，也是在用四夷已服这个结果，来反推自己已通过偃武修文实现了中国既安。四夷已服的标志性事件，正是突厥人纷纷成为“归化人”，成为大唐帝国的百姓。
蔡鸿生以安禄山和哥舒翰的身世，
展示了中亚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文明的接触和交融。
中华书局 / 1998-12-1
有唐一代，李大亮不希望拿唐朝百姓的税赋去供养外国移居者和归化人的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对外国人移居中国曾做出过一份专门规定：“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
地方官府要给外国移民提供吃穿，要将他们的情形报告给朝廷，还要将他们安置在比较好的地方。
唐昭陵陪葬韦贵妃墓《胡人备马图》。
大略同期，还有另一项赋税上的优惠政策——“外蕃之人投化者，复十年”，前来归化大唐的外国人，可以享受免除十年赋税的特权。十年后，再与“华夏百姓”承担相同的赋役。
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刺激下，一批又一批的“化外人”，通过各种不同渠道，进入到了唐王朝境内。
长安常年居住着约四五千户归化人，自不必说。扬州、楚州、泗州、海州、密州、登州、青州全都有新罗坊或新罗馆，也就是说新罗人在今天的江苏、山东沿海城市，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聚居区。
敦煌、肃州、甘州、西州、伊州、凉州有来自中亚粟特等国的“昭武九姓”，他们是唐王朝内部实力最大的归化人，在唐玄宗时代，他们参与过两次武装起事，一次是721年的“六胡州之乱”，参与者多达7万余人，一次是著名的“安史之乱”，这场叛乱得到了胡商的经济支持，也得到了九姓胡人的人力支持。
蒲立本 《安禄山叛乱的背景》
中西书局 / 2018-4
南方的广州、扬州，则是波斯人和大食人的主要聚居地。
公元760年，扬州刺史叛唐，淮南节度使攻陷扬州，数千名波斯人被杀；公元879年，黄巢攻陷广州，大杀外国人，12万人遇难，据说其中有两万人是外国移民，由此可以推知当地外国人的数量之多。
这些外国移民中，既有富商大贾，也有普通小民；既有印度归化人罗好心这般做到“神策军正将”高位者，也有常见于唐人诗歌与传奇的昆仑奴一类的底层人。
唐代的“昆仑奴”即黑人移民。/《万万没想到》
“汉妇”作为唐王朝的稀缺资源
在夷狄问题上，唐王朝大多数时候算的是政治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人傻钱多速来”的冤大头，基于现实需要，他们偶尔也会算一算经济账。
贞观二年，李世民下达敕令，“诸蕃使人娶得汉妇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外国人跑到唐王朝来，娶唐王朝的女子为妾是可以的，但不允许将其带出唐王朝。
显然，经历了隋末大乱的人口锐减，李世民很在意保护唐王朝的生殖力，不许“汉妇”随外国人离开，实际上就是要把“汉妇”作为一种生殖资源留在唐王朝。
唐高宗时代，再度重申了这条禁令，“如是蕃人入朝听住之者，得娶妻妾，若将还蕃内，以违敕科之”，外国人来唐王朝居住，可以在唐王朝娶妻妾，但不许把妻妾带走，否则将以违反皇帝的敕令论处。
陈尚君在《行走大唐》中考证了
玄武门蒙难者女眷的情况，大多身世悲惨。
新民说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8-7
到了唐代宗时代，因为安史之乱的缘故，“汉妇”再度成为唐王朝的稀缺资源。
史载，因借回纥之兵平乱的缘故，“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暴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
长安城中常年驻留着上千回纥人，还有人数成倍的胡商，穿着唐朝人服装杂居在唐朝人中间。朝廷每日里款待他们。这些人置办有资产与房舍，市场上的好利润都归了他们，他们一日比一日蛮横，官吏们也不敢过问。
长安城内胡商众多。/《妖猫传》
有些人还故意穿上“华服”（应该是指有钱有身份的唐朝人所穿的服装），来引诱唐朝妇女做他们的妻妾（“诱取”二字显示，不许汉妇随外国人离开唐朝的政策，确实对外国人在唐朝娶妻妾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为保护汉妇资源不被骗走，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唐代宗下诏“回纥诸蕃住京师者，各服其本国之服，不得与汉相参”，要求住在京城里的回纥人和其他外国人，必须穿自己本国的服装，不许与唐朝人一般装束。
唐代“白瓷人形尊”，典型的胡人面貌。
1956年西安市东郊段伯阳墓出土，现藏陕博。
想在唐王朝挣外汇，难
对胡人们在大唐挣到的巨额财富，唐王朝有时候也会很眼红。
按唐代律法，“海商死者，官籍其货，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海商死了，三个月没有妻儿来衙门认领遗产，遗产就归官府所有。
孔戣做岭南节度使的时候，觉察出了“三个月”期限的微妙：“海道岁一往复”，波斯海商的死讯传回本国，本国的亲属再坐船来到唐王朝，往往要一年的时间，三个月的期限无异于是奔着没收胡商资产而去。
于是，在孔戣的任期内，无视了三个月的期限，随便什么时候，只要是真亲属来认领遗产，都同意交还。这段故事，出自韩愈给孔戣写的墓志铭。
孔戣的做法被韩愈单独拿出来赞叹，显示它并非主流，以三月为限没收遗产才是更普遍的做法。吕思勉评价这种做法，说它的实质是“故立苛例以归利”，故意制定苛刻的法律来谋利。
日本教授气贺泽保规对贞观之治的评价并不高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4-2
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朝廷又出台了一项新政策：
“死波斯及诸蕃人资财货物等，伏请依诸商客例，如有父母、嫡妻、男女、亲女、亲兄弟元相随，并请给还，,如无上件至亲，所有钱物等并请官收，更不牒本贯追勘亲族。”
这是一项非常意味深长的政策。政策的微妙之处在于“元相随”三个字。
大意是：波斯人和其他外国人死在了唐王朝，留下了资产货物，如果他有“元相随”的父母、嫡妻、儿子女儿与亲兄弟，可以继承这些财产，如果没有，那这些财产就归官府所有了，且不发公文去他的本国寻找亲属。
所谓“元相随”，指的是来唐王朝时随行的父母妻子儿女，而非在唐朝所娶的妻妾、所生的儿女。这项政策让许多胡商辛辛苦苦一辈子，临终只是在给唐王朝积攒财富。
《长安十二时辰》中出现了唐代长安的波斯人。
《太平广记》中有两则波斯商人托付遗产的故事，颇能反应时代的变化。
第一则故事的主角是活跃于唐玄宗时代的李勉。故事中说，李勉遇到一个重病的波斯商人，因感念其照顾，商人临死前将一颗价值“当百万”的宝珠赠给李勉。李勉将宝珠藏在胡商口中一并埋葬。再后来，李勉在扬州遇到胡商之子，带了他去胡商之墓中取了宝珠。
第二则故事的主角是李勉的儿子李约。故事中说，李约在在江上遇到一位重病的胡商，胡商将自己的两个女儿托付给李约，还送了他一颗宝珠。胡商死后，“财宝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两女求配”。
埋葬胡商时，李约把夜光宝珠塞在了尸体口中。再后来，胡商有亲属前来要求继承财产，打开坟墓时见到了宝珠。
作者: （宋）李昉 等编 出版社: 中华书局
都是胡商，都是在江边相遇，都是相赠宝珠，都是放置于尸体口中，都是掘墓得宝。元素如此雷同，两则故事显然出自同一个蓝本。
但前者的故事时间是唐玄宗时代，“元相随”条款尚未产生，故事中也就没有将波斯商人的财产送官的情节。
后者的故事时间大概已是唐文宗时代，所以李约做出了“财宝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的举动——胡商身边的两女不符合“元相随”亲属的继承条件，李约只好将胡商的财产造册送官。
再后来，符合“元相随”条件的亲属来到，放在官府的胡商财富连带墓中的宝珠，才能够被拿走。这是同一则故事，在不同时代流传时，为了显得真实而揉进时代色彩的典型案例。
长安居大不易，何况是外国移民。/《长安十二时辰》
也是在唐文宗时代，发生了朝廷显贵子弟向胡商贷款借钱没有偿还、被胡商起诉的事件。唐文宗政治账与经济账一起算。
政治上，他觉得此事太丢大唐脸面，贬了欠债者的官职后，又在公元831年下了一道诏书，要有关部门好好“抚安”被欠债的胡商，“免令受屈”，别让他们要不回来钱受了委屈。
经济上，朝廷出台了新规定，“自今已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从今以后，不许唐朝民众再向胡商贷款借钱。
政策看似是在保护胡商利益，实则是对胡商经营放贷业务釜底抽薪，是在试图阻止唐王朝的财富外流。公元836年，朝廷再次重申了这项政策，禁止唐朝百姓拿自己的产业、奴婢做抵押，去向胡商借钱。
当然，这些账无论怎么算，对普通唐朝百姓来说，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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