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六朝美学》作者：袁济喜
001、东汉末年的政治动乱和农民起义刺激了传统儒学的急剧衰退。曹魏政权顺应历史潮流，推崇“唯才是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的道德标准。
后来以刘劭《人物志》为代表，提出了全新的伦理概念，这种新的伦理概念和美学观念的产生，直接催发了曹丕《典论·论文》中的美学思想。
002、大的社会动乱，许多士人流离失所，生活状态的改变让文士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
003、曹操在《短歌行》中抒发了他的政治抱负，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坚决抛弃了两汉重名轻实的人物品评标准。
曹操崇拜的是周公、张良、萧何这些拯危救乱功济时艰的英雄之士。对这种理想人格的鲀美与追求也体现在建安文人的大量文学作品中。
王粲的《从军行》
陈琳的《游览诗》
曹植的《鰕䱇（xiá shàn）篇》
004、正是在这种需要建功立业的英雄的时代风气感召下，产生了曹魏时代杰出的著作《人物志》，它与曹丕《典论·论文》的美学思想遥相呼应、
005、《人物志》的作者刘劭，熟谙人物才性，懂得知人善任的重要性，其平行深为时人所美。
他说圣人最值得称赞颂美的就是对人才的识鉴和提拔。同曹操的“天地间，人为贵”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儒学中人看来，圣贤的功德应该表现在制礼乐矫正人的性情上，而刘劭则坚决摈弃了这种观念，认为圣贤的功德是在选拔尊重人才上。这标志着汉魏人们伦理观念的转变。
006、既然要识人才，那就要有一个如何看待人的本质的问题：人是什么？
刘劭认为，人物的性情来源于血气的组合。血气即人的血肉之气，人身以自然生理基础为本。这样就推翻了两汉时代的“天人感应论”，去掉了从董仲舒到班固给人所加上的神学色彩。
007、汉代许多唯物论者提出“元气说”，认为人禀受物质性实体“元气”所化生，强调人性的自然生理基础。
《论衡·论死》王充无神论思想的代表作，提出“人之所以聪慧，以含五常之气也。”
东汉思想家王符在其《潜夫论·本训篇》提出“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
曹丕“文气说”也是立足于强调人的自然生理气质之上的。
008、王充指出人的道德品行的优劣，是禀受元气所致，但他没有涉及到人的个性气质和才能方面的问题。
刘劭则进一步提出了人的生理状况，不但人的生理状况，就是性格气质以及才能，也是由禀受元气决定的，他认为人禀受阴阳二气与“五物”（指五行金木水火土）相配合，比例不同，性格气质也就不同。
这种以阴阳五行来讨论人性的哲学观念，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和医学的传统观念。
009、刘劭认为人的性情元智各异，而某一类性情则特别适合某一项事业，所以人的才干也就与其气质性格密切相关。
这种思想虽然忽略了后天实践对才能知识的提升，但对文艺理论的创建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曹丕认为作家气质决定了其创作才能和风格特点，这是不可强行摹习和改变的。
这种对于天才的认知和讨论要早于德国美学家康德。
010、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除了强调先天的“才、气”之外，也指出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但他也认为创作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由作家先天的个性气质所决定。
011、刘劭《人物志》中，对人做了三种区分：
最理想的“圣人”：能兼容各种“气”，不以专门的才能擅美，但懂得“总达众才”，会任贤用能。这显然指的是帝王之才；
其次是“兼德之人”：能够兼有几种才能，如张良、韩信这样成就王业的英雄；
最后是“偏才”：只禀受了一种“气”，世间大部分人都属于这种。刘劭把这种人分为口辩、儒学、智意、伎俩等。
012、刘劭还精辟地阐明，一个人的长处同时也是他的短处，如刚直的人往往失之于不给人留面子，和蔼的人往往失之于柔弱，耿介的人往往失之于拘谨。
所以对人的识鉴、评价不能求全责备，应该尊重其个性。
曹丕提倡批评“审己度人”，刘勰强调鉴赏要避免个人偏好，都与刘劭这种思想有关。
013、刘劭《人物志》阐述的伦理观念和人格美思想，是汉魏之际伦理学和美学思想的界碑。
在刘劭之前，对于人的讨论基本上停留在抽象的概念讨论上，如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恶，董仲舒和班固则强调人性是神性的附庸；
于此相对应，人们对人格美的内涵也被限定在道德领域，如孔子说“里仁为美”，孟子说“充实之谓美”，这种都带有强制规范的意味。
而董仲舒提出“仁之美都在于天，天，仁也”则进一步把道德美与天意联系起来。
东汉时道德纲常又成为人们做官入仕的凭证，为博“孝悌”出现了品藻乖滥、是非颠倒的状况，直到汉魏刘劭《人物志》出现，把人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加以表现，推动了六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