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多学科诊疗的背景
“为了患者获益最大化，谁有理，听谁的。”
多学科诊疗并不是什么革命性创新，它只是对医学专科发展到极致后的一次拨乱反正。
现代肿瘤医学发展至今100多年，从最早的外科手术到介入式（微创）手术，从化疗药、靶向药再到免疫肿瘤（I-O）治疗药物，从西医药到现代中医药治疗。
《中国肿瘤患者服务升级研究报告》显示，医院各科室内缺乏顺畅的转诊体系。在诊断阶段，25%受访者反映，在医院内部不同科室之间的转诊不顺畅。在治疗阶段，33%的受访者反映，需要自己去不同科室或地方重复排队挂号。72%的受访者呼吁，医院内部不同科室之间做好协调，让肿瘤患者更快进入下一步治疗。
以肺癌为例，患者通常需要在呼吸科、胸外科查出肺部异常，在影像科通过影像学检查、在病理科通过病理学检验确诊肺癌，随后在肿瘤科（或更细化的化疗科、放疗科、介入科、中医科）进行某一种或多种疗法的治疗。
一位在肺癌患者表示，在确诊后，大部分恶性肿瘤患者选择多挂几个专科的“专家号”，或者从市医院，到省会医院，再到北上广等大城市医院，只能多跑几家医院。这不仅增加了差旅、住宿费用的负担，而且延误了治疗进程。
在肿瘤医学的亚学科不断分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一个跨学科的协调机制？如何降低患者在选择治疗方案时的决策成本？多学科诊疗应运而生。
02、多学科诊疗在国外
多学科诊疗（MDT）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他们在预防和诊治肿瘤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学科研究和MDT临床实践。现在在欧美国家，MDT已成常态。英国甚至已经立法，每一位癌症病人都需经过MDT综合治疗。MDT已成为西方国家临床疾病诊疗的重要医疗服务模式。
因为肿瘤病人个体情况复杂，通常不能采取单一的治疗方式，也不是单一科室可以完成的，需要肿瘤外科、内科、放疗科、介入科、影像、病理、检验甚至基础医学等各学科积极参与，需多学科协作完成整个治疗方案。MDT对于肿瘤病人的规范化、个体化治疗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通俗地讲，MDT就是为普通癌症患者搭建一个各学科专家团队，各学科专家共同讨论确定诊疗方案。国际上肿瘤患者的治疗，MDT一直扮演着多学科协作先行者的角色，保证高质量的诊治建议和最佳的治疗计划，避免过度诊疗和误诊误治，使病人受益最大化。
在当今这个医学如此发达的时代，没有哪个医生能够覆盖癌症治疗的广度和宽度。这也是为什么除了放疗科医生、肿瘤外科医生，还需要肿瘤内科医生以及其他专家参与诊疗，比如放射科医生负责解释X射线，病理学家负责解释组织活检。
让不同专科的医生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通常治疗是同时进行的，病人必须同时接受化疗和放射治疗，或在特定的时间段内进行手术，而手术必须正确安排。如果没有沟通，这一切就不会发生，病人也会因此而受苦。
多学科团队其中一个优先任务是，作为一个小组在一起讨论一些困难的情况，然后再向病人解释，也就是小组共识。
在国外，通常有不同学科的多学科肿瘤委员会，如乳腺癌委员会、胸部肿瘤委员会、胃肠道肿瘤委员会，泌尿生殖肿瘤委员会等。这些都是针对特定的癌症专科，以及确定这些患者可能需要来自多个不同医生的治疗。
每一位学科的专家将他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其他医生，这些知识可能是其他领域的医生并不知道的研究数据。实际上，每一位来自其的学科的医生都会带来不一样的专业知识。
最后不同学科的医生一起坐在桌子旁边，讨论这些病人，最终就他们认为对病人最好的治疗达成共识。
03、多学科诊疗在我国的实践
2017年底，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了《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开辟专门章节，要求“以病人为中心，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2018年5月，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批准，中国医师协会MDT专业委员会启动了“星火计划”，在更多医疗机构探索MDT可推广的模式，计划用2年时间，建立至少50家“肿瘤MDT培训基地”和一定数量的“MDT实践基地”。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作为国内肿瘤防治水平领先的医疗机构，以全球肿瘤防治水平领先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为标杆对象，通过不断地打造本院的特色病种、扩大优势病种、巩固强势病种，来确立各个瘤种的行业地位。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党委副书记何韵教授说道，医院自成立单病种MDT以来，严格按照国际权威指南建立完整的诊疗规范体系，包括检查项目、分期标准、诊断标准、治疗方案、预后指标、随访要求等。门诊布局也由专科门诊向单病种门诊过渡，同时实现门诊、住院、出院的全面规范化管理患者。
MDT作为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全院推行的目标，实现从医院管理层到科室，再到每个小组，最后到每个成员，层层落实，环环相扣。
同时通过推行四项制度、抓实“四专”、“三定”，保证MDT可持续。四项制度指：单病种首席专家负责制、主诊教授负责制、专科综合目标管理办法、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四专指：专病、专收、专治、专研。三定指：定时、定点、定人。
除此之外，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还制定相应的选拔机制和考核机制，保证队伍的质量及积极性。如首席专家、大PI、主诊教授，每个人都有具体的选拔机制及职责要求，做到职责分明、工作细化。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从2005年成立了集体研讨的消化道肿瘤兴趣小组，到2009年成立了消化道肿瘤的院级多学科诊疗，再到2010年成立由北京市多家医院自愿参与的北京市消化肿瘤MDT，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MDT模式幸运地得到了医院领导的支持，并推动人员架构、协作原则、运行形式实现定型。
为开好每周一次的消化道肿瘤院级MDT讨论会，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要安排专职工作人员：MDT举行前，要汇总诊疗数据；MDT举行中，要上台讲解案例，并回应参会主任医师的提问；MDT举行后，要对患者的治疗进展进行随访。这些工作，都由一位轮值的协调员完成。协调员既可以是住院医师、中青年骨干，也可以是外院派来交流的访问学者。
尽管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允许主治医师、住院医师、研究生、进修生参会，甚至欢迎合作医院（如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通过远程视频接入，但MDT讨论会的决策人员，至少需要具有副高职称，以学科带头人为主、学科骨干为辅。
一路走来，主治医师从独立行使诊疗方案制定权，到必须与其他MDT参会专家分享诊疗方案制定权。但中国医师协会MDT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陆明认为，MDT不仅不会给科室之间带来矛盾，还加强了院内各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由于各科室医生的医技水平随着MDT而提高，参与MDT专家的凝聚力也得到加强。
定型的制度，保证了主治医师对MDT决议的高执行度。一项对医院MDT执行程度的研究显示，如果MDT形成的决议得到全部执行，将有96%的患者达到预期治疗效果；但如果只是部分执行，则只有37.5%的患者达到预期治疗效果。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中国医师协会MDT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沈琳教授表示，不同癌种、不同分型、不同分期都对治疗方案提出了不同需求，因此MDT也需要因地制宜地应用。比如：对于复杂、疑难的跨学科病例，建议强制要求MDT；对于已有明确治疗规范的病例，则适合推广规范化治疗，根据患者需求自愿进行MDT。
04、多学科诊疗在全国的推广
中国医师协会MDT专业委员会作为国内首个MDT协作组织，从2015年起便启动了“百城行”活动。截至目前，“百城行”活动已覆盖除海南、台湾之外的中国所有省份。在江西九江，“百城行”团队向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带去了MDT模式，该院又向九江市下辖的四个县市进一步推广MDT模式。陆明说，“以点带面”实现了“星火燎原”。
随着肿瘤多学科诊疗模式日益普及，肿瘤患者提出了更高需求。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只需要面对同一个寻医问诊的用户入口，只需要面对同一个治疗方案的服务出口。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沈琳教授表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让患者少跑腿”的精神，中国医师协会MDT专业委员会也积极引入“互联网+”技术，探索视频专题讲座、线上专科医联体、线上MDT门诊、远程MDT病例点评等创新模式。
文章参考：《肿瘤多学科诊疗：一场打破医院、科室“高墙”的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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