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能到战‘疫’一线,打非同一般的阻击战,那是使命!”
|作者:二水
|编审:苏睿
最近,武汉防疫一线有三位“80后”女博士上了热搜——董韵竹、张梦瑶和迟象阳。
她们在军事科学院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室工作,被大家称为“实验室三朵金花”。带队“三朵金花”的人更是来历不小,就是环环之前写过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薇。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抽组全军军事医学专家深入武汉地区,全力进行科研攻关,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科学研究。
“三朵金花”所在的某药物研究所也派出研究人员,赶赴疫情一线。他们都是长期从事烈性病原体研究攻关的骨干力量,大都有抗非典、H7N9禽流感和埃博拉的丰富经历,代表着军队和国家重大疫情处置水准。
24小时缩减到4小时
1月30日,在多方努力下,军事科学院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室开始运行,“三朵金花”主要负责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工作。
病毒核酸检测工作对临床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至关重要,是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技术支撑。为此,时间对研究员来说至关重要,必须分秒必争。
按照防控要求,研究员从拿到咽拭子样本到得出核酸检测结果,须在24小时内完成。为了尽早让医院获知结果救治患者,研究所与地方公司共同紧急研制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利用检测试剂盒开展检测,大大缩短了检测时间。再加上研究员扎实的基本功和娴熟配合,硬是把病毒核酸检测时间压缩到4个小时。
每天早上8点,研究员进实验室作核酸检测准备,然后进舱做实验,下午2点多出舱;午饭后稍作休整再次进舱,待结束晚间的检测工作已是第二天的凌晨。有时样本收得多,研究员就要增加班次。
由于实验室的特殊性和个人防护装具的密闭性,每次检测结束时,研究员身上的衣服都会湿透。因为进出一次实验室全套防护服就需要更换一次,为了节省防护装具,大家都尽量少喝水、少吃东西,有时也会穿着成人尿不湿进实验室。
检测工作除了要求速度,还要求安全。因为一旦打开样品盖,就意味着研究员将直面病毒,所以他们的工作容不得一丝马虎。
截至3月5日,“三朵金花”检测组已完成5500多份样品检测,没有出现一起错情。这是让她们最自豪的事。“拿出精准结果,就是对提高疫情防控效率做贡献!多付出点时间和精力,值得!”董韵竹说。
收获的背后是不计辛劳的付出。
因长时间昼夜奋战在防疫一线,“三朵金花”一脸憔悴,不仅额头爆痘、黑眼圈极重,甚至开始掉头发,每天早上起来浑身都有一种像被人揍了一顿的肌肉酸痛。但她们从不抱怨,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越来越习惯。
·从左至右为:迟象阳、董韵竹、张梦瑶。
“军人必须听令而行”
春节前夕,武汉疫情爆发。
1月26日凌晨1点,迟象阳在接到前往武汉的命令后,几个小时之内就打包好了自己的行李和实验设备仪器。“我是军人,研究方向又是微生物,觉得自己这个时候如果不做点什么,就会很着急。”
同一时间,董韵竹在家里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马上打包行李。她说:“军人必须听令而行。”
2天后,张梦瑶接到了前往武汉的命令。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如此重大甚至有生死考验的任务。
临行前,张梦瑶来不及到办公室带走军大衣,作为现役老兵的父亲将自己的军大衣送给了她。父亲曾在玉树地震救援中表现突出,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模范”。那件大衣正是父亲参加救援时的“征袍”,后来,他一直当成宝贝珍藏着。这次女儿出征,他才再次拿了出来。
虽然空荡的车厢里只有她一名乘客,但张梦瑶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列车到达武汉,张梦瑶穿着父亲的军大衣走出车门。当她独自一人拉着行李走在月台上时,每经过一节车厢,都会有列车员自发地向她敬礼;不远处,她的战友正等着和她并肩战斗……
在武汉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三朵金花”吃得最多的食物就是泡面。也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她们才有时间和同事聊会儿天,短暂地休息一下。
离家多日,偶尔与家人通个电话,成为她们排解思家之愁的唯一解药。
因为长时间见不到妈妈,迟象阳两岁多的女儿常和她闹小情绪,不愿意理她;张梦瑶好久没和自己的双胞胎孩子视频了,她害怕自己一看见屏幕里的孩子就会止不住地掉眼泪;因为疫情,董韵竹推迟了原本预定在今年4月举行的婚礼,这场婚礼因为非洲医疗救助任务等原因已推迟2次……
放弃“亿万身家”
“三朵金花”的故事,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研究所众多研究员的一个缩影。
该研究所自1958年成立以来,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时刻推出了许多关键性成果,攻克了多项技术难关,取得了多个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重大科研成果,为国家铸起一座坚不可摧的医学防护盾牌。
然而,为了这座医学防护盾牌,有多位无名英雄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和年华。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我军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医学防护难题,某药物研究所前身在京正式组建。众多老一辈科学家听令而行,从四面八方齐聚这个无声战场。
当时,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严密的技术封锁,老一代科学家们就自己画图建造实验器械。仅用一年光景,他们就在防护重点领域拿出初步防治措施,实现了我军医学防护零的突破。
为了尽快研制出可靠的防护药品,研究员们甘当现代神农氏,不惜以身试药。据统计,参加试服试注试用的志愿者累计达3000多人次,最高服用剂量为临床应用的8倍,最终研发了一批全新结构的特效防护药物。
2003年,“非典”病毒肆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将流行病毒锁定为科研主攻方向,很快取得突破。
1年后,各地H5N1禽流感疫情频发,当时我国尚无自主生产的抗流感特效药,紧急接洽外国制药公司后,得到的答复却是:4年后才能供货,而且供货量远远低于我方的需求。
就在将要“卡脖子”的危急时刻,研究所又出人意料地扭转逆势——及时自主研制出抗流感病毒药物“军科奥韦”,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全部临床前工作,一举摆脱了依靠国外供应的局面。
2009年,当H1N1再次袭来时,研究所再一次创造奇迹:提高药品产能30倍,仅用135天就完成2600万人份的国家储备任务,为国家节约采购经费57亿元。
随后的几年,研究所又为儿童流感患者专门研发了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而帕拉米韦注射液的成功研制,更是改变了全球流感重症患者无药可医的困境。
从胶囊、颗粒剂到注射液,从世界首创工艺到建成全球最大产能生产线,我国现已成为全球抗流感药物最为丰富、临床治疗保障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具备了应对任何规模流感的自主防控能力,摆脱了关键时刻防控药品买不到、买不起、买不足的困境。
研究所研发出的一种药物可以产生逾百亿的产值,若是按照地方同行的回馈机制,研究员们早就身家亿万了。但是为了对国家研究成果保密,他们报送成果不署名,不发表相关论文,掩藏自己的个人成就,甘愿把智慧、心血和汗水奉献给伟大的事业,无怨无悔。
在军事医学研究院院史馆,一幅名为《拒评院士》的油画被放置在醒目位置。
油画的主人公宋鸿锵是中国卓越的药物学家,由他领衔发现的一种全新结构的药物,使中国在某型药物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位置。鉴于老人家的学术水平与突出贡献,组织上决定为其申报中国科学院院士,宋鸿锵在第二天上交了一张空白的院士填报表格。为了保密研究成果,他坚辞不受。
就这样,宋鸿锵为了医学研究事业,从学术界“消失”了30年。直至30年后,一位来到研究所的旧识才在偶然走错办公室时再次见到了他。见面的一瞬,这位故友先是一怔,微含泪光说了句:“宋鸿锵,你还在……”
他们与死神共舞,为国铸盾,没有单纯的“个人奋斗”,没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词典中,只有大写的“家国”“集体”,只有加粗的“奉献”“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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