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遭遇疫情“黑天鹅”，全年GDP增速将“低开高走”

华夏时报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在疫情之下，各行业均受到一定影响。
近日，博西家用电器集团（下称“博西家电”）发布的2019年财报显示，2019年，集团营收132亿欧元，与2018年基本持平。不过，相较于业绩平稳的欧洲和营收上扬的北美，其在亚洲市场的营收却有所下滑，下滑幅度达到10%。
据了解，博西家用电器集团是全球家电行业领导者之一，旗下拥有博世家电、西门子家电、嘉格纳、内夫等11个家电品牌，在全球约50个国家设有40家工厂。对于博西家电来说，2019年，市场整合、竞争加剧及在线业务的飞速发展是其在华面临的主要挑战。而2020年则更加艰难。
“考虑到宏观经济等不确定性，加之新冠疫情带来的未知影响，2020年对我们来说仍将充满挑战。”博西家用电器集团首席执行官瑞世轲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在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看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已经构成了影响全球经济金融波动的一个巨大“黑天鹅”事件，其影响程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由于疫情已经在全球蔓延开来，这使得世界经济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受疫情影响，我们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各项指标短期下行，比如，CPI和PPI的剪刀差在不断扩大，这意味着下一步经济有可能会呈现出进一步分化和下行的压力。3月应该会比1、2月的数据好一些，但是总体而言，一季度的GDP增速不容乐观。”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20年3月月度数据分析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瑞明代替研究组介绍。
在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看来，疫情冲击和别的冲击不同，并不是刺激手段能扭转的，不过，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将逐步恢复正常。

实体经济“黑天鹅”

相较于2019年，2020年的情况将更趋复杂。
博西家电财报显示，2019年的市场环境虽充满挑战且竞争加剧，但博西家电在欧洲市场仍保持领先地位，其在欧洲地区的总收入较上一年提高了近一个百分点；美洲地区业务也表现良好，营收涨幅接近10%。而亚太地区营收则显疲软，下滑约10%。
尽管如此，博西家电仍是中国市场最大的外资家电制造商。据了解，进入中国以来，博西家电陆续引进了“西门子家电”、“博世家电”和“嘉格纳”等著名的国际家电品牌。
“对博西家电而言，2019年充满了挑战。我们在致力于满足消费者目前和未来需求的同时，全面推进硬件+战略，在复杂环境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瑞世轲表示。
不过，由于疫情影响，房地产和装修市场如今处于停滞状态，去年卖的比较好的家电套餐销售，在疫情影响之下，几乎没有销售，受房产家装对于家电销售的滞后效应影响，预计后期回暖也会比较慢。
“考虑到宏观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加之新冠疫情带来的未知影响，2020年对我们来说仍将充满挑战。”瑞世轲表示。
“疫情对整个家电行业一季度的销售生产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家电行业的整个供应链、产业链，包括一些零部件的供应、企业的生产排产、新品上市都会受到影响。”一位家电行业内部人士表示。
这也使实体经济普遍感受到寒意。
据了解，相比传统劳动密集型在既有体制下受到的冲击，新兴产业正在扩张。比如，“互联网+”、线上办公受到的影响较小，甚至逆市扩张的态势，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受挫严重。中国机器人的替代有可能进一步加速。移动购物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在行业内人士看来，在2003年的SARS疫情当中，虽然曾有一季度下挫，不过在疫情稳定过后，“报复性”消费明显，之前的下挫很快被6月份及其之后的反弹所弥补。按照预测，今年，这种“报复性”消费也将到来，并且由于疫情影响，消费者更关注安全相关因素，这也将带动消毒、除菌等相关家电产品的热销。
事实上，尽管疫情尚未过去，但在高端市场，消费上升趋势仍旧明显。
对此，博西家用电器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唐善达博士表示，为满足中国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博西家电将加速推进在华创新。为此，2019年，博西家电将研发投入提高到了7.13亿欧元，占总营收的5.4%，并继续聚焦数字技术，包括互联家电控制软件、语音控制、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

警惕“灰犀牛”

在刘元春看来，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出现的是“短时效应”，全年将出现“低开高走”的态势。这主要是由于有序复工和短期救助政策的实施逐步恢复，所以，一季度可能会是比较低的数字，但二三四季度会逐步走高。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疫情虽然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已经在全球蔓延开来，并引发进一步的经济金融上面的波及和动荡，未来可能会反过来对中国经济和金融指标产生冲击。
不过，在刘瑞明看来，即便没有疫情，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摆在眼前。“疫情更多的是短期效应，改革的迟滞才会是更长期的‘灰犀牛’。”刘瑞明表示。
比如，此次疫情中，一些领域的垄断管制抑制了产能，比如在此次疫情表现得非常明显的是医疗。
“这次表现出来的我们的短板不仅仅是在公共防疫上的，也表现在教育医疗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上。数据显示，我们的医疗数据在直线增长，增长了数十倍，但医疗供给非常微弱，尤其是政府主导型的支出配给方式，难以满足实际需要，最近几年又出现了政府卫生支出占比的持续性下降，在多重冲击下，导致了进一步医疗资源供给的不充足。”刘瑞明说。
同样，土地供给垄断扭曲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破解，房地产的“高烧不退”依然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最近几年比较严重的脱实向虚问题并没有得到非常好的缓解，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仍在不断攀升，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重心从制造业、实体经济，转向了偏金融业行业当中；垄断壁垒问题依然严重，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垄断导致民营经济“预期不稳”、“信心不足”。
数据显示，2005年2月份，民营经济的民间投资达到高点，累计同比增长速度接近90%，自此以后一路下滑，到目前为止是个位数，此次疫情下又出现了负增长。所以，即使没有这样的疫情冲击，它本身已经是巨幅下滑，这是导致中国经济近几年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
“我们对疫情的冲击应该有所应对，并且对企业，尤其困难型的中小微企业有所救助，这是必须的，用来平衡我们的经济波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也要有所注意，不能大规模地刺激。我们应该吸取十年前‘四万亿’政策的教训，避免过猛、过大、过急，避免诱发新一轮产能过剩浪潮。”刘瑞明表示。
从长期趋势来看，所有“灰犀牛”都蕴含着极为巨大的增长空间，而且这些领域改革难度其实并不是太大，并不存在特别多的利益纠葛。一旦改革，不仅仅会刺激万亿级的增长机会，而且会产生多方面的联动增长效应，能够帮助有效地破解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难题，甚至会带来新一轮的景气循环。
“所有的外生冲击之所以叫危机，就是有‘危’有‘机’。‘危’的方面是事情本身；‘机’方面蕴含在我们政策手段，所以疫情带来的是毁灭性的破坏，还是创造性破坏，其实取决于我们的手段。建议短期针对‘黑天鹅’应该有一揽子‘底线救助’的措施，就是可以救助，但不要过度刺激和长期化。同事，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尤其是在中国体制下要防止由疫情所导致的企业生存困难，进一步导致银行抽贷、惜贷行为。针对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重灾区，应该进行定向降息降准，这稳定市场预期，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补充。”刘瑞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