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纸上博物馆”，开启一段奇妙的寻宝之旅
然而科学巨人不是凭空诞生，回首达尔文的生平，我们将会遇到许多不及他声名远扬，但却像他一样热爱着探索的博物学家、地质学家和摄影家。
一个城市，至少要有一座这样的博物馆去记录自然历史或者人类文化的历程。而事实上，有很多城市以拥有众多享誉世界的博物馆而闻名，比如伦敦。
除了大英博物馆，这里还有一个较少为人所知但同样精彩的宝藏——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
图片来源于：pixababy
在这座创办于1860年的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中，保留着许多关于达尔文的文物，且从这些尘封的文物中，你将听到达尔文与他的朋友们穿越时空的交谈声。
而当我们走进这座有着超过150年悠久历史的科学殿堂，会看到什么呢？
珍贵的渡渡鸟软组织和鱼龙化石，栩栩如生的指猴和水獭标本，异常美丽的菊石和鳞角腹足蜗牛……
除了这些生命留下的珍贵印迹，博物馆中还藏着许多有趣又有意义的故事，有关那些科学史上最耀眼的明星，包括：查尔斯·达尔文、威廉·巴克兰、 玛丽·安宁、约翰·奥巴代亚·韦斯特伍德等等。
他们可能是著名的收藏家，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不辞辛苦地采集动植物标本，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寻找化石，做出不同凡响的重大科学发现。博物馆中的稀有藏品就是这些博物学家孜孜不倦地探索自然的最佳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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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女孩”玛丽·安宁和她的鱼龙
在莱姆雷吉斯的古老悬崖上，玛丽找到了一条鱼龙，现在它与上千件化石一起，躺在博物馆中。
鱼龙看起来像是鱼类与海豚的混血，也是一种已灭绝的海生爬行动物。它是中生代恐龙称霸时期的代表性海洋生物，生活在大约距今9 000万~2.5亿年之前。博物馆藏有多种鱼龙的大量残骸，其中一件标本与著名的女化石猎人玛丽·安宁尤其有着有趣的联系。
说到玛丽·安宁，就要提到一首广为流传的英国绕口令《她在海边卖贝壳》：
shesellsseashellsonthe seashore,andshellsshesellson the seashoreareseashells,Iamsure.If she sells shells at the seashore，the shells she sells are seashells for sure．
人们普遍认为，这首绕口令的素材就来自玛丽·安宁的经历。玛丽10岁出头的时候，她的父亲就病逝了，还留下了一堆债务。她和哥哥经常去海滩捡贝壳，或者到海边悬崖上采集小化石，把它们卖给游客，以此为生。
1809年，玛丽和哥哥发现了一具巨大的化石，它形状独特，有鱼鳍，眼睛像面包圈一样。玛丽的细心发掘让这具精致的化石完整地重见天日，威廉·威洛比·科尔先生从他们手中购得这块标本，并在1836年之后的某一时期，将它赠予牛津大学地质学讲师威廉·巴克兰。
这件标本最初被鉴定为科氏鱼龙，但2015年古生物学家迪安·洛马克斯和朱迪·马萨尔再次对其进行了鉴定，认为它应该是安宁鱼龙的亚成体（安宁鱼龙正是以玛丽·安宁命名的）。
玛丽·安宁从10来岁开始采集化石，在接下来的30多年中，她以极大的耐心和不同凡响的敏锐眼光发掘出许多极为珍贵的稀有化石，包括第一块蛇颈龙化石和第一个完整的翼龙化石。
玛丽·安宁的发现，为生物会灭绝的猜想提供了关键证据（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生物不会灭绝）。人们称她“已知最伟大的化石采集家”，她曾经得到英国科学促进协会颁发的奖金，并在去世前成为伦敦地质学会的荣誉会员。《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作者特蕾西雪佛兰还曾以她为主人公创作小说。
用乌贼墨写成的信
提到玛丽·安宁，人们就会想到另一名出色的女化石猎人——伊丽莎白·菲尔波特。伊丽莎白·菲尔波特虽然名气不大，但同样活跃且颇有影响。
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的档案中收藏有菲尔波特与威廉·巴克兰（及其妻子）的通信，其中显示了她的另一个有趣发现。
1826年，玛丽·安宁在一个箭石（一种已灭绝的类似乌贼的头足类动物）化石的房室中发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物质，看起来很像是墨，她将这一发现告诉了菲尔波特。菲尔波特知道滴入水可以溶解这些墨，使其能够重新使用。
在1833年12月9日写给玛丽·巴克兰的一封信中，菲尔波特用它绘制了最近发现的一只鱼龙残骸；她还给插图绘制了副本。这种做法变得流行起来，当地的艺术家开始在工作中使用化石墨水。这种技巧一直延续至今。
与安宁一样，伊丽莎白·菲尔波特与许多早期的古生物学家关系密切。1834年，路易斯·阿加西斯拜访了伊丽莎白姐妹，一睹她们惊人的化石收藏。他震惊于她们渊博的知识，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化石鱼类研究》中提到了伊丽莎白，并以她命名了一个物种——菲尔波特真颚鱼。
在那个时代，一位女性在科学方面的工作和贡献能够得到适当的认可是十分罕见的，而菲尔波特与当时其他科学家之间的频繁通信真实地显示出她在圈内的影响，以及其他人对她工作的尊重。
栩栩如生的苏里南昆虫图谱
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1647—1717）是一位优秀的昆虫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画家。在她最著名的作品《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1705）中，这两项才能都得到了充分展现。
这本书包含60幅手工上色的精美雕版画，展示了荷兰殖民地苏里南的各种昆虫的生活史。梅里安根据她在野外的笔记和绘画完成了这部著作，这对于17世纪末期的女性来说是一份非同寻常的工作。不过，梅里安也绝非一位普通女性。
梅里安出生于德国一个出版业家庭，在18岁结婚之后，她仍选择保留母姓，并长年从事自己的工作。在研究昆虫变态发育之前，她已经出版了数本艺术和科学作品。
梅里安52岁时，决定与小女儿多罗特娅一起乘船前往荷兰殖民地苏里南。对于一位没有政府赞助而只能依靠自己的女性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英勇的决定。
当时，苏里南殖民地建立不久，根据她在苏里南的笔记判断，那里的生存环境可谓极度恶劣。然而，在苏里南期间，她仍然设法进行并记录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科学观察。
三年后，她一回到阿姆斯特丹，就开始创作这部重要作品。梅里安的每一幅插画都细心绘制的了各种昆虫和蜘蛛的变态发育或生活史场景，还展示了作为该物种主要食物的植物或其他相关昆虫的特征，以及该物种典型的生境。这是有史以来此类观察的首次记录。
当然，除了各种标本，博物学家们留下的个人物品透露了更多趣闻，比如：达尔文的信件和画像，昆虫学大咖的放大镜和捕虫网，索普威思赠予威廉·巴克兰的珍贵地质模型。它们共同讲述着关于博物学家的迷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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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1823—1913)是19世纪最不为人所知，却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研究了物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即生物地理学这门科学。
很多人认为，华莱士与达尔文共同创立了进化论。因为正是华莱士的工作最终促使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并使达尔文赢得了提出进化论的荣誉。
当这二人将毕生心血致力于理解进化论时，他们的工作和个人生活充满了艰辛。与家境优渥的达尔文不同，华莱士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学成才。他出生在一个财务情况不太稳定的大家庭(他是九个孩子中的第八个)，从小受到对自然界的爱好的鼓舞。
他后来提及，自己可以清晰地回忆起幼时家园附近的阿斯克河的每一处环境细节，但几乎不记得当时家庭中的任何事情。他对户外的热爱引导他自学了植物学和昆虫学，以及如何采集、识别和保存动物与昆虫标本。
1848年，为了实现自己成为一名博物学家的梦想，华莱士决定周游海外。由于缺乏探险的个人资金支持，他成了一名标本收集者，采集标本运回伦敦出售。
当时，从世界各地收集外国稀有标本是有钱人中逐渐流行起来的时尚，华莱士利用这种爱好获取收入。这可能帮助他完成学术工作，为他提供时间和理由来采集、观察和记录他的发现。
在华莱士所收集的标本中，最为著名的一件现在正收藏在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
这是一只雌性华莱士巨蜂，由华莱士在1858—1859年期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蜂类。人们曾认为这种蜂类已经灭绝了，直到1981年美国昆虫学家亚当·C. 梅瑟再次发现它。
这件标本翼展达到63毫米，令其他任何蜂类都显得渺小。它拥有巨大的口器，下腭比实际头部还长，两条下腭间像鹿角虫一样留有巨大的空隙。像这样与众不同的标本，拥有独特且明显的适应环境而形成的特征，让华莱士在马来群岛做出了关于进化真相的重要发现。
而达尔文同时也是一位热心的读者，与许多科学家熟识，这些人的想法为1859年《物种起源》的出版铺平了道路。
在提出进化论的过程中，除了其他生物学家的工作，达尔文还受到过去一个世纪中地质学发现的深刻影响：每一个发现都伴随着更多的证据，表明地球的形成时间一定远远长于《圣经》中的记载。他的图书馆中有许多此类书籍，确切地支持他的结论：地球上的生命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长时间不断变化和适应的。
一位与达尔文经常合作的地质学家，就是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的首位馆 长和地质学高级讲师约翰·菲利普斯。菲利普斯因其对地质年表发展的研究而颇具影响力，他和达尔文经常通信讨论问题。
这些写给菲利普斯的信件现在保存在博物馆的约翰·菲利普斯系列藏品中，其中一封信让我们以有趣的视角了解达尔文如何期盼着他的重要工作被接受。
在这封写于1859年11月11日的信件中(距离《物种起源》出版不到两周时间)，达尔文告诉菲利普斯，菲利普斯将会很快收到这本书的摘要。达尔文请菲利普斯“尽量不要全盘否定它”，而且担心菲利普斯将“倾向于严词谴责这本书”。
达尔文知道，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地球的年龄比詹姆斯·厄谢尔主教在1654年提出的6000年这一说法要长得多，而且地质学界已经广泛地接受地球有数百万年历史，但是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提出地球上的生命处于变化中，而非上帝创造的完美作品，这仍然是颇有争议的，甚至将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即使是研究这些理论的科学家，也要挣扎着抛开宗教环境才能理解这些呈现在眼前的证据。
在许多科学领域，还需要经过许多年，文化和宗教信仰才会被迫让位，人们才能广泛接受进化论为事实。
下面这张照片是名列有史以来最为著名的科学家的查尔斯·达尔文最具代表性的肖像之一，也是他本人的最爱。在许多复制品的下面，都印着他曾说的话：“在我的所有照片中，我最爱这一张。”
照片在1868年拍摄于怀特岛上的清水镇，当时达尔文与家人正在此过暑假。尽管照片上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略老，但拍摄照片时达尔文才55岁，刚刚蓄起他著名的大胡子。
达尔文的事业已经稳固建立，阐述进化论的著作也已经出版了将近10年。在人生的这一阶段，他对于拍摄肖像或引起他人注意早已不再陌生。
镜头后面的人也不是一个小人物。该照片是由摄影师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隆(1815—1878)拍摄的。
照片拍摄前5年，也就是她48 岁时，她才得到人生第一部照相机。卡梅隆的作品彻底改变了作为公认艺术形式的摄影。虽然她希望获得完美的照片，正如她在与亨利·科尔爵士等同时代人的通信中所表述的那样(这些信件现在存放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但她也对这一过程做了许多尝试。
卡梅隆的照片风格以焦点和构图的方式呈现，让拍摄对象看起来十分优雅。她会利用冲洗照片的过程，对一些被别人视为失败品的照片进行试验，这些照片的最终呈现形态会有污迹、划痕甚至是指纹。他人将她对摄影过程的无限热情以及边实验边学习的方式，归因为她在暮年阶段才开始进行摄影。
可以肯定的是，博物馆的档案中存放的达尔文肖像正是原始版本，照片背面有卡梅隆的签名，而正面有她的版画商梅塞尔·科尔纳吉的盲印压花。这张照片十分神秘，最近才重新找到，但关于博物馆如何获得这张照片没有记录。
后来的查尔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度过了本科时光，毕业于1831年。在此期间，他经常与身为学校讲师和植物学家的约翰·亨斯洛讨论关于自然界的问题，并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正是亨斯洛在拒绝了小猎犬号的博物学家和船长助理的工作之后，推荐了达尔文担任这一职务。在接下来长达5年的航行中，达尔文和亨斯洛继续通信交流，而且亨斯洛的工作是影响达尔文后来的著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随小猎犬号航行期间，达尔文不仅进行了生态学和地质学观察，还采集了大量的自然史标本。在回到英国后，这些标本被委托给多位科学家进行研究。甲壳纲动物标本，或者说螃蟹、虾和龙虾等，都被送到托马斯·贝尔处——现在他对海龟和陆龟的研究更加出名。
当时大家都把贝尔当作研究小组的专家，但他的工作进展缓慢，一直未对这些标本进行恰当的描述。这些标本 在贝尔的柜子里安静地沉睡了许多年，直到1862年，被首位霍普动物学教授约翰·奥巴代亚·韦斯特伍德代表大学博物馆购得。韦斯特伍德一同购买的还有许多其他标本和材料。
在博物馆所藏的甲壳纲动物标本中，有些是干燥保存的，例如这里所示的标本，其他的则保存在酒精中。
不过，根据达尔文的笔记本上的记录，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原本一切都存储在酒精中。许多幸存的标本都有手写编号标签，这要归功于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时的仆人西姆斯·科温顿；还有一些拥有金属编号标签。这些数字与《葡萄酒精标本目录》中列出的数字相符。
这份有着绝妙标题的目录是在整个航程中收集的标本的目录，按时间顺序排列。在这份目录中列出的230个甲壳类标本中，所有标本都用铅笔标有字母 C，大概是为了复制出单独的清单。
今天这些标本中只有110个可以被追溯并可靠地识别，从而与达尔文收集的那些对应，而通过更多的间接证据可以尝试将其他标本与他联系起来。
创办于1860年的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不仅保存着关于达尔文的文物，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积淀，它还收藏了大量重要的科学研究档案资料，现有超过700万件科学样品，包括500万个昆虫品种、50万个化石品种以及50万个动物学品种，这些藏品对生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而《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的寻宝之旅》一书，将带你感受地球脉动，饱览一个半世纪的珍贵积淀。那里保存着大量重要的科学研究档案资料，现有超过700万件科学样品，包括500万个昆虫品种、50万个化石品种以及50万个动物学品种。
它每天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对生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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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旅途结束时，我们将在博物馆那颇富盛名的玻璃屋顶下愉快道别。
欢迎来到专属你的“纸上博物馆”，饱览一个半世纪的珍贵积淀。
相信这次穿越时间、遨游世界的旅行会让你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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