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母亲的一场大病，彻底改变了她的观念。终于从此前的“电视里什么都看得到，花那个冤枉钱”，到“趁着能走，多出去看看”。而这一次，是我们一家人真正意义上的“家的旅行”。
“我给点钱给你吧？”旅行到第三站，母亲跟我说。
她说这话时，我们正站在铜锣湾SOGO斑马线一端的电线杆旁，对面是汹涌而来的人流。母亲坐在轮椅上，我推着她，父亲在旁边的药店里买药，儿子尿急，太太拉着他去了商场，难得有机会摒退众人，母亲忽然回身仰头对我说：“你这些天已经花了不少钱了。”
“好啊，给个几十万花花。”我跟她打趣。
“没那么多啊……”母亲连连摆手，尴尬地皱眉。
年后，母亲忽然想出去旅行。“你带我出去玩吧。”她打电话给我，跟我撒娇，“你爸小气，每次带我出去玩，都住快捷酒店，走来走去累死了，我要享崽福咧。”
“要得，想去哪啊？”我问。
“广州，我三十多年前去过……深圳没去过，想去一下，香港、澳门就在附近，也去一下吧，还想去海南。我要看海。”她一口气说出一串地名。
当天回家，与太太商量，第二天就打电话给父亲，敲定了日期，请假，在网上一步步订行程，其间回了一次家，带二老去办通行证，然后就是等。
到了出发的日子，我们在高铁站汇合，那几天天寒，母亲穿着大红色的棉袄，披着暗红色的披肩，很神气。只是行动略迟缓，比起三年前那次出游，显得步履蹒跚。
“长沙还暖和些，浏阳更冷呢。”见到我，母亲叹着，“不晓得广州如何？”
“不怕，万姐。”我笑着，“到了广州，你们就热了。”
母亲姓万，万姐是亲昵时我对她的称呼。
广州
“在广州，我吃过一次肠粉，素的，就是浇了点生抽，咸中带甜，真好吃啊。”在高铁上，母亲话很多，一直跟我絮叨着她第一次去广州的情景，“那时候浏阳没有米粉，酱油也只有老酱油卖。”
“哎呀万姐，别说你了，我上初中时才有米粉呢。”我笑着说。
三十八年前，万姐还年轻，在单位做会计，我两岁时，她才第一次出远门，和一帮同事坐着南下的绿皮火车去广州开订货会。“满街的牛仔裤，蛤蟆镜，烫头。吓死人了。”万姐说。
同行三个姐妹，还有四个男同事，一起住着招待所的大通铺，老老实实开会，扎扎实实逛街。
那年月，一切都新奇。姐妹仨都结了婚，挂念家里，事事省俭，只图个眼睛开心，什么都好看，也都不舍得买；什么都好吃，也不舍得吃。总要逛得累极了，才回屋，简单洗漱，将细软枕在脑下，黑暗里过电影一般地想着白天的行程，在满室的鼾声中酣然入梦。
一行人中有个男同事，是个毛躁人，长得五大三粗，毛发重，顶着大大的一个脑袋，外号叫“熊脑壳”。熊脑壳对事物的新奇，总比别人多几分，就爱往珠江边蹿，下午出去，晚上都不见回。几天如此，一天吃早饭时，带队的徐会计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批评熊脑壳，徐会计胖胖的，爱眯着眼睛看人，生气时，眼睛越发看不见。“无组织、无纪律，谁给你的权力脱离队伍？”徐会计说得义正辞严。
熊脑壳嘿嘿地笑，长毛的手抓着浓密的头发，半晌才憨憨地说：“我听说珠江边上有人亲嘴，想去看看新奇咧。”
“是真的不？”旁边的男同事来了兴致。
“是咧是咧，沿着珠江走，每天都有，抱在一起，胸贴胸，面贴面，嘴粘在一起分不开咧。”熊脑壳拍着腿回味。
当天傍晚，一帮男同事就都不见了。
万姐一行在广州待了半个月，在对口单位食堂吃了半个月，两荤一素，在她看来已是很好的伙食了。这里的人爱喝汤，食堂的汤色也常变，虽然一概清淡料不足，万姐倒也习惯，好似在家乡单位一般。
“走边沉底，轻捞慢起”，这是单位食堂打汤的不二法门，万姐舀汤特别拿手，七人的汤都归她舀的话，一把汤勺就能舀空锅底。
那些天里，凭借发现珠江边的“风景”，熊脑壳迅速拉拢了另外三名男同事，散了工，几人就到处去玩，看着大大小小的新奇，受着大大小小的骗，被人骗着坐上车去看据说是中山先生游过泳的池塘，还去白云公园坐过山车，四个人上去，两人被扶着下来，哇哇地吐，熊脑壳的吸引力伴随着一件又一件不靠谱的事被迅速消磨，到了最后，又是他一人出去浪了。
离开广州的前一天，熊脑壳请大家去吃了一顿早餐，那是他早相中的一个店子，在出招待所不远处的巷子里，新鲜的米浆现蒸，刮成条状切段，浇上生抽，碟子装着盛上来，熊脑壳请每人吃了两碟。大家吃着，熊脑壳坦诚地做检讨，他昨天去吃了独食，去白天鹅宾馆吃饭了。“都说那里高级，我想去看看。”熊脑壳期期艾艾地说，“哪晓得那么贵，不然今天要请大家吃顿中饭的。”
有知道白天鹅宾馆的当即囔了起来，直道这顿不算，要他改请中餐。
“真没有钱了，崽骗你。”熊脑壳难为情掏兜以示清白，“哪晓得那么贵，一个炒黄菜，一个青龙过江，收了我四十块。”
众人纷纷啧舌，万姐倒吸了一口冷气——彼时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多。
“青龙过江是什么？”万姐问。
“就是一碗清汤，上面漂几根葱段。*他的，真有文化。”熊脑壳皱着眉，嘿嘿地笑。
“那一回啊，我见了世面，什么都没买，就给你买了一个皮球，五块钱，打好气带回来，我也是傻噢。”母亲说，“那个球你玩了好久呢，最后破掉了。”
“万姐，我们住得离白天鹅不远，也请你去吃青龙过江吧？”我说。
“钱多了作烧咧！”母亲哈哈笑着，“我们笑了熊脑壳好久呢，四十块钱吃餐饭。”
“年前我跟你爸散步还看见他，你爸眼尖，指给我看的。”母亲说，“岁月不饶人啊，他老得厉害，背驼着，秃了顶，两鬓都是白的，推着辆单车，低着头走，我喊了两声，他也没听见。”
到了酒店，放了行李，带二老出来吃饭，特地点了几样肠粉，母亲点了几筷子，不吃了，倒对一条清蒸鱼感兴趣，鱼是海鱼，蒸得恰好，浇的生抽，又嫩又鲜，母亲不停箸地吃了大半。“不是要吃肠粉吗？”我问她。
“我咳呢，你爸说鱼生痰，在家不准我吃，难得你点了，我肯定要吃平时吃不到的啊。”母亲振振有词，举着筷子又向鱼碗伸去。
广州的酒店订在沙面，酒店前身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大饭店，洋楼坚固，几经装修，掩荫在道路旁的老木棉与大樟树下，酒店门前，每日都有漂亮姑娘倚着墙拍照，古物配新人，互为风景。
母亲身子弱，走不得长途，我跟酒店借了轮椅，推她出去玩。每日下楼，推着母亲走过那些在镜头前搔首弄姿的女孩们，我总不免走得慢些。
“我太重了吧，要不我下来走吧。”母亲担忧地问，我嘿嘿地笑，推着她一溜烟跑起来，父亲在背后大声嚷嚷，“慢点，看路哎！”
深圳
三天后，我们去往深圳。
母亲对深圳唯一的印象，是多年以前我给她买的一瓶洗面奶，产地深圳。
那大约是上初一时，某一日下午，班主任闯进教室，掏出一篇作文，当堂念了起来。作文是高年级的一位同学写的，名叫《我的母亲》，文章从一件小事展开来，结尾升华再升华，用了许多的排比句与形容词，把我们感动得一塌糊涂，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为了造成强烈反差、这位学长把自己描绘成了一个坏事干尽的人渣的事。
班主任念得声情并貌，末了，号召我们向人渣学长学习。“真情实感啊，同学们啦，想想你们的妈妈，她为你们做了什么？你们要怎么回报她呢？”班主任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也可以写进作文里嘛。”
带着做一个好学生的觉悟，我开始酿酝自己的作文，想了半天，想到的都是母亲教训我的情景：有一年刚开学不久，母亲某天从住同一院的老师那里印证了我说谎的事实后，回到家，倒了半杯白酒，拿出根针放在酒杯里泡着，招呼我过去。我步子挪得迟疑，她粗大的手臂一把将我捞过去，我的头牢牢地夹在她的臂弯里，手翻上来，钳住我的嘴，另一只手从杯里拈起针，在我的嘴上密密地扎，大声地骂着：“还敢说谎不？还敢说谎不？”我吓懵了，都忘了要反抗，“啊啊”叫着，感受着针尖一次又一次地刺破嘴唇，嘴巴很快地肿了起来。
几年以后，我与几个同学一起去录相厅看《东成西就》。看到梁朝伟被毒蛇咬伤嘴唇肿成了两根香肠，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我就笑不出来，几年前的一幕再上心头，令人心生惊恐。
但当时，听完学长的那篇作文，我决定原谅母亲，刚过完春节不久，我的钱袋还饱满，恰要到三八妇女节了，我决定去给母亲买样礼物。
学校旁边有间小店，名字洋气，叫“梦巴黎”，起初卖美容用品，这在小城是个新鲜事物，在当时，多数人连洗发液都没有用过，譬如我，一砣香皂包打天下，洗头、洗身加洗衣全是它——用它洗衣，还常被母亲骂，“明明有肥皂，非要用香皂洗，钱多了作烧！”
小城妇女的观念还没跟上，梦巴黎的经营举步维艰，它开始妥协并改良，就着学校旁的好码头，一半作美容用品，一半作学生用品，文具、图书、玩具、小吃，能赚钱的都卖。
于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带上了全部家当，去梦巴黎给母亲挑礼物。
到了店里我就傻眼了，店里最便宜的一款洗面奶就要四十八元，可我的全部家当只有四十块。刚进店的豪客心态瞬间崩塌，钱在手里攒出水来，左顾右盼，等着店里的客人好容易走空了，才从架上摘下那瓶洗面脸，走去柜台，鼓起勇气向柜台后的阿姨说：“阿姨，我想买这瓶。”
“好啊。”阿姨爽朗地笑着。
“我只有四十块，我要买给我妈……”我从嗓子眼里挤出蚊蚋般地声量，从小就不惯于讲价，更何况这样可耻地祭出私隐，利用他人的同情心。
“好伢崽，卖给你。”阿姨从柜台后扯出包装袋来打包，“盒子里有使用说明，叫你妈照说明书用啊。”
没想到事情能这么顺利，直到我走下楼梯，将礼物放进自行车的前篮，开了锁准备走时，才听到阿姨与隔壁的聊天：“我还以为他要偷东西，瞄了他半天了，原来要打折咯。”阿姨哈哈地笑着，声音大而哄亮，大约以为她叨叨闲话我听不见。
母亲收到礼物后，愣了半晌。“你在学校犯了什么事？”她大声质问，开始焦虑地在客厅走来走去。确认了那真的只是送她的礼物后，她又激动地在客厅走来走去。
那之后，母亲有半年没打我。
洗面奶她省省俭俭用了小半年，用完了之后还想用，梦巴黎却已经关了。
洗面奶的盒面上注明了产地深圳，这便是母亲六十多年来与深圳的唯一交集。
我们去了深圳民俗村，看表演，坐着小毛驴驮的车子在村里逛了一圈，在各种微缩景观里走马观花。母亲仍是不能久走，从酒店借的轮椅，一路带着，是她的专属坐驾，我是车夫，下了车就推着她。母亲坐在轮椅上东张西望，啧啧称叹，一开始说，“啧啧啧，到了大城市”，后来又说，“啧啧啧，哪里都一样。”
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说这些高楼、这些马路，和长沙的也没有多大区别。
后来，她又想去中英街，我听来好笑：“后天就去香港了，有必要吗？”
“好多同事都去过，电视里看了那么久了，来了还不去看看？”母亲嗔道。
拗不过她，打车去了，一条小街乏善可陈，多数人都明白它是历史的见证，是改革开放后长时间里，内地与香港的唯一接驳点，然而如今的人们再去，大抵不是采买，而只是怀旧罢了。
中英街上充斥着各种假货，大家一路逛来，什么都没买，倒是儿子开了张，央着太太给他买了一个玩具。父亲在进街时还发了脾气，他不能理解，“香港都回归了，进个中英街还要办证？”
香港
儿子六岁了，有着这个年纪的调皮与有样学样的懂事，到了香港的酒店，他第一个跑去问有没有轮椅借。“奶奶要坐。”他仰着头对礼宾部的大哥哥阐述他的理由。
“有的有的，借俾你好不好啊？”大哥哥笑着应他。
“谢谢。”他跑回来，向太太大声邀功，“有轮椅咧，哥哥去拿了。”
我们到时，正是周日，推着母亲出门游玩，穿过维多利亚公园，周日下午放假的菲佣席地而坐，拥了一路，聊着天、抽着烟，享受着各自带来的美食，好不热闹。我们在人群里穿梭，一路喊着“让一让，不好意思”。
“你该喊，‘借过，冇意思啊，唔该’。”太太如今仍看TVB，多学了几句粤语，赶忙教我。母亲听得哈哈大笑，笑罢说道：“那时候看了《人在旅途》，我就好向往这里的。可惜了，杜嘉南和叶倩云没有在一起。”
“那是新加坡。”我纠正她。
“噢噢，新加坡我去过的啊。”母亲一手抚脸，沉思半晌，“《流氓大亨》是这里吧，方谨昌是好人咧，被他弟弟害得那么惨。”
母亲就是在这想要塞钱给我的，尤其是当她知道我们住的酒店价格后。“啧啧啧，那么小一间房，这么贵。早知道不来了。”她皱着眉头，“你该早告诉我的。”
“是是是，我错了！”我连连点头，绕到前头按住了她掏钱的手，“财不露白，把包拉上。”家人们都回来了，大家都不愿意再逛，一行人往回走，母亲坐在轮椅上，左右望望，低头颤抖着、小心拉上跨包拉链，把包抱在胸前。
此后，母亲像完成任务一般，完成在这里的游玩。
她去太平山顶远眺，“有钱人住山上，这里的房子好贵的吧？”她在黄大仙殿前虔诚跪拜，“大仙保佑，把我的病痛拿走吧，让我健健康康。”
她又催着我们启程离开：“这里不好玩，大家都急匆匆的，显得我们好安逸。”
又问我：“这么小的地方，什么都有限，来的人多了，打扰到本地人了，是不是啊。”
在香港的最后一天，我们去酒店附近的酒家吃了一顿大餐，本是去别家吃，可这家门口“绝不放味精”的牌子吸引了父亲。
下午五点半，店门口本挂着休息的牌子，见我在门前踟蹰，里间走出一位店员，翻过牌子，开了门，引我们进去。
酒家人客稀少，进门就瞥见墙上一排米其林推荐，我心下一凛，急忙翻菜牌，菜价勉强能接受。点了龙骨汤、荷叶蒸鸡、蒸鱼、辣炒肉碎、粥与腊味煲仔饭，荷叶蒸鸡是母亲的下饭菜，她肝脏不好，特意嘱咐了，不放料酒、姜辣等刺激性辅料，店员仔细备注了，拿到厨下。一会儿，菜陆续地上来了，肉碎咸辣，正好下饭；蒸鸡火候掌握得极好，嫩滑咸鲜，辅料极简，不过镶了几丁冬菇；一条海鱼蒸得极嫩，腥味尽去，浇了些生抽，吃来鲜甜；母亲喝了一碗汤，就着蒸鸡与蒸鱼，吃下一碗白米饭，眯着眼，很满足的样子：“这家米饭好吃啊，有甜味呢。”
母亲吃完了，我和太太、孩子仍在分食那碗煲仔饭，母亲愣坐了一会，开始指挥父亲：“把鱼吃完，不要剩菜，很贵的。”
在香港的两晚，母亲的脸色不是太好，暗沉着，每晚都咳，的士里和酒店里的冷气又开得特别大。而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后，她的脸上云霁顿开，有了鲜艳的色泽。
我看着她，心里的雾霾也散了，过往看过的无数TVB剧里，一句惯有的台词涌上心头：“一家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就好呐。”
澳门
旅行第四站，众人都有些疲惫了，父亲打起了退堂鼓：“不如我们回家吧。”
“机票不能退啊。”我说，“酒店也都付了全款了。”
“你听崽的，再玩玩。”母亲说。
我们去了妈祖庙祈福，母亲害怕烟呛，不能进庙，父亲与我进庙烧香，请了只平安符出来，母亲站起来接过，双手合十，对庙鞠躬，拉开跨包拉链，小心翼翼地将符放进去。
我和太太带着孩子买了只冰淇淋，回过头来，远远看到两老在一个人力车前打问，说了两句，母亲就拉着父亲扭头，返到横椅上坐着。
我踅过去，问她：“想坐坐？”
“不坐，太贵了，”母亲连连摆手，“坚决不坐。”
“我这是澳门政府订的价，三百五逛一圈。”人力车老汉蹬着车子跟过来了，“没有多要一分钱。”
“妈妈你们坐着逛逛，看看景，我们跟在后面走走。”太太出声了。
母亲不做声了，我打开包，付钱。催两老上车，母亲拉上了孙子，让他坐在了中间。
可我们都低估了骑车老汉的实力，看着六十多的人了，拉着三个人，三蹬两蹬，绝尘而去。
“爸妈开了港澳漫游没？”太太问。
“多半是没有。”
“那约在哪里等呢？”
“大三巴。”
“大三巴那么大！”太太尖叫。
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回头去叫台三轮车，按同一路线往终点赶，可回到妈祖庙前的广场，一架三轮车都找不见了。打车，等了半天才打到。到大三巴广场停，太太看左边，我看右边，人群里睃一个来回，找不见人。
三十分钟后，精疲力尽的我们在草堆街后的巷口看见坐在石级上的两老，二人一前一后，让出行路的道。父亲坐在低一级的台阶上，紧紧攒着孙子的手，母亲坐在高一级的台阶上，竭力地跟孩子说着话，走近了才发现，她在讲故事，讲得磕磕巴巴。
“老冯说车只能停这里，”父亲说，“他说跟你讲了的。”
蹬三轮的老汉叫老冯，我静下神来，隐约记得他跟我说过，车不能进步行街，只能停在上面一点。人生地不熟的，我大意了。两老下了车，不敢动，一直在原地等着。见我们来，他们也舒了一口气。
“老冯就厉害呐，”父亲定了神，大声说道，“会聊，身世也厉害。我们一路聊天，到哪里都给我们介绍。”
老冯原籍广东佛山，八零年两口子偷渡到香港，香港不容他，辗转到了澳门，当时澳门缺人，倒是不赶他，容留他做工，不外乎当苦力赚钱，三年无犯罪纪录，解决了澳门居留权，一开始他也沾了赌，几年下来，赚的工钱都送给了赌场，潦倒时，家中米油都要借，气得老婆要上吊。后来才下定决心戒了。
各种苦力都做过，直做到跑三轮才定了下来，并不为它最赚钱，而是老冯认为这是他做过最好玩的营生，客人来了，拖着客人逛，自己也逛，看楼看海看风景，没客人时，寻个荫凉地停着，听收音机哼曲看风景，玩着玩着就把钱赚了。至于拉客，比起自己之前做过的活，要轻松好多。
到今年老冯已戒赌三十六年，赚的钱一点点攒起来，早年趁着房价便宜，陆续买了三套房，一套自住，两套收租，三个小孩长大了，也争气，连儿子带儿媳，一家六个公务员。如今跑三轮，一个月除了吃穿还能攒下一万，拿出去放债，日子也过得逍遥。
父亲啧着嘴，点着头：“这个人不简单啊，和他一起出来做苦力的老伙计，如今过苦日子的大把人在，辛苦赚的都交给了赌场，家里搞不好，如今内地好回了，也不敢回乡。他倒是经常回去，佛山的屋场翻新了，有时候一住就是半个月。”
太太看到一家草本护肤店，说内地没有的，带着孩子进去逛了。父亲走热了，大口地喝水。“没带短袖，我要去买一件。”他喃喃地说，望着路旁的折扣店。我塞给他几百港币：“去买一件吧。”
“你去你去，慢慢看。”母亲顺势坐在街心长椅上，“走不动了。”
我陪着她坐着，周围人群川流熙攘，叫卖声与南腔北调混杂，有人发着传单，有人举着牌子指示餐馆的方向，太阳当空照着，母亲穿着夹衣，丝毫没有要脱的意思。“累不累啊，妈妈。”我搂了搂她。
“不累不累。”母亲连声说，“这里真干净啊。”说罢，她自顾拉开包，掏出她的红色钱包，打开来，“我给点钱给你吧。”
“不要啊，你收起来。”我嗔道，“总喜欢在街上拿钱，这个习惯要改啊。”
“只有这会儿就剩我们俩娘崽啊。”母亲有些不好意思，还是听话地把钱包收起来了。仔细收好了，拍了拍我的手，“家里你爸管钱，我把我的私房钱都带出来了，没有钱了问我要啊。”
“好啊，”我笑着说，“你带了多少啊。”
她得意地笑着，比了个手势：“六千多呢。”
珠海
珠海是临时增加的行程，我的数学不灵光，订的机票是从珠湾飞海南，可行程多算了两天，要离开澳门时，才发现飞海南的机票原来是在两天后。
这倒是合了儿子的意，在珠海住，肯定会去海洋王国。
我们住在离海洋王国不远的一家小酒店里，酒店二楼是间饺子馆，订时在网上看到评论，当时心里就许了它——我们一家人都爱吃饺子。
母亲如今的身体，对刺激性食物的敏感是反射性的，姜酒酸辣，一吃就咳。饺子养人，她也吃得。
“你也是个饺子宝啊。”那天在酒店办理了入住，带他们去二楼吃饭时，一家人都挺开心，母亲挎着我的手，眯眯笑着，“小时候能吃三四十个，那还是自家包的大饺子。”
“我上班了，你也来给我包过啊。”在长沙上班后，一个独居，房间邋遢，母亲时常过来帮我做卫生，有时候会给我包好些饺子，塞满我的冰箱冰冻格。
“可惜我现在做不动了。”母亲轻轻地叹气。
“不要紧啊，我请你。”我拍了拍她的手，装着土豪样，“放开肚皮吃。”
她又笑了起来。
那顿午饭，她胃口极好，吃下了十个白菜肉饺，又满满喝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汤。
海洋王国是第二天去的，酒店没有轮椅借，海洋王国里有，借了推上母亲，一个馆接一个馆地逛过去，母亲直道见了世面。
“这么大的鱼，总也吃不饱吧。”到鲸鲨馆时，正遇上喂食，工作人员划着小船喂，我们在大玻璃窗前仰着头看，大鲸鲨直立在水中，仰着头吞吐着海水，母亲啧啧地叹道。
“它一个人，就会发躁呢。”那是在北极熊馆，据说母熊下崽去了，只剩一只公熊，在人造雪中焦躁地走来走去。
“这鸟好蠢的，好在生在南极，生在人多的地方，早被打光了吧。”那是在企鹅馆。
“不要扔了，给孙儿玩，这么贵，你扔什么咯。”那是在北极熊馆的外头，外头圈养着几头棕熊，游客可以买食物喂它们，一可乐杯切块的红薯20元，我买了一杯给孩子，父亲也拿着扔，被母亲斥责了。
天气热，我们穿短袖，母亲仍是穿夹衣，我特特让父亲带着棉袄，馆里冷，进去就给母亲穿上。
“只看见脱衣服、穿衣服，烦死了。”母亲抱怨着，可依旧老老实实地配合着我们。
三亚
“终于要去三亚了！”候机时，母亲很开心。
“所以之前那么多地方不是你想去，是爸爸想去吧？”我嗔道。
“不是不是，是我想去啊。”母亲使劲地摆手，像个撒谎的孩子。
“谁想去都没有关系啊。”我叹了口气，拍了拍她。
她腼腆地笑了起来。
中餐在机场吃的，她吃得特别认真。“这么贵，要吃完啊，不要浪费。”她把套餐里煮得蔫巴的蔬菜都吃完了。
“三年前，你带我们出去玩，我们也是坐的飞机啊，”飞机上，母亲忽然扭头对我说，她坐在我的前排，靠窗，“那一次也好玩，小菠萝几好吃。”
那一年，是父母亲结婚四十周年，我带他们出外旅行了一次，去的厦门，逛鼓浪屿、逛小街，那时候母亲还走得长路，一天下午，两老在曾厝安里逛很久，将一根看中的珍珠项链砍到了极低的价格，最后还是没有买。
父亲与母亲是经人介绍结合的，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方式，在这一桩本不被母亲娘家人看好的婚姻里，父母亲扮演的都是负重前行的角色。
婚后许多年里，他们最大的娱乐莫过于看电影，我出生后，他们就带上了我，于是懵懂未开时，我就已经在电影中见识了这个刺激的世界，恐怖、惊悚、爱情、残酷，在被后人褒扬的黄金十年里，我最深的记忆却是电影院里那一堆不能理解、乱七八糟的东西，遇到的所有儿童不宜的镜头，母亲不过是潦草地捂住我的眼睛，而她偏有一双漏财手，手指并拢时指缝奇大，并不影响观看，反而引得我好奇，愈发瞪圆了眼睛。
如今想来，那是一个父母亲与我共同成长的过程，他们在摸索着做一对好父母，而我却不懂得做一个好小孩。可在那个年代，谁不是这样磕磕碰碰地长大呢？
在我参加工作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旅行，我参加工作那一年，母亲随大姨外出旅行了一次，就是去的海南。
“那时候啊，到处是烂尾楼，从海口就开始坐车，到兴隆看果园。”母亲说，“但是海真蓝啊，一片好水，看得人心里好静。”
八年前，母亲的一场大病，彻底改变了她的观念，终于从此前的“电视里什么都看得到，花那个冤枉钱”，到“趁着能走，多出去看看”。虽然仍是俭省，好歹踏上旅程。
而三年前的那次旅行，也不是一场完整意义上的一家人的旅行：儿子一到厦门就病了，发热、吐，深夜里我和太太抱着去医院，医院离酒店不远，一路上路灯昏黄，三角梅开在灯晕下，三岁的儿子伏在母亲肩头，眯着眼睛看着这个陌生的地方，我想，他深夜外出的感受，或许与我多年前坐在电影院中是一样的。
“多少年后啊，又一次看海呢，我很喜欢。”母亲说。
在厦门时，余下的几天行程，我一半陪父母、一半陪孩子，孩子诊断出是手足口，发热正常，只能自愈，我们仍是担心的。请了个地陪导游陪父母去玩，母亲说的小菠萝，便是他们独自去逛时，导游请他们吃的，一块钱一个。
有一天夜里，我抽空带父亲去吃了顿海鲜，在中山路的口子上。“你爸吃那么多，拉了两天肚子。”母亲哈哈大笑。
三亚正是淡季，我们住在海边，订的大东海的酒店，办好入住，打车去“大菠萝”（三亚较有名的综合商场）吃饭。大菠萝四楼也有家饺子馆，卖饺子兼卖海鲜，同时满足了父亲母亲。饭罢回来，借了轮椅，推着母亲去海滩上玩，太太带着孩子下了水，不一会儿，父亲也按捺不住，“我去看着孙儿啊”，便也脱了鞋，挽起裤脚，下去了。
岸上只剩我和母亲。“要不要去沙子上走一走？热疗一下。”我说。
“不要啊，坐着蛮好，吹吹风，你去吧。”母亲仰头冲着我笑。
我去附近找小卖铺，买了个打火机，两瓶水，切了个哈密瓜，“有没有本地的？”我问老板。
“哈密瓜就是本地的。”老板答道。
“信你就有鬼。”我心里暗忖，“一个打火机卖我五块钱，真坑。”
点了根烟，往回走，路过的一个个饭铺，有一个旅行团在吃团餐，几个圆桌的席面，桌中间都是一锅煮沸了的清水，周边摆满盘子，火腿肠、方便面、大白菜、豆芽菜，还有一条看上去冻龄超过年龄的鱼。
母亲仍坐在椰树下，一动不动，浑浊的眼里闪着光，像在沉思。我到了近前，她才发觉，喝了两口水，拈了一块哈密瓜吃。
我坐在她身后抽着烟，斜后方看去，除了微微鼓动的腮帮，风吹动她的白发，她仿若静止。
椰林很长，风仿佛从海的尽头吹来，鼓动着椰树的合鸣，母亲坐在树下，日头在她的身周投下斑驳的光影，前面是沙滩，青春活力的人群在追逐嬉戏，再往前，黄沙接着蓝海，天空海阔，一切都忽然提亮，无比鲜活，像深浸在高光里。
半晌，母亲回过头来，满是皱纹的脸上泛起俏皮的笑，她眨了眨眼，说：“我给点钱给你吧。”
作者 | 索文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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