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宗教如基督教的“有罪论”，佛教的“轮回修世论”等等，哲学的“虚无主义论”，中国先秦乐感文化是如何一直保持高昂的乐观主义的呢？通过《论语》，让我们一起探讨传神的“孔颜”之乐。
《论语·述而》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的贫穷中如何乐在其中，颜回在陋巷何以不改其乐？谈乐前，我们先谈忧。
马王堆帛书《五行篇》记载：“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不德”。这里的“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忧愁，而是海德格尔的“畏死”或“烦生”。此“畏死”并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命终结，岂不闻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此“畏死”是《韩诗外传》中“君子有三忧，弗知，可无忧乎？知而不学，可无忧乎？学而不行，可无忧乎？”。作为君子，不知命、知命不知学、知学不知行才是真正的忧，才是真正的“畏”。
“忧”而思，而学，也才有“智”，有“悦”，而后才有“乐”的超脱境界。亦作“知之（认识）”，“好之”（道德），“乐之”（审美）。
孔颜之“乐”又发自何处呢？
《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很少讲利，许命，许仁）
此“利”可泛指“功利”“利益”，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孔子未直言商言利，但并不排斥，比如子贡凭自己商业头脑“亿则屡中”而赢得孔子赞赏。《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芸芸众生皆为利益劳累奔波，此非君子所倚重。
君子所倚其一曰命。人之降生于世，是由众多偶然因素交织而成，作为君子应尽可能地去了解把握这“偶然”，主动开辟未来，而不是等待宿命，从而“知命”“立命”，成为自我主体性。
中国古代先秦文化包括儒道，不同于西方本体论、存在论，很少探讨“what”，而是直接探讨“How”的实用理性行动辩证法。
慨叹生命之瞬息万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对时间的咏叹调，是对人内时间的反馈，而非外在附加的人为划分的外在时间体。“真正的时间”只存在于个体的情感体验中，这种“时间”是没有规定性的某种独特绵延，它的长度只存在个人心理感受的长度。如马克思·舍勒所云“我们不再在时间中，而是时间以其无穷的连续在我们心中”。在这个情感时间里，外在时间所造就的希望、忧愁、焦虑、恐惧、喜悦、失望和孤独等等都显得苍白无力，而我们所要塑造的正是要有一个让自我生命充实的情感本体。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充分体现出以实用理性行动进行情感本体的体验。通过“岁寒”这种非个人苦难本身，却能感受“松柏”抵御和战胜苦难的韧性精神，在这里人与自然（松柏）融为一体。
先哲谈“命”，绝不会谈超出“命”之外的思维。子不语：怪，力，乱，神。避开情感的非理性化的认知，引理入情。非理性化，非真实存在，非人力所能及，谈之何用？在思想上间接的使得中国能稳定两千年朝代更替而不断止，也同样使得思想没有机会突破类似“神教”的压抑而走向“文艺复兴”，使得中国文化无绝对独立性发展，亦幸，亦不幸！
在现今科技发展到现在，我们不仅知道了世界不仅只有一个中国，还有更多国家；宇宙不仅只有一个地球，还有不计其数的星球；宇宙中有可能不仅仅只有人类，还有可能有其他更多的智慧生物。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茫茫无涯的宇宙，我们的命该怎样把握呢？
君子所倚其二曰仁。仁作为先秦儒家的核心思想，直至汉儒逐渐发展成为泛化的宇宙规律“仁，天心也”和宋儒道德律令“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自始至终串联着中国文化以“天地国亲师”的情感本体。
《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在行动上实行“仁”，就是先让自己生活幸福，再将幸福传递给身边的人；先让自我觉醒，然后再唤醒身边的人。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泛爱形式。
《论语·里仁》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自然而然实行仁爱，而不具备真正“仁爱”的即便是智者也往往利于己为仁，不利于己便不能为仁。
《论语·八佾》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的外在形式表现为“礼乐”，可若没有内在心理情感凭依的“仁”，“礼仪”也仅仅是空壳和仪表而已。比如
《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道出礼乐的根本不是外在形式，而是“仁”。
《论语·里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表达出“仁”在“孝”方面的周到，不违背“孝”以达成“仁”，又不用事事按照“孝”的意愿做事。此外对仁的追求，孔子表达出极大的崇高性和追求性，比如“当仁，不让于师”，“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等。
那么“仁”的行为规范是什么？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经》和礼乐乃是先秦仁爱而爱人的先决条件，最后要达成安民于乐，融情于乐的“乐感文化”中。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文化以人为主体，在面对偶然性宇宙中表现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魄，以人为主题赋予整个宇宙意义，并以乐感文化的情感方式为寄托，实现人的各种潜能、品质和性格的勃发和创造。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完全揭示了乐感文化中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地最高境地。正如朱熹所言“天地万物之心是仁，仁之禀赋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恻隐之心在人亦为生已。”天地万物孕育人，而人反之塑造天地万物，若人不扰乱万物规律，必是因其尊于“仁”！只有遵守“仁”，才不复归动物本能而失去人性。
正所谓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儒家思想的“乐感文化”因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必然在未来的时代里不断作为人类践行自我的情感本体。祛除了因地域和文化导致的向外张力的阻碍性，在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西方不断探究人类意义的哲学思维融汇在一起，相辅相成的指导人类的人性在面对科技时代探索人工智能和宇宙奥秘中仍不失掉自我方向的心灵“指南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