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结构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和副校长。1967年生于河南郑州，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9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2008年已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的施一公，毅然辞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在海外引起轰动，也引发中国留学生“海归”浪潮。
施一公对中国教育改革和科技创新事业十分关切，一如他当初回国任教清华母校时，身上所担负的那一份感恩和责任感！下面华工启明星分享一点施一公教授有关大学创新等问题的演讲节录：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施一公说。这不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而我们一贯所看到的指标和现象只是体现为经济体量的优势。
笔者华工启明星相信施教授是真正的爱国科学家。对此施教授说：“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
2014年，施教授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期间，曾遇到一位对中国科技发展很不屑一顾的瑞典知名教授。施教授觉得委屈和愤懑，就想拿中国登月的事回击他。然而想不到对方怼的一句，却令施教授无言以对：“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施教授认为自己是个对中国科技实力和现状居安思危的批判者，并且认为大众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也能对此形成共识，而不是互相争执。
1、真正的大学不以就业为目的
谈到核心的大学人才培养问题，施校长说，大学是核心。“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施教授认为，就业问题是中国的一个经济问题，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决定的，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否则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家毕业后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施校长说，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他最好的学生、最想培养的学生都想去金融公司。
对此施教授说：“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并且认为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2、学不以致用
另一个观点是：学不以致用。施教授说，学生读大学不是为了以后出来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我们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都是无法预测的，否则我们预测出来了就不叫创新。因此施教授也认为，大学要多样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否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对于基础研究领域国家强调的成果转化问题，施教授认为目前之所以转化太低，关键是因为我们转化成果的原创水平和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太差。虽然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根本上是缺少可以转化的东西。
施教授反对科学家创办公司企业，认为这是把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作为科研人员就应该潜心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把自己的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实际上，根据国际经验，转化来源于基础研究。只要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只要有成果，就自然会有转化。
不仅如此，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和科技进步创新的过程，都是不一蹴而就的！
3、创新从来不是从“听话”培养出来的！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
施教授也分享了他多年前与以色列大使分享中以两国如何重视教育但却我完全不同的事例。以方大使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
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对此，施教授说他不得不承认，他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他第一句话就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实际上施教授所以叹气，因为中国这样的教育是培养不出来创新人才的！我们过多关注了孩子的顺从和尊重权威，却忽视了独立思考和探索发现问题的意识，而一味顺从“听话”的孩子从来都不能产生创新！
但施教授依旧乐观，而且从已过数年的发展中真切地看到希望。现在我国很多领域正在经历深层次的变革，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变革大潮，已经真正开始了。
庆幸的是，无论是今年沪、浙两地率先实施的新高考改革，还是今年秋季调整自小学一年级开始实施的科学课，都给我们看到中国教育领域面向未来，融合科学创新的STEAM教育/创客教育推动中国实现科技创新型强国的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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