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留学生的奇幻漂流
那时候的他们，或沉默或行动，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挂念不平静的家乡。现在——在全球确诊病例近两百万时——留学生们在异地的生活突然不再平静，他们被夹在中间，无所适从。
文 |张梓涵 郑丹
编辑| 萧祷
运营|小翠
她低头，偷偷打开手机，准备刷朋友圈，看到上方弹出的关于国内新冠疫情的新闻推送，呼吸一滞。
讲台上，高个金发的老师滔滔不绝地在讲自旋粒子间的相互作用，讲台下，夏小桦深深吸气又深深叹气，压低帽子低下头，想把快要忍不住的眼泪憋回去。她觉得很无力，很想哭，有种自武汉封城以来，所有国内新闻带给她的冲击都在此刻被放大了无数倍的感觉。
她打开电脑登录微信，跟朋友姜杉聊天。姜杉在波士顿，也念大二。从国内疫情爆发开始，“哭”这个字眼，在夏小桦和姜杉的聊天记录中，存在感直线上升。
物理课下课，夏小桦去和同学吃饭，她试图用英语讲述这一切，但看着对面同学一边点头，眼里一边闪烁疑惑的光芒，她还是选择插科打诨，以吐槽物理老师结束了对话。
同学离开后，夏小桦一个人沉默了很久。她掏出电脑，默默约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咨询室人手紧缺，面谈排在了三月底。她打开家庭群，给在北京的爸妈发了条消息，“你俩以后每天给我报备身体情况”。
等到3月20号，她终于跟心理咨询师说上话的时候，和2月初的世界相比，一切仿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疫情在世界各地相继爆发，之前从海外运物资回国的路线上，开始有物资被原路运出，学校的课程也转到了线上。家庭群里，夏小桦她爸艾特她，“你妈让你每天跟我们报备一下”。
心理咨询改成了电话，听着咨询师“我们能如何帮助你”的关切询问，夏小桦突然有点不知所措。她脑子里闪过很多事情——价格飞涨的机票，离家一万多公里的距离，身边已经买好机票动身回国的同学，学生会组织捐钱捐口罩的努力，不知道会不会关闭的宿舍，特朗普推文中骇人的字眼，和妈妈几天前发来的在家蒸花卷的照片——她不知道从何说起。
两个月前，中国对于夏小桦，和数十万中国海外留学生来说，是家人所在的地方，是令身处异国的他们揪心的对象。英国读研的阡陌参与母校武汉大学发起的物资筹集，献出了一点微薄之力；研一的单玉洁看到荷兰街上的中国面孔受到不礼貌对待，发起设计贴纸宣传口罩文化。
那时候的他们，或沉默或行动，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挂念不平静的家乡。现在——在全球确诊病例近两百万时——留学生们在异地的生活突然不再平静，他们被夹在中间，无所适从。
夏小桦选择离开大学宿舍，在学校附近租房，和其他选择留守的人一起在世界各地原地“卧倒”；姜杉选择回国，和她飞机上的三百个乘客，以及其他世界各地选择回国的留学生们一样，踏上奔波的回家路。
在这之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小留学生，他们还未成年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去到世界各地读书生活。
3月中旬，日渐上升的确诊数字没能打乱寄宿家庭的春假计划，在密西西比读高三的黄依依跟着住家一家三口去了亚特兰大旅行。旅行途中，她看着亚特兰大确诊四十几例的数据，悄悄戴上了围巾。住家爸妈问她是不是因为怕病毒，她否认，“就是怕冷。”
黄依依手里有四张回国的机票，都是4月底5月初的。她在住家生活，上网课之余，一天不落地跟妈妈打电话，焦虑在电话里溢出来，妈妈在凌晨给她发消息，急得直哭。
高二的Penny也没有回家，妈妈担心路上有感染风险，让她“先待在那里不要回来了”。突然的慢节奏生活“好像是一种解放”，她“能看清楚慢下来的样子”和忽略的细节。她在辛辛那提，陪住家爸妈看了《我不是药神》，还在家门口发现了一棵先开花再有绿叶的树。
对于小留学生们，未成年人的身份和初高中的课程设置意味着更局限的选择，他们的父母聚集在各个联络群里，正焦急地等待着。
而成年的留学生们，有的正努力奔跑在回家路上，也有的在疫情下，试图继续平静的生活。
以下是他们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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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视觉中国
“好时节里的我们，辜负了好春光”
阡陌 研一英国南安普顿
1月23日，武汉突然封城的第一天，我看到一则航拍视频里，整个城市都是空荡荡的。 我在武汉大学读了四年书，视频里很多地方都是我去过的，当时只有一种感觉：这不是真的。随后武大英国校友会号召大家为武汉筹集物资，我也献了一点微薄之力。截至1月26日，校友会筹集了27215英镑，以及人民币11446.88元，前后运送4批物资支援武汉各个医院。 我在英国南部的南安普顿读书，一座只有30万人口的小城市。在这之后的两个月，英国病例开始不断上升，当地人开始惶恐。 3月13日我们上完了最后一节课，平时300人的教室坐了不到30人。停课之后，学校又宣布后续课程以及论文相关指导都将以线上形式开展，并告知学生无需留在校区也可以完成学业。 虽然大家也有一些心理准备，但是对于我们毕业生而言，这样结束了学业还是猝不及防，各种学生群里一阵慌乱，为回国做准备的留学生都在乱糟糟地甩卖东西。 我朋友紧急抢了一张3月18日的机票，4万元直飞浦东，前一天在群里跟大家告别。此前，这位“富少”囤了23卷手纸，这在当代可是相当“贵重”的东西。 在他临走前一天，我决定去要点口罩“救命”。他的洗手间里七扭八歪地堆着日常清洁用品，水槽也没来得及擦，灶台上还摆着一只煮完粉没有洗的锅，只有地上摊开的行李箱暗示了主人明天离去后可能就不会再返回。 他回忆起以往早晨7点天还没亮的时候，站在公交站台瑟瑟发抖地等公交车的时光，我安慰他以后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了，然后我们都沉默了一下。 原本我也有机会回国，但是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既然回国很难，我开始转变心态屯点粮食，为在英国的居家隔离做好长期打算。 为了囤物资，我和室友需要早晨7点起床去超市买生鲜。最近超市队伍每天都会排很长，早晨9点之后货架就空空如也。一位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护士在一则视频里哭着说，自己从ICU结束了48小时的值班后，到超市已经没有果蔬可以买，她不知道如何保持自己的健康。 一次去超市的路上，我们还讨论会不会有鸡蛋——我的室友已经半个月没有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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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很多时候，超市货架上的鸡蛋都被抢购一空。图/ 受访者
进超市后，我们脑补了两排货架后的拐角处放鸡蛋的空位画面，结果居然看到了鸡蛋，室友激动地笑出声，赶紧搂了两打。
回去的路上，我们看到英国最大的老年人慈善机构已经关门，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里面一片狼藉，办公桌已经被撤走。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还参加了他们的义卖，但如今，很多慈善组织在此次疫情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无法继续经营。 3月25日，我收到了家里寄的口罩。去公寓前台拿快递时，看到前台已经用胶纸贴了一层隔离线，我尽量不说话，给职员展示了我的ID，然后两人隔着胶纸用力递接。自此，我不再担心自己口罩短缺的问题。 居家隔离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不得已被迫下厨。收到口罩那天，跟我爸视频通话，他说我前一天的卤牛肉太瘦，没筋又没肥肉，于是指导我做土豆炖牛腩，我手里的三个勺子分别舀哪个调料，舀多少量都被他详细指导一番。可生活也开始变得无所事事，我翻出没用完的身体乳，决定以后每天护肤，又加入了一个读书群，却毫无建树。 各地封城前，我还用一个周末自己去了法国鲁昂散心，一个人坐车前往港口，码头大厅空空荡荡，安检处的大屏幕还在放映新闻。顺利换票后坐摆渡车去甲板，车上疏疏落落十几位乘客，早上的云层低落，海水铅灰，有风呼啸而过。 那个周末天气很好，游客不多，大家也没有戴口罩，直到手机弹出英国确诊新增几例，法国宣布疫情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我终于意识到，走到哪里，都是疫情。 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句台词，I suppose in the end, the whole of life becomes an act of letting go, but what always hurts the most is not taking a moment to say goodbye.（我想，到最后，整个生命都变成了一种放手的行为，但最让人心痛的是，没有花一点时间说再见。）这是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也是我的奇幻漂流。 还记得从同学家拿口罩回去的路上，光秃秃的枝丫也都已经挂上了粉嫩的花，又是一个如寻常美妙的春日。最近的英国融融暖阳，枝头新绿，下午的时候变成粉紫色的晚霞，只是好时节里的我们，辜负了好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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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普顿的春天。图/ 受访者
“I look better with mask”
单玉洁 樊星雨 徐晨烨 刘奕伶
研一研二荷兰
2月初，一个国内的朋友在荷兰坐火车的时候，对面座位的当地老妇人毫不掩饰地从头到脚打量他，还一直用手扇鼻子。他打了个喷嚏，尽管解释只是普通流感，那位老妇人依然在质问“你是不是从中国来的”，之后满脸嫌弃地抓起外套就走。
当时，欧洲疫情还没有大面积爆发，玉洁看着朋友和老妇人对话，有一种“想帮忙做点儿啥却又帮不上忙”的无力感。不知道是自己太卑微，还是他人太粗鲁，后来再坐火车她都不敢去人群里，怕自己的亚洲面孔给他人造成困扰。
在荷兰，街上戴口罩的都是亚洲人。东亚文化中，街上戴口罩很平常，预防感冒、防晒防风、过敏、或者仅仅是没化妆。而在欧洲，人们认为只有生重病或者遵医嘱的时候才会戴口罩，所以在路上遇到戴口罩的人，他们会本能地警惕、远离，甚至可能做出一些过激行为。
作为设计师，我们想着至少能设计点什么，来平衡中西方对于戴口罩的认知。口罩文化的差异，成为了我们设计的切入点：给欧洲人宣传亚洲的口罩文化，同时也告诉受到奇怪眼光的中国人，不要简单粗暴地把一切都归类为种族歧视。
于是，我们发起了“Mask On Street”这个设计项目。顾名思义，是想解决“街上戴口罩”的人受到不友好对待的问题。
在面向中国学生的问卷调研和在荷兰当地的社会实验之后，我们九位设计师——八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还有一个来自丹麦的女孩，设计了宣传口罩文化的海报，以及一组能贴在口罩上面的贴纸。贴纸的内容是中国学生们戴口罩的原因，摘取自501份问卷回答：JUST FOR PRECAUTION, no big deal (就是为了预防生病，没啥大事)；SUCH A STRONG WIND, isn't it… (风真大，你说是不是)；NO MAKE-UP TODAY, see u tomorrow.(今儿没化妆，明儿见）；还有空白的版本，供大家自己创作。
贴纸带来的效果让我们很开心——上课讨论、课间休息，或者就是走着走着，外国同学会突然停下来跟我们面面相觑，盯着我们的口罩，然后把贴纸上的字念出来。一个台湾姑娘在自己的贴纸上写下“I look better with mask（我戴口罩的时候更美）”，同组的荷兰小哥看到就笑了，还想帮她拍照。
贴纸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聊各自的家乡，聊文化差异。少了因为戴或不戴口罩的尴尬，多了互相理解。
后来，我们的设计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等等很多种语言，公众号后台收到在十几个国家的华人小伙伴几百条的感谢留言，有人说，“在国外有时没有安全感，但是看到这个小小的设计觉得很温暖、很贴心。”我们真的很感动，感觉被大家赋予了力量。
如今，荷兰疫情爆发，我们学校已经开始远程上课二十多天了。除了一起线上工作的队友和同一屋檐下的室友外，我们很少与外界交流。很多店都关了门，（学校所在的）代尔夫特小镇比以往要宁静一些。
我们的贴纸设计已经进行到了2.0版——马上要生产和纸胶带，给代尔夫特小镇的小伙伴。只是，现在荷兰的大街上，依然很少见到戴口罩的外国人。
▲MossX小队贴纸2.0和纸胶带版设计图。图/ 受访者
“2020年的打开方式有点不对”
菁菁OPT阶段 美国波士顿
今年3月，是我本来决定要回国的日子。
去年，我完成了毕业作品，结束了四年的电影制作研究生生活，申请到了OPT（美国学生签证到期后为期一年的实习期），留在波士顿实习。
OPT签证6月末到期，我打算提早离职。这五年，爸妈还从来没有来过美国，连去年我的毕业典礼都没有参加，我想今年带着爸妈在美国玩一圈，然后赶一波春招，在国内找工作。
巴黎4月本来还有一个电影节，我跟拍了两年的毕业作品好不容易入选。在我的设想里，我应该是要这个月带着我的纪录片从家奔向法国才对。
但现在，一切都停留在了“本来”。我无法出门去实习公司上班，电影节被叫停，爸妈的签证甚至没有预约成功。本来想回国过28岁生日，结果4月初回国的机票被取消，我彻底被“堵”这儿了。
从某一天开始，在公交和地铁上能明显地感觉到，有人从我旁边的门进来，看到我就会绕过。车厢很满，只有我这一排是空的。
那段时间，是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关掉了朋友圈和微博，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建设支撑我去看有关疫情的东西。我记得一开始有公众号发“面对疫情下的心理问题如何自救”的文章，我顺手右划，把它放到了浮窗里。之前觉得这文章跟我没什么关系，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真的用上了。
看新闻特别难受，但国内的家和家人是个让我安心的存在。我家在内蒙，地广人稀，加上爸妈觉得当地防疫工作做得很好，所以他们特别有安全感。
后来美国疫情爆发，我妈的安全感也没了。她开始焦虑，叫我立刻订机票回国，恨不得每两个小时就问我一次。3月21号，我4月初的回国机票被取消，这是我在大面积停航的时候三千块钱抢到的，三天之后涨到了两万七。
不知道爸妈是不是不想在我面前表现得特别着急，他们的态度也就此变成了“既留之，则安之”。他们说，一生很难遇到这种情况，“这事扛过去了，之后很多事情也就能扛过去了。”他们分享家里的日常，炫耀说因为疫情在家锻炼身体，两个人的肚子都练下去了。最近我妈出门逛街试衣服，开心地发现穿上效果和以前不一样，还督促我在屋里多锻炼、强健肌肉。
我想爸妈，也想吃内蒙的各种肉、奶制品和我家的对夹锅包肉。上次回家是2017年，因为要拍毕业作品，在家只待了一周。三年后的现在，我在想，哪怕12月份、1月份，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回去，还能跟家里多待一会儿，多陪陪爸妈呢。
我现在挺怕的，怕病毒，更怕在波士顿真的病了，没有人管。我和三个室友合租一个house，其中一个依然每天出门上班。为了安全，我每天在自己大概十平方米的房间里“鸵鸟”，屋里的东西没有之前多——本来打算回国安顿，已经扔掉了一大部分。而原本准备打包的三个行李箱，被我又收回到储藏柜里。
房间内的移动小桌上放了个烧水壶和一个高压锅。最初几天掌握不好高压锅做一切的时间，蔬菜都快成泥了，但这几天我越来越熟练，还做了高压锅溏心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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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菁的“续命”厨房用具。图/ 受访者
我偶尔去倒垃圾，在后院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个地方离海近，能听到海鸥的声音。房间朝阳，两面墙上都有窗，有阳光的日子，还是挺美好的。
只是，看着美国确诊病例的数字，我真的觉得，2020的打开方式有点不对。
▲ 3月的波士顿机场，乘客稀少。图/ 网络
“回家的路好长”
姜杉大二 美国波士顿
3月25号下午，我的航班终于降落在了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在机舱里，我发了条朋友圈：“回家的路好长”，配了三个哭脸。
那时候，我和北京的家之间，还有十四天在天津就地隔离的距离。
一开始我定了3月24号凌晨起飞，在香港转机回京的机票。结果23号早上醒来，香港机场通知停止转机服务，25号零点生效。我算了一下，如果正常起飞，我会在25号凌晨5点落地香港，差5个小时，刚好被卡住，没办法回家。
航班没显示取消，同航班的几个同学想去机场碰碰运气。那天波士顿下着大雨，我坐在宿舍楼看着五六个同学拖着箱子离开，一个半小时之后，又看他们拖着箱子回来。机场说，没有香港护照不能登机。
后来，我靠着票务代理和我爸临睡时给我转的五万块钱，买到了24号下午从纽约回国的机票。票务代理说，航班超售，要有座位一定要提前很久到。所以从波士顿坐车到纽约的路上我都很紧张，直到提前四个半小时到机场，换到登机牌的那一刻，才终于放心。
在机场的人防护都做得很好。口罩手套是标配，还有人戴着护目镜，穿着从头到脚的防护服。我只戴着口罩和手套，都感觉要窒息了，大冬天的出了一身汗。
登机时，看着身边全副武装的乘客，和拿着体温枪守在舱门前的机组人员，我恍惚觉得自己进入了个“战场”。
上飞机前，我吃了晕机药和褪黑素，起飞时倒头就睡。飞机上照常提供了餐食，认真吃飞机餐的人不多，大部分都靠偶尔吃零食补充体力。我带了小包装的能量棒，等周围人都睡了，才把口罩抬起来一点点，把能量棒塞进嘴里，迅速一口，再立刻戴好口罩。
一路上，每隔三个小时就会有工作人员给乘客测体温。实在太热太闷太难受，很多人都摘了帽子脱了手套，但没人取下口罩。
十四个半小时的飞行极其漫长，没什么人说话，感觉整个机舱里的气氛是一半激动、一半紧张。既开心能回家，又紧张之后的未知。
飞机终于落地，我并没有长舒一口气。当我在机舱等待四个半小时后，又经历了下飞机，出机场，坐上大巴，向着隔离酒店出发的一系列动作后，我才确定，回家的奔波并没有结束。十四个半小时的飞行过去，而十四天隔离的煎熬刚刚开始。
隔离酒店烟味很大，生活用品之类的设施也不太全。在微信群里提问，也不太能得到解答。我有个朋友生理期，问领导有没有卫生巾，得到的答复是“没有，你要不明天再换”。
我开始大哭，这一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让我有点委屈和崩溃。但哭完也就好了，我的洗发水送到了，澡还是要洗，日子还是要过。
其实隔离生活并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只是一个人总归还是有点孤独的。房间太安静了，有时候我会故意打开音箱、打开电视，就为了有点儿声响。
见不到真实的人类，微信聊天、视频算是我与人交流的仅存方式。让我挺难过的是，在我试图表达这一路的委屈时，很多人指责我（不该回国）。他们之中，有我曾经同窗的初中同学，甚至非常好的朋友。
我期待的不是要大家来捍卫我的权利，也不是要每个人高喊“留学生欢迎回家”。我只是期待，当我向朋友们讲述我的处境时，当我们作为两个个体在交流时，可以得到多一些关怀，多一些比如“你现在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之类的问候。
只是这些都不重要了。我现在只想在马路上撒丫子跑，回到北京，见到爸妈，和他们坐下来面对面聊天，然后吃一碗我爸做的西红柿鸡蛋手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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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机场全副武装的乘客。图/ 受访者
每人互动
你的身边有被疫情影响的留学生吗？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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