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蜡像）
1
伟大的司马迁，就因为为战败的李陵说了几句好话，就被下了大狱要处斩。
那还是汉武帝自己找来，非要他谈谈意见才说的。
那时候的刑罚，如果不是可以用钱，或者宫刑来赎罪免死，而司马迁也甘于为理想“苟活”的话，那我们肯定就看不到这部盖世无双的《史记》了。
当时的汉武帝对李陵恨之入骨，对司马迁并无半分怜悯，司马迁的活着，绝对是靠接受摧残换来的，但是奇怪的是，这后面却发生这样一件事。
司马迁受刑又能出来干活之后，汉武帝居然立刻把他从“污垢”中抓出来，提拔为中书令。
中书令是做什么的？
它在西汉与尚书令并列，那可是内廷宦官机构中，专门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管理书房及宫内文库档案的最高官职。
中书令因为身在内廷，与皇帝接触频繁，握有直接向皇帝密奏“封事”的权力，那地位与责任绝对无人能比。
实际上，司马迁所做的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书令，这之后，中书令在很长很长的岁月里，朝位都在丞相之上！
如此，那么一个刚刚犯了汉武帝大忌的人，一个刚刚犯了死罪的人，一个刚刚遭遇了宫刑的人，汉武帝为什么会突然给他升官，并升得如此之高呢？
这是不是不合常理？
关于这件事的原由，汉武帝本人是没有说的，历史上也没有解释，“官方”现在的正式说法是，这是因为太史公学识过人，能力过人的缘故。
但是先要被杀掉，其后被阉割的司马迁难道就不学识过人，能力超群吗？他的活，可根本无关于汉武帝的珍惜。
再说了，汉武帝就是要利用他这一点，也没必要一定将他扶上这样的高位吧？他怎样都足以把一个小小的司马迁榨干！
更何况这还是地下天上，从罪囚到宰相，一转眼的事，没有过程，没有翻案，没有寸功，可以拿来示人。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
2
司马迁自己在《报任安书》中，不就曾这样说过吗？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之功，一向职掌的是文史星历而已，就跟卜官、巫祝差不多，我们本就是皇上当作倡优来蓄养、戏弄的，从来为世俗所轻。
他在人家眼中算什么啊！一般人都不当回事。
“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惨的，悲哀没有比心伤更痛的，行为没有比辱没先祖更丑恶的，耻辱没有比宫刑更大的，宫刑之人，低贱到无法类比，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可以追溯出很远。
他现在基本样样占全，就显得更加不值一提。
低到最深最深的泥土里的司马迁，够卑贱吧？
没办法，他不贱，就不能够活，不能够再有鸿毛与泰山的选择。
可是，他怎么选择，那到底是他的事啊，他的高贵并没有多少人看得见，他的历史功绩也是久后的事，这一切，更通通未必会成为皇帝心中的砝码。
汉武帝若重这些，又怎可能会杀他，摧残他？他总之，怎么说，现在也算是贱透了的。
那么司马迁这超常升迁，到底会是因为什么呢？
极权时代，更合理的原因既然找不到，那么这事细想起来，就可能非常简单，那正因为：司马迁贱，更加贱。
首先，中书令是宦官之职，司马迁之前在”贵人“中贱，现在在”贱人“中贵，那他岂不就成了“贱人”中的佼佼者？
然后，更重要的是——
皇帝是什么人？那可是金口玉牙，一言可以定人生死祸福之人。
古代的有罪、无罪真有明确的界限吗？大臣们的升降起落真有合理的逻辑吗？那很多时候还不是皇帝们的心情说了算？
皇帝们最喜欢做的是什么？最想让你看到，让你明白的是什么？那还不是生你活你，操之我手，你之祸福贵贱，只在我一念之间？
你不过倡优一类的人物而已，我不高兴的时候，自然就可以任意戏弄，把你当猫狗一样践踏。
而你对我有用，让我高兴，在我高兴的时候，那我自然也可以重重赏赐，把你当成宠物。
所以司马迁的升迁，归根结底，那就只是汉武帝的由心和权术而已，由心和权术，这难道还需要什么理由？
（冯远征主演的历史话剧《司马迁》）
3
已经不得不为宦官的司马迁，其实依旧是倡优一类，这是确凿无疑的，不然，他何苦要写那篇长文，告诉任安，我救不得你呢？
我虽然是中书令，但是连你举贤任能的建议也不敢接受呢，何况为你出头？
我依然是一个贱奴，我要活着，就只能蜷伏。
我前面之所以会选择最悲惨，最伤痛，最辱没先人，最可耻的活着，是因为我还有大事没做，而现在，我依旧还只得这么做。
我前面只是为李陵说了几句话，就差点失去这个机会，所以我现在不能够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何况太子之事如此重大，武帝如此震怒，你是死定了的。
等等等等，这都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真实坦露，天知道司马迁在说出那句“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时，会有多么无奈，多么痛苦，多么悲哀！
这哪里只是什么单纯的雄壮之语，这其实更是一种挣扎，一种呼喊，一种控诉，一种愤怒，一种沉于深渊的哭泣！
司马迁，却就是因此，才会一再“嗟乎！嗟乎！”，“悲夫！悲夫！”的。
他也还要再说一句，“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再道一声，“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
余秋雨先生当年，在跟北大学生们问答时，恰也曾谈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他当时的这段解析，确实中的。
“在中国古代，王权高于法律，一个皇帝掌握着一切官员的命运……他们的雄才大略使他们乐于做一些突破规则的游戏。把一些高官一会儿投向监狱，一会儿又投向高位，是他们的乐趣。他们似乎在这种快速转换中享受着权力的快感。
你看，汉武帝把刑后的司马迁狠狠提升了一把，提升得比原来还高，又不说明理由。提升了，还会注意他跄踉走路的背影，欣赏自己在这位大智者身体上留下的暴虐。我发现，越是有成就的皇帝，越喜欢玩这种故意颠覆理性的游戏，并由此走向乖戾。汉武帝的这次乖戾，落到了伟大的司马迁身上，成为他在执政过程中最为可耻的记录，比连打几个败仗更可耻。由此也可证明，极端权力即使由英明雄主掌握，也必然走向非理性，然后走向罪恶。”
但是司马迁，也正是因此更为伟大的，他在那样一种残酷的环境下，遭受着那样深重的心灵创痛，和身体伤害，却依旧完成了这样一部辉煌巨著。
这得需要怎样的精神力量，宏大气魄，和顽强意志才行？这也需要过人的智略。
读《史记》，请莫要忘了这位伟人的不易和真正价值所在。
朗诵他那句“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的时候，也请莫忘了太史公紧跟着还有这样一句：“用之所趋异也。”
“‘不同的生命方向决定了生命的差别’，司马迁的‘泰山’，就是《史记》。”（余秋雨）
司马迁若没有这样一种生命选择，也就不可能有“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生命价值实现，就是万次受辱，也无悔了！）或许，他后面的这句话，才最为重要。
END
文 | 九鸦
图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