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花香

谷雨,夹杂着过去湿了回忆;花香,从最温暖的地方飘来

——题记

今天早上,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我的语文老师们。为什么突然想起了他们?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突然想起了。

我的小学老师,张老师,在那时,应该就是个奶奶级别的年纪了。对于她上课的内容和举止神态,甚至全名,现在真是记不清了。只是隐隐约约记得,她那邓丽君式的蓬松短发和周末时上写作课,总会随她一起进来的写作课的“模特”——玩具、布偶和花。那时是极其厌烦写作的,一来是随堂结课后就要提交作文,写得时候没想法,憋不出,那可是极其痛苦的事。碰到写得快的同学,自己更是心急,可我偏偏就不是会第一个交作文的那个人;二来也是贪玩,在那小脑袋里装的恐怕也就“玩”这个字。什么精美描写,细致观察,恐怕也不是糙男孩子习惯去想的,什么成绩学业,恐怕更是从没在脑子里闪过。因为那时是第二课堂,星期六上午是数学或者语文的额外补习课,下午就是“玩疯”的兴趣班学习。所以每每遇到上午有写作课,真真是横亘下午乐趣之上的恶煞。不过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上午越是过得难受,下午那种“劫后余生”的精神气,就越是奔放。

初中的语文老师,是个叫易虹的青年女教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她教文言文课的方法。当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本课外辅导书,叫《字词句篇》,几乎人手一本。说是用功,其实也是因为它有书本课后习题的答案,经常被我们拿来做答案书使。 可易老师在我们上第一篇文言文课的时候,就很严肃地不让我们参考《字词句篇》里面的文言翻译,让我们自己靠感觉来揣测文言意思。当时是错漏摆出,可慢慢的,竟也养成了一种文言文的语感。贯穿了文言文学习阶段,从中受益匪浅。

我写诗的习惯,是从这时开始的。那时的语文学习非常流行写周记,每周都要写个两三百字。可对于学生而言,除了学习外,还是学习,生活单调的就像一条水平线,能有什么周周可以写的东西。小学的时候,貌似也有周记,日记都还曾猖獗一时,作文书恐怕都翻烂了。为了防止和同学抄重了,有些人还特意会珍藏着一两本“非比寻常”的范文书,仅供自己“模仿”。有天周日晚上,多半是为了偷懒,不过应该也有挑战的想法吧,就根据手里的钢笔写了一篇关于“奉献”为主题的新式诗,具体内容是给忘了,不过当时是特满意的(如果幸运地没被我妈卖了,我也许还能从那旧周记本里给你翻出看看)。第二天上交周记,心还蛮忐忑的。不过当易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就那篇文章夸奖我时,一惊,毕竟语文考试作文都是“非诗歌之外”无限制,有点默认不允许我们写诗歌,担心被罚。之后一段时间里,我是周周都写诗,不管写得好,写得烂,因为总归逃离了写文的痛苦。

高中的语文老师,有两位。一位叫“老谌”的男老师,一位是叫张明秋的女老师。风格十分“诡异”。另外让我记住他们的,可能还有点炫耀的小心思。

老谌,来历很大,是省高考出题的出题人,用他自己的话说,经常会在高考前几个月被关进小黑屋,像坐牢一样苦逼地给我们出高考试卷。他个子不高,尖嘴猴腮(?),但颇具读书人的气质,绝对是饱读诗书的那种“语文老师”的气质。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曾拿出特别珍贵的两个课时(为了有充足的时间准备高考,会抓紧时间把课本全过一遍),给我们讲了古代的礼仪常识。令人奇怪的还不只这个,我有次突发奇想,在一个作文练习的时候,写了一篇名叫《诗人其实都是失败者》的短文,没想到在课间的时候,他径直走到我桌位上,飘然留下一张作文纸,简单交代让我重新誊写一遍后,随后又疾步离开教室,只留下一时摸不着头绪的我。事后才知道,他那样做是为了收集一些学生写得好的文章。什么,我的那篇竟然成了他眼中的“好”文章!?我的作文,平时也只写得中规中矩,不出彩。我一时不敢相信,还特意问了几个同班同学,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情况。在我们班,被他收藏的,貌似没有其他人了。

对于这个张明秋老师,现在单看她这个名字,仍能感受到从中溢出来的冷气。印象中她是爱“骂人”的,对于经常犯的不该犯的小错误,她是会特别严厉指责你的。小小个,戴副眼镜,40多岁。盯着犯错的你,眉间会微微紧凑,不说话,连镜片都反射不住那灼人的目光,引而不发得让你难受和害怕。因为之后,如果你还继续胡闹,她必定会亮开嗓子全面开火。她也有个很令人奇怪的地方。不知是和其他老师商量过,还是她自己决定的。在高考临近的那会,她每周都会找个时间,拿着她不知道从那搞来的DVD,教室灯一关,窗帘一拉,在那黑漆漆的教室里面,用投影仪给我们放电影看……这种高考前给学生放松的方法,她教的班,独有。

高中学习,甚至是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吧,语文的地位总是很尴尬。从晚自习问问题的人数就可以看出,其他老师,像数学、物理、化学等,总是里三层外三层排着队。语文老师那,没人是常态。相较之下,甚是凄凉,就差一把二胡、一首《二泉印月》了。不过因为我喜欢瞎琢磨,只要有趣,不论什么科目都会问上几句。其实也没去过她那几次,可能老师久旱逢甘霖吧,对于我的到来和求教,她不免留了意。以至在毕业那天,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那天拍毕业照,我特意去找张老师。刚好还有几个女生插了进来,还要我蹲在她们前面,说是让他们在我头上摆兔子耳朵的手势。在我们准备的时候,张老师突然说了句“来,和我最喜欢的肖同学排张照”。我背对着她,看不见她脸上是何种表情。在她教的学生中,我不是最优秀的,也许只是那一丝语文兴趣,就让她对我如此“偏爱”,着实有点让我受宠若惊。当时她有说“最”吗?真有说“喜欢”吗?写到这,又回忆了一番,我感觉不太确定了。

语文和写作,这俩永远缠绕在一起的梦魇,历来都如喉中刺一般令人不舒服。应试作文,阅读理解,感觉真是禁锢思想的工具。也是因为这样,直至高中毕业,虽然也和“语文”发生了这么多故事,但我仍觉得它非善物。

高中毕业时,有过一段糟糕的恋爱经历。说是“恋爱”,可能都还谈不上,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只能叫做毕业后的青春期冲动。异地,六个月,大一第一学期就分手了。屈指一算,见面的次数,都不超过五个手指。时间虽短,但对我影响还是蛮大的。年少的感情,简单地觉得会天长地久。殊不知,现实的矛盾,对于两个甚至还在上学的年轻人来说,是何等的无解。心凉,凉,原来是真实感受。胡思乱想,找不到出口,想法就像是弹力球一般,在脑袋里不停地撞击自己的神经。持续了多久,忘了。是什么原因让我用讨厌的文字来抒发自己的情绪,也忘了。也许就像迷失在茫茫沙漠中的将死之人,饮鸩止渴般的荒唐,凤凰涅槃般的奇迹。之后的大学生活中,写作成了一种习惯,内心负能量的气球也仿佛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这种安静、放空的释然感,成了精神的镇定剂,写作也成了一种自我救赎。

一路走来,对于语文,对于写作,从最初的讨厌到现在的依赖,这种相爱相杀的莫名变化,让我唏嘘不已。同学、朋友、老师、父母都觉得我有写作的天赋。可是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哪有什么天赋,无非是在懵懂无知地经历过一些人生的悲欢离合之后,开始变得多愁善感了而已。恐怕突然想念老师,也是这个在作祟吧。

——作于2017年4月20日谷雨作

(在此特别感谢我的大学老师汤鸿老师对我写作上的支持。大学期间随手写的生活随感,同龄人反响不是很大,却被老师给予了一定的评价。让我更好地认识到了自己,给我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最终也给予了我在文学上的信心,虽然前方的道路还很艰辛。还有很多在写作上支持我的同学、朋友,也是非常感谢!当不成作家,写写大家的故事,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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