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otton David. 2017. History: Science and the Reformation. Nature 550:454-455.
翻译：黄大运
据传，1517年10月31日，叛逆的僧人马丁路德将一纸文书订在了德国维藤堡的众圣教堂的大门上。《九十五条论纲》标志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这是自1054年基督教统一以来第一次爆发的危机。路德宣告了一个新的激进的神论：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赎罪，圣职属于所有信徒，以及无上权威在于圣经而不在于教庭。到了1520年，他驳斥了教皇的权威。这使他与法国改革家约翰 卡尔文的的信众卷入了一场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与天主教庭的艰苦对抗中。
这场宗教战争的年代正好也是科学革命的年代：尼古拉斯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第谷 布拉赫的《新天文学介绍》（1588），约翰内斯 开普勒的《新天文学》（1609），伽利略 伽利莱通过天文望远镜的发现（1610），布莱斯 帕斯卡和罗伯特 博伊尔对空气压力和真空的实验（1648和1660），以及伊萨克 牛顿的《原理》（1687）。
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是否只是巧合，还是宗教改革运动促进了反抗（亚理斯多德）权威而依赖实验与经验的新科学？假设马丁路德从未存在，宗教改革从未发生，科学史是否会大相径庭？科学革命是否根本就不会发生？我们是否还生活在马车，羽毛笔和火绳枪的世界里？我们能否想象一个笃信天主教的牛顿，或是牛顿的新教信仰是他的科学工作的基石？
创造过一些日常用语词汇诸如“榜样”，“意料外的后果”，“自我实现的预言”的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Merton在1938年发表了关于这个课题的一本重要著作。这是他的第一本书，《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一开始并无人关注。但到了六零、七零、八零年代，这本书引发了科学史学家们无穷的无解的争论：清教，这支新英格兰殖民地建造者的宗教，是否促进了科学探索，并且这是否是英国这个宗教引发内战的国家在创立现代科学中扮演中心角色的原因？
这场论战逐渐销匿。但是科学史学家们还在广泛地争论新教和新科学是否有千丝万缕的交织。就像新教背离天主教的灵修而培养人们在世俗中的务实参与，例证人们的职责在于他们的职业。Merton步随德国社会学家Max Weber的后尘，论述新教导致了资本主义。
我不认同。首先，十六、十七世纪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天主教徒，包括哥巴尼，伽利略，帕斯卡。其次，新科学令人吃惊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来回传递。在宗教战争那么激烈的情况下，连续两个新教徒的天文学家被任命为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的数学家：先是布拉赫，然后是开普勒。1685年下令流放新教徒的法国路易十四之前还雇佣了克里斯蒂安 惠根斯等新教徒加入他的科学院。虔诚的天主教徒帕斯卡的实验很快被在英国的虔诚的新教徒博伊尔复制。天主教会禁止了哥白尼的理论，但是很快在牛顿的发现的指引下改变了主意。第三点，如果我们说新教群体中产生出高于比例的伟大科学家，那我们也可以说在新教的社会中新科学并未更早地兴盛，比如在苏格兰。
发现与传播
科学革命发生的前提是三个进步。首先是对发现的可能性的信心：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前欧洲语系中并没有“发现”这个词。第二是印刷机。这带来了一场信息革命：取代了几本典范文本，知识分子开始在整个图书馆的信息中遨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创造了关于事实的现代思想，是可以被检查和检验的可靠信息。最后，基于数学家们对于实验方法的发展，新的主张认为数学家们对世界的掌握胜于哲学家。
如果科学革命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那是因为数学家从哲学家的手中夺走了权利和声望。牛顿的书名就显示出了挑衅意味：Principia: 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场反叛还可以追溯到尼克洛 塔尔塔莉亚的《新科学》（1537），这是一份关于火炮的数学研究。卷首展现了古希腊数学家尤克里德把持通向真知大门，宣示了数学家要理解这个世界的雄心。除了博伊尔和解剖学家安德雷亚斯 维萨里，本文中提到的科学家都是数学家，就连博伊尔也因借用数学而发现了气体行为的规律而留名于世。
打破传统
这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哲学，尤其是亚理斯多德学说，长久以来是欧洲思想的霸楚。人们普遍地认为亚理斯多德知道所有关于自然应该被知道的事物，并且若想要发现知识人们只需仔细地去研习他的著作，而不是去探究伽利略之流所谓的自然之书。关键的问题是：新教的改革鼓励了从亚理斯多德到自然之书的转折吗？
当然，天主教的神学中蕴含着亚理斯多德的哲学。天主教关于变质的教义，既物质，面包和酒会变成耶稣的肉体和血液，就是根据亚理斯多德关于本质和表象的想法提出的。天主教会之所以非难雷内 笛卡尔的著作就是因为他对可量化的强调被视为与该条教义不容。在十七世纪的后半页笛卡尔和他人的机械哲学成为许多新科学的基础思想，但一直受到天主教国家的质疑。
然而，在现实世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第一位强有力的机械哲学的倡导者就是一位天主教牧师（也是数学教授）皮埃尔 伽桑狄。笛卡尔也从未动摇他的天主教信念，虽然他选择住在新教的荷兰。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家们都知道亚理斯多德否认灵魂的永生和创世论，并总是将他的哲学和基督教的神学做明确的区分。即使在荷兰，笛卡尔学派的学者们只有坚称自己也把哲学和神学区分开来才能在大学里立足。
并非大不一样
新教徒并未否定亚理斯多德学说。在荷兰以外，新教的大学和天主教的大学一样拥抱亚理斯多德学说。在英国，在1621年，最早向新科学开放的大学之一，牛津，为自然哲学建立了一席之位。但直到那个世纪末，校务被要求教授亚理斯多德。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的新式物理和天文学则由牛津的数学家教授。
并且，天主教经常比新教更乐于为新科学腾出思想空间。新教管制了开普勒关于哥白尼学说与圣经可调和的论点，之后该论点却在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鲁道夫二世之下发表。不论天主教亦或新教，投身宗教都会和科学活动冲突。帕斯卡在教会经历之后放弃科学；伟大的显微镜学家Jan Swammerdam作为新教徒也是如此。虽然新教具有挑战权威，进行激进改变的传统，它作为国家信仰与天主教一样保守。如果说英国引领了新科学的蓬勃发展，那么其在1660年恢复君主立宪的时候文化的相对开放度和思想的多样性要比科学家们的宗教信仰更有意义。
注定老亚理斯多德物理和托勒密天文学的衰落命运的是航海的发现，和随后天文望远镜和晴雨表的发明。不是因为宗教改革：科学革命没有宗教改革也会发生，过程可能还会更快，因为教会不会对新事物做出武断的反应。面对路德的重锤，天主教会组织成立了特伦特理事会（1545-63），收紧了教义，要求回归长久之前建立的传统。这直接导致了哥白尼学说和日心说作为邪说被非难。想一想新教原教旨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之间持续的冲突就可见新教和科学价值观之间没有直接的匹配。天主教会倒是从未为难过达尔文主义。
那么，我们再来想象一下没有《九十五条论纲》，没有宗教改革，没有新教。在这个平行世界里，哥白尼应该发表了《关于革命》，维萨里发表了他的1543年的论文《人体的构造》。布拉赫可能观测了1572年的超新星和1577年的彗星；天文望远镜应该也被发明了。伽利略可能观测了金星的相变并发现了自由落体。导向开普勒新天文学的思想难题和牛顿的综合理论可能在十七世纪早期就就位了。
科学家们，作为科学家，并没有庆祝或哀叹路德500年前的发表的特殊义务。新教和天主教都有伟大的科学家，也有其他信仰（可能包括伽利略）或无信仰的伟大科学家。科学革命中科学发展出自己一套探寻程序和模式，并建立起疏于哲学家和神学家的独立性。牛顿的异端（他是一神教徒）和他用圣经年表来计算世界末日的执迷并不帮助或妨碍他程式化万有引力的理论。亦非帕斯卡的异端（他是否认自由意志的Jansensist）帮助他发展出一套液体和气体压力的娴熟理论。
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之间的关联不是因果关系。但更像一个巧合，因为二者可能都由约翰内斯古腾堡在1439年发明印刷机之后迅速发展的印刷业的推波助澜。之前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的改革运动惨淡失败，而印刷机给予了二者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要寻找现代科学的前提条件，那我们应该指向古腾堡，而不是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