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一二三四

姥爷胡炳祺在我出生那年因突发性脑溢血不幸仙逝，我的记忆里可以说压根没有这个人。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家里人并不常提到他，倘若提及，大多内容也都类似：说他烧的一手好菜，海陆八珍都拿得起做的妙；闲时最爱看武侠小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这个学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用现在话讲算得上“屌炸天”了。虽然与我相处时间十分有限，不过据我父母言说，自打我出生，姥爷就视我如家中珍宝，除了母乳以外的加餐，都是他亲自准备。青岛食品厂的钙奶饼干加温水和以鲜虾肉同鱼脑，在那个物质条件并不宽裕的年代算得上奢侈了。

我自打上小学就没胖过，每年夏天在家打赤膊，老娘总会念叨： “你就是没福啊，要是你姥爷不那么早去世，你肯定能吃成个胖子。”类似的话还有： “你姥爷要能多活几年，咱家还能再分一套房。” 因为这个在我记忆里几乎为零的一个人，我失去了成为一个胖子的机会。每个消化不良的晚上，我都会对他感到无比好奇，想象自己倘若自小同他生活在一起，现在会是个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的山东汉子。2015年9月，我带着两大盒父亲保存多年的底片回到美国旧金山，想通过负片扫底的方式给家里这些老照片做个数字备份，顺便整理一下，也算个念想。看着电脑屏幕里姥爷年轻时候的样子，让我想起传统评书给男子开脸的两句词：“俊眉朗目，大耳有轮。”

姥姥是2008年过世的，那年我本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回青岛报喜，那时她的神志已经有些模糊了，也似乎认我不得。至今不知道她有没有听清在场的七大姑八大姨反复强调的那句：“楚楚考上大学了，是北京电影学院。” 记得当时有个护工过来帮她翻身，年轻人饱满的手掌先是挤压，然后拉拽着老太太早已松塌的上臂。我不忍看，扭身出门了。记忆里的她是个能干的人，我小时候穿的衣服，从棉裤到毛衣，从马甲到外套，都是她做的。样式新潮，针脚细密，古时大家闺秀的标准。姥姥曾对我说自己四十岁以前几乎从未生过病，每次看到别人生病就会嘲笑他们身体羸弱，经不得风雨。后来她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同风湿性关节炎只差一个字的免疫系统疾病让老太太蹉跎了自己的后半生。我们一家还同她住在一起的时候，父母常劝她要出门活动，哪怕下楼走走也是好的，那时候爱装大人的我也常跟着附和。她一般坐在自己屋里默不作声，要么对着电视机，要么挨着话匣子。我们讲的次数多了老太太不耐烦才回一句：“咋活动啊，一动就疼。” 1990年北京亚运会之后的十年，可以算得上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黄金十年。我的父亲在那些年下海经商，收入高涨，我们一家也从过去住的单位宿舍搬进了上下两层大约有300平米的公寓楼。还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我已经开始有机会跟着家人和父母的朋友在中国各地旅游了，35毫米相机记录下了这十年来很多的变化，可姥姥的影像在我上小学以后便从镜头前面彻底消失了。似乎没有人对一个每天坐在那考虑自己病痛是多么糟糕的老人感兴趣，更别说给她拍照了。即便在现在的中国，普通家庭对待这种情况的态度也是一样。我们家没有尤金史密斯，南戈尔丁，也没有荒木经惟，就这样，在这个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里，我的姥姥在我的家族影像史里，褪色，消失了。

上小学的时候我最怕遇到写自己家人的作文题目，那时候看过很多范文是这么开头的： “我有一个伟大的母亲。” Sounds great。母亲的童年是幸福的，哪怕在中国比较困难的时期，依旧吃穿不愁。她不爱学习也没人要求她学习，看过很多名著小说，不过看完都忘了。这符合她的人物性格，她是为做一个事去做一个事，而不是为了一个目的去做一个事。这两者差别很大，前者近似于无为，我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能不能有天和她一样。像全天下所有的母亲，她打过我也骂过我，也说过伟大母亲们都说过的那句： “你看人家XXX,哪和你一样XXX。” 事实胜于雄辩，伟人也有犯错的时候，我不计较她，就像她从来不计较我干的傻逼/牛逼的事。大部分时候母亲是个萌萌的人，会让我抱抱她，也会帮我给老师撒谎说我生病了，然后周一上午陪我一起在家安心看场NBA全明星赛。随我的姥姥，她也做的一手好针织，2000年以前的衣服大多都是她自己做的，在家庭相册里看的出来，年轻又时尚。摄影数字化之后，我们家的生活同过去并没有太多不同，只不过2010-2013这几年我个人饱受眼疾困扰，身体状况也一直不好。她嘴上不提，可头发那几年几乎全白了。好在我的也白了一大片，有我陪你，这不挺好么？

我的父亲算得上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第一代文艺青年，大学主修文学的他在1985年顺应全国艺术思潮，参加并组织了山东省85美术奉献展。虽然没有像 “北方艺术群体”和“厦门达达”那样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留下什么浓墨重彩，但对父亲而言，这次经历成为自己一生的重大拐点。个人能力受到业内人士认可，也促使他萌生了离开供职的机关单位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和艺术相关的事的打算。那年他背对镜头面朝大海的照片，30年后被我发现在构图和神韵上，同Caspar David Friedrich在1818年画的那张“Wander above the sea of fog” 颇为相似。当初未知的将来早化成待追忆的往事，父一辈的迷惘不觉地传到下一代身上。湾区的Ocean Beach海风嚎叫，垮不垮的，一代终究又一代。50年的胶片摄影编年史最后停留在2003年，四十岁的父亲随中国广告协会，人生第一次出国旅游考察。两周旅行所见所闻回国后落于笔下集结成册，自费出版了一本摄影杂文集，《行走欧罗巴》。我看着自己电脑屏幕上父亲年轻时的衣着模样，圆框眼镜，长发及肩，丹宁外套，大红长裤，感慨自己不觉同他曾经的轨迹不谋而合。我今年28岁，在美帝生活已近3年，上一辈的努力让我提前12年触碰到他曾追求的目标和生活。相隔千里之遥，远在老家的他正在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酝酿结尾，而我在写完手头这篇文章以后，又要投入到所有和研究生毕业相关的事由去了。看到网上很多人分享电影《摆渡人》里一句台词：“十年太长什么都有可能会变，一辈子太短，一件事也有可能做不完，回忆永远站在背后，你无法抛弃只能拥抱。”

*图片出自摄影集《SMILE》，2017，旧金山，Spotlight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