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流失海外的宝贝：大都会博物馆藏商周青铜器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也是世界著名博物馆。位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82号大街，与著名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纽约海登天文馆遥遥相对。截至目前，该馆目前共收藏有300万件展品，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型博物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内景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已有130年的历程。20世纪70年代迄今，是大都会博物馆中国艺术收藏的黄金时代。博物馆的中国艺术迅速增长壮大，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收藏。其中馆藏丰富的中国青铜器，自商至汉器物繁多，其中不少是珍宝级的重器。亚洲207馆：静静陈列着那套公元前十一世纪晚期，即商至西周时期的青铜禁，这被认同为中国人的国殇。不知是因为展示太久需要更新，还是太恐触动中国人的情感，我去时已不在此地矣。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内景

满庭朝珠顶戴，中间者乃是慈禧爱臣，满清第一收藏家端方。此图片显示了这套青铜礼器的来龙去脉，这是馆方在告示天下，在1939年，由Munsey fund 基金捐赠的青铜器，应是合法并公开得到中国清朝官府认可的，并不是端方个人私下交易走私放水的结果。

这套礼器的宝贵之处就是那稀有出土的铜禁，完整、满工的螭纹，承载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尊、爵、卣、觯、斝、盉....，琳琅满目的饮酒之器，体现出3千年前中国古代社会贵族的奢靡之风，但同时令吾国人自豪的是它们用实物证实了中国早期社会的文明程度是何等的超前与辉煌！

生成于公元前770年至476年，这种代表了中国春秋时期器型和图型艺术的青铜壶，并不少见于博物馆与个人的收藏，从繁密缠绕的螭龙纹（或称虺纹）发展到全景式的人类水陆攻战和狩猎纹的纹型，体现了春秋与战国时期突变式的创作变化，现已成为人们断代的要素之一。

各类容器顶盖上的立体牺兽代表了东周时期的特色，河南新郑出土春秋晚期的莲鹤方壶就是一个著名的实例。

人们常感慨春秋战国时期纹型的奇异和细密，这一切都来自于精工细作的技艺与耐力，也同样得益于时代开放的进取精神，或许是一种突变型的臆想成分为大多数工匠所开发和继承。传统与创新在这个历史时刻相互交融、激变，得到了能代表新时代的图腾艺术。当然，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与进化，也是接受这种艺术形态的前提。

古人采用的这种模印的图案，提高了功效和图案的一致性，但合模时的线条错位应是常态。

鎏金的铜色与蓝紫和翠绿的锈色交相辉映，使得年代久远的纹型更加神秘和瑰丽。

造型优美对称的青铜提梁辅首，增添了器物的威严。同样，人们可以看到那细致入微的范模制作技艺。

细腻、灵巧、密集的虺纹是春秋文化的典型特征，并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然后向简约的方向发展。

这类牺兽可以是虎、可以是牛...，大都是三件一组地呈现于器物的顶盖上，增添了器型的美观和奇特。

十分典型的青铜器红斑绿锈的锈蚀，层次丰富。人们通常认为，能识别铜锈是鉴定古青铜器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关键的一步，对照此图和上列各图可能对不少收藏家的取舍会有直接的帮助。

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商周时期，簋在青铜礼器中占有重要地位，它配合鼎组成了先秦独具特点的“列鼎制度”。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而簋则是以偶数出现，九鼎配八簋，以此类推。据考古发掘，至迟在西周中期，列鼎制度已经开始流行。整个西周时期，是簋的种类最多，式样最丰富的时代。

这是一种见于西周中晚期纹型逥异的瓦沟纹青铜簋，初见于西周中期，盛行于西周中晚期，春秋时代还继续使用。出土馆藏或拍卖的纹型和器型近似的青铜簋较多，曾经拍卖的西周《史颂簋》，成交价是二千八百多万元人民币；同样卢芹斋和塞克勒曾经收藏的西周晚期《妊小簋》，去年底国内成交价是五百多万元人民币。此簋器型精美，气魄夺人，铭文完整、秀丽、清晰，可为精品中的重器瑰宝。

遍体分布的如同舍利一般的翠绿色锈珠，坚硬、不均、紧密，甚为奇特，这可是鉴宝人的挚爱，缺少了它们的存在，会使青铜古器的认知大打折扣。当然，本朝仿古的师傅也不懈怠，会将大家早已熟悉这些关键特征用尽巧技来粘贴上去。

古人饮食很有礼数，用于餐饮的容器繁多。《说文解字》：“豆，古食肉器也。”即是古人沾食肉糜酱料的容器。新石器时期既有陶豆的雏形，青铜豆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东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豆上有捉手，侧有两环，下有高足，挺拔俊美，比例均衡，纹型讲究，充分显示出了王侯贵族们的饮食艺术。

春秋时期青铜四虎豆，生成于公元前六世纪晚期，体现出了东周时期青铜器制作的高超工艺，堪为时代典范。以此相同的一只春秋晚期四虎螭龙纹青铜豆，现存于上海博物馆，是1923年山西浑源县李峪村出土，大都会博物馆的铭牌即是以此为依据。

制作精美的虎纹，线条流畅，比例匀称，体型圆润，有了爬行类动物的写实特征。上卷的尾部带有商晚和西周早期的卷曲形态，但是其整体造型则已经有了突飞跳跃的发展。器型与纹型的完美设计结合，加之工匠的杰出技艺，使得青铜四虎豆闻名遐迩。

青铜鼎有烹煮肉食、实牲祭祀和宴飨等用途。《周礼·天官·亨人》：“掌共鼎镬。”郑玄注：“镬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熟，乃脀于鼎。”因此，商周时期的青铜鼎，多数充当礼器而非直接的烹煮器。商代西周以及东周前段，青铜鼎的形制基本处于继承沿袭，稍有变化。在春秋中期以来，诸侯大国有了充分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上层建筑和经济政策的改变逐渐体现。与礼制相关的青铜器也开始出现剧烈变化，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造型特征。

春秋时期三足青铜鼎，交龙纹下者升上，上者下覆，两体交缠，旧称蟠螭纹。

1949年入藏的商代青铜方鼎，祭祀礼器。

远古时代的炎黄二帝，开创和发展了华夏社会的农耕和畜牧业，使得后世的子孙食能果腹，衣能蔽体。当人们在上古的某一时刻，懂得了米加水沸滚即为美味的米粥时，应当是为之雀跃的，因为即使是在三、四千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在绞尽脑汁研究美味的粥品。后人将古人煲饮粥之容器称为鬲，新石器时期普遍使用陶鬲，陶鬲是铜鬲的先驱，可能无甚争议吧。《汉书·郊祀志》谓鬲就是空足鼎。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多为大口袋形腹，下有三个短锥形足。袋形足可以扩大受火面积，较快的煮熟食物。商代晚期以后，袋腹逐渐蜕化，已不宜火烤，成为盛粥器。

商代青铜鬲。但是我认为应是西周时期，一是无耳；二是铭文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