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母亲下岗了。
母亲所在的公司本就苟延残喘。此前每日六点半她起床，烧好早饭，在厨房忙碌的间隙扯着嗓子叫醒父亲。七点十五她把早餐端在餐桌上，匆匆出门，赶上公司的班车。看起来是繁忙一天的开启，但到了公司就开始“闲聊拉呱”的模式，坐在办公椅上昏昏欲睡，到了饭点大家聚在一起，聊子女、婚恋、买房，就是不怎么聊工作。
这是一家生产钢板的公司，位于我的家乡——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园区中。全世界钢铁产业过剩，这家没有技术优势的公司自然也摇摇欲坠。园区中已经很久没有机器轰隆的响声，曾经运货车来来往往的车辙印上，员工们闲庭信步。要么是去取快递，要么是饭后消食。
母亲也总是嘟囔着，这家公司不知能撑到几时。她的退休年龄早，今年9月份她年满50就可退休，她希望这公司能坚持到那时。每日在公司无所事事，一个月能拿到三千多的薪水。退休后，因为工龄长，一个月能领到四千多元的退休金。
春节前我还没回家的时候，我在电话中无意地提起：“妈你们单位还没倒呢？”
电话那头母亲嗫嚅：“嗯，这回下岗了。”
下岗白领
在春节前下岗，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三千多块钱的薪水缩水到一千多的失业金，公司资金链断裂，欠所有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此前合同刚签了没多久，员工们也领不到什么赔偿金。
母亲想得开，家里不缺她的这份工资。父亲是本地一家公立医院的放射线科医生，收入是母亲收入的数倍。父亲与母亲，是一种打击羞辱式的相处模式。”你挣得那些鼻ge子（大连话中的鼻屎）钱，我看都看不上。“父亲总对母亲这样讲，母亲笑笑，”对啊，幸亏我老公挣得多。“
过了小年，我从北京回到大连家中。家里的暖气热意袭人，母亲依旧开朗爱笑，像一只上下翻飞的蝴蝶在家中来回扑腾忙碌。做我爱吃的大酱汤和土豆饼，忙不迭地给我夹菜剥鸡蛋。这边看我埋头吃饭，那边油锅里油星迸溅，又跑到厨房里倒腾走油。
父亲年前体检发现胆囊息肉，自此整日忧心忡忡寡言少语，定在初八手术。他在家中很少走动，嘴巴动得最勤，要么喊着母亲帮他烧水取东西，要么忙着咀嚼水果与零食。
我批评他”甩手掌柜“，母亲瞅了瞅父亲的脸色，摆手连说没事。父亲像一座沉默的活火山，对疾病的畏惧让他脾气阴晴不定，灯光下他略微铁青色的脸与周围红艳艳的挂饰格格不入。他总是躲进书房，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病情，抄在小纸条上攥在手心里。我与他讲魏则西的事，他面无表情回一句”是么“，我深深地怀疑他医生的身份。
母亲怕他，此前在母亲没下岗时她腰杆子还能硬气一些。现在她几乎是全挂在这个脾气暴躁的男人身上，她更加看父亲脸色，不敢怠慢。她以前泼辣、也曾因父亲在外打麻将晚归而暴怒，现在都换成争吵时半哀求的说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家也是一个小社会。
她烧完水，洗完碗，铺好床铺，弓着背伏在沙发上。白日里她爽利地说”还是在家好！“，现在疲惫得不发一言，明日又是劳碌的一天。北方的春节也是繁琐的，准备菜样，打扫卫生，男人们准备好嘴巴吹牛吸烟，女人们却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
她直起腰，正色对我讲：”你还是回大连考公务员吧。“她又发了会呆，”你说妈妈哪里差呢？现在混成这个样子。“
外企沉浮
母亲骨子里是骄傲的，自幼成绩优异，考上了当地最高的高中。在高中时姥姥病危，她学业受到影响最后未考上大学。她白天去上大专学化学，晚上去夜校学美发。毕业后先是在理发店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到外企里当化验员。记忆中我年幼时坐在镜子前，母亲拿着剪刀给我剪了一个”五四头“。后来她进了外企，经常要上夜班，索性咔嚓一声给我剪成了狗啃一样的板寸，省着每天给我扎头发。
青年时期的母亲赶上了这座城市和时代的好时候，相片里的她穿着宽大的工作服，在当时的工厂门口笑得一脸灿烂。世纪之交，大连这座只有近代史的城市散发着前所未有的生机，直到如今，许多上了年纪的人提起那个时代眼中都闪烁着陶醉的光芒。
日俄留下来的洋楼、广场和交通设施领先同时期绝大多数的城市建设，”计划单列市“的名号随着温暖的海风抚慰着人们的心。南方深圳的下海潮方兴未艾，渤海边的大连外资涌动。大连港的船舶络绎不绝，散开了遍地的日本韩国企业。这座城市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拥有一支八冠王的足球队，有着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绝佳海洋性气候，那时腰包鼓起的人们摘下市花槐花包饺子，沉醉在一座滨海旅游城市的冉冉升起。
母亲先是在一个生产集装箱的韩国企业工作，随后跳槽到另外一家世界五百强的韩国公司浦项钢板。在那段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极力扩张招商引资的年代，这座公司占据了地租低廉的工业区雇佣着成本低的劳动力。我家中堆满了印有韩国浦项标志的皮质本子，纸质极好，首页印着公司歌曲和守则。母亲被派往韩国学习，回来反复对我讲那里工作的女人时刻都在补妆，要穿膝盖以上的套裙。公司要求员工们学习韩语，已经中年的母亲跟着公司里的朝鲜族女孩一个个字节地学。我跟着母亲四处参加团建，在颠簸的汽车后座上和孩子们大声唱着歌。她有着那若有若无的骄傲，”佳能的跟我们完全没法比。“
大连星海广场上的全国最高华表卒于2016年8月5日凌晨0时30分，夜色掩映中狼狈地在推土机下倒塌。而早在数年前，大连的外资企业已经慢慢消失。韩国排名前十的浦项财团，在大连的分公司最后潦草收场。浦项钢板质优但价高，经理打包票七年内绝无损坏，架不过其他一哄而上价格低廉小钢铁公司的业务蚕食。你说七年？不值这个价钱，只要能坚持两三年就可以，还是价格低一点划算。大连人力成本和地租逐渐增长，总部出手收回了分公司，巨大的厂房被卖给一家养鸡厂老板。这是母亲的第一次失业。
随着政治局势的逐渐紧张，日资韩资纷纷撤出，偌大的外资工业区空了，只剩下高高悬挂的多家外企的旗帜飘扬。母亲难觅另一家外企接收，在经历抓耳挠腮的中年求职后，退居一家生产机床的民企当仓库保管员。
那时我马上快高考，母亲坚定要让我考师范学校，或者报一个方便考公务员的专业。
拿着不到三千块的薪水，母亲干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了，她说觉得不开心。我小姨偷偷与我讲，母亲之前干的都是化验写报告的工作，换到一个机械性重复劳作但又要丁丁卯卯计较的工作，她干不好。被年轻的领导骂了几次后，母亲负气离职。
凭借精湛的业务水平，母亲又回到了浦项钢板，但彼时的浦项钢板已是被养鸡场老板收购的民营企业。养鸡场老板是来自黑龙江的土豪，坐拥东北三省数一数二规模的养鸡场。行事作风也很有东北大款的作风，豪掷四个亿，首先在工厂旁修建了一个装修金碧辉煌的会所，为了来谈生意“不丢面”。又全面拆除原来韩国人留下的生产线，改装成新的。开班车的司机刘师傅是老员工，经过新的生产线总要大声惋惜，“瞎搞！啥都不懂就拆，都被别人当熊瞎子蒙。”
养鸡场老板立下豪言壮志：”我接手这个公司就不是为了钱。“也许是为了考验这句话的真实性，公司经营一路走低。大连开发区的钢铁需求量一直在下跌，企业的销售员纷纷撂挑子辞职。韩国人离开了也带走了最核心的技术，民企技术提不上去价格也谈不下来。每个月从黑龙江那百万只鸡身上榨取的价值，勉强转成几百个工人们的薪水、新崭崭的流水线和会所的经营。
一次鸡瘟后，养鸡场老板仓皇退出。他退居三亚，据说还是干回了老本行。
公司被一个酒桌上认识的房地产商接盘。母亲觉得她越发糊里糊涂地干着，她断言：这座城的外资已经死了，钢铁行业更是化成灰了，这个新老板一定被骗了。
新老板接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名。浦项钢板被改成浦项新材料，转岗位采购员的母亲在一次业务之前并不知晓改弦更张的意图。那次在与一家民营涂料公司对接的过程中，母亲的公司拖欠了对方上百万的款项。然而由于公司之前已经易主更名，浦项新老板明确表示这个款项有大半部分是上一家老板在时所欠，百般推脱，官司格外不好打。涂料公司的负责人在电话中带着哭腔地几近哀求，然而公司的决定母亲也无力回天。最后，这家成立不到十年的小型涂料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倒闭。
新老板依旧不能挽救颓势，整个鹏鸿街工业园区的公司都在不停易主。下午三四点时母亲的领导走进办公室，看到全办公室的人七扭八歪倒在躺椅上睡着，看到母亲睁眼，科长说：怎么这么早醒了？没什么事干继续睡吧。
过了不久，公司资金链又一次断裂，银行拒绝向公司放贷。房地产商老板咬了咬牙，向员工们号召个人为公司贷款，贷款数额二十万到二百万不等，公司给予个人几千元的奖励并支付利息。母亲心动了，但被保守的父亲一顿臭骂制止。隔壁办公桌年纪轻轻刚结婚的会计小白，为公司背上了八十万的贷款。
公司门口追缴欠款的贴条越来越多，员工们从一开始的惶恐到后来的镇定地走过，也就不过数月。几千万的资金链，还是说断就断。房地产老板没有犹豫，立马将会所、生产线和厂房全部打包给银行。这家沉浮二十多年的公司，还是没能撑到母亲退休的那一天。
母亲带回来涂涂改改很多页的就业失业登记本，最后一页终于还是以失业为句点，夹着一张单薄的领取失业补贴的单据。
那些佳能、东芝、松下的姐妹们，在人头攒动的早市遇见，寒暄的第一句话也是：啥时候（下岗）回的家？
体制，编制
母亲坚定不移地让我考公务员，进事业编，最不济去个国企。当记者这种事，是年轻人幼稚自以为是的“意气风发”。到企业里做事，迟早有一天是下岗的结果。
我完全理解她的想法，我目光所及的亲戚朋友，大多是体制内过得比体制外滋润得多，少数生意场得意的也身赴外地。一天我与她看冯小刚早期的一部讲体制内生活的《一地鸡毛》，里面对于体制内生活隐含辛辣讽刺。母亲嗤笑，电影中的陈道明就是没事找事，当了公务员还不知足，得了便宜还卖乖。
这是母亲的一个心结。她扑腾了大半辈子，工作能力从未得到他人的质疑，现在落得个“惨淡”收场。她追溯到高中，埋怨自己不应该去读高中，直接去读中专或者大专去读师范，现在就是一个旱涝保收的中学教师。工人出身的姥爷那时还对教师阶层保留着“臭老九”的印象，母亲当时可以说是不屑选择师范学校。而现在当时成绩远比她差的同学在教学楼中游走，当着一个清闲的地理或政治老师，享受风雨无阻的寒暑假期和较高稳定月薪。而她在外企工作这么多年，到了就是个假白领。
用母亲的话说，这是她一生中打错的第一个结。
她心里也有迈不过去的槛，那些她看不上的瞧不起的，怎么过得都比自己好呢？
母亲认识我父亲时，他是狼狈的。我爷爷曾是辽西一个城市当地区医院的院长，子女们散落在当地医疗系统中。父亲成绩差，脑袋笨，先是去丹东当了两年兵，回来就被爷爷安排进当地的防疫站当化验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了个执业医生资格证，稀里糊涂被爷爷赶到了大连，认识了母亲。爷爷撂下狠话：混得再惨都不准回来。高中学历的父亲在我们区当地医院赶着编制的末班车干了二十多年，副高考不上去，磨着时间。朝九晚五打打麻将，现在年纪大了连夜班都不用上。
母亲当时是别人眼中的高配低，大连本地户口，刚考了成人本科，还比父亲小六岁。她当时未能料到，在婚后的二十多年，她要把住丈夫的铁饭碗蹭饭吃。
越发趾高气扬的丈夫和琐碎的家务，逐渐失去经济地位的她带着恼怒懊悔年轻时的选择。她数着身边的”失败“典型，提点无心考公进事业编的我。
母亲的同事徐师傅是当时她上夜校的同学，同样在外企几经沉浮后，这次下岗后年纪大了没办法去给一家民营企业开班车。
徐师傅有着二三线城市中年人少有的广泛兴趣爱好，爱看书，爱集邮，还爱摄影。她年轻时还觉得风花雪月的徐同学浪漫，年纪大了变现实了，觉得那个看书翻书页都要小心翼翼的男人穷酸得不行，看着身边从不接触新鲜事物喜爱打麻将的男人又觉得一点惋惜。毕竟徐师傅这种有半肚子学识的人领着每月三千块钱勉强糊口，喜欢摄影都只能咬咬牙买低配的单反。而身边这个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丈夫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他的四倍，还不算社会地位和隐形福利。
母亲这些人是对整个城市经济环境既敏感又迟钝的人。敏感在经济低迷时民营外企高居不下的失业率，迟钝又在于持着大连人的骄傲，对被称为”北方明珠“城市陨落的不接受与自欺。进体制，进事业编，是她在这种矛盾撕扯中做出认为最适合我的决定。
2017年下半年舆论场上对于整个东北可谓是灭顶之灾，人们发现辽南半岛的东北明珠大连已经沉默多年。不冻港的海水冰冷刺骨，辽宁号驶出的港口空荡得只剩下飞翔的海鸥。万达重新接受大连一方球队，似乎是这座经济增长低迷的城市许久未见的温暖消息。
母亲最后与我做出妥协：不回家，随你干什么都好；回大连，就去考公务员考事业编。她用忧心忡忡的大眼睛盯着我：“妈妈是为你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