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5‖“世民治国”和“王安石变法”
唐朝和宋朝是中华文明史上两个最繁荣昌盛的朝代。唐太宗以史上最小之政府造就最强之帝国，开创了“贞观之治”，然而，130多年后，制度上的缺陷使唐朝遭遇“安史之乱”的劫难。宋太祖果断削夺了地方藩镇的权力，化解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挑战，宋朝在经济制度上的创新也为历代之最，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更是一次转折性事件，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东西方文明也在此时分道扬镳。
-1- 李世民的最小政府
1.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李渊开国之后，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间自助经营。
农业税为五十分之一，远低于西汉的三十分之一，徭役则是每年二十天。
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后，当月颁布诏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废除，以让货物自由流通。唐代还停止了商税的课征。
唐朝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李世民用官非常少，贞观年间，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仅有六百四十三人，全国仅七千余人，这应该是历朝人数最少的政府。据明末学者朱国桢统计，唐代需财政负担的官员总数最多时约为一万八千人。
唐朝官员按照官职高低可以领到大小不等的“职份田”，此外还有永业田。李世民还想出了一个“公廨钱制度”，就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以此养官。这个办法确实起到了高薪养廉的作用，唐初吏治为历代最好。
前所未有的轻税简政，促进了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更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商人在国境之内经商，数十里便有酒肆客栈，每个店铺均备有代足的驴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铁自卫。盛唐气象就这样被营造出来。
2.“安史之乱”后的刘晏变法
公元755年，由于分权过度，管制乏力而导致的“干弱枝强”，引起了“安史之乱”，终结了盛唐。国库虚空，无力支付军备消耗。在这样的背景下，专营制度再度被采用。财政长官刘晏是桑弘羊式的理财大师，除了官营盐业，他还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准、均输制度重新搬了出来。他在各地建立常平仓，相当于仓储和物流中心，设置了知院官，随时了解各种商品的价格动向，然后“贱增贵卖”，以获其利。
3.中唐之后民间资本的五条出路
刘玉峰总结了中唐之后民间资本的五条出路：奢侈消费、交通权贵、购买土地、放高利贷、囤积钱币。从这五条出路可见，工商业的利润基本上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不存在积累放大的社会机制，而是进入了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其影响是负面的。放眼整部经济史，甚至可以看到，中晚唐民间资本的这五条出路几乎是高压下的民间资本的共同出路。因此，若在某一时期，出现奢侈品消费剧增、文物价格上涨以及土地房地产购买热潮，并不代表经济的复苏，而更可能是资本从实业溢出的恶兆。
-2- 王安石变法
1.时间：公元1069-1126年。
2.地点：北宋。
3.人物：22岁的宋神宗（20岁登基，22岁变法）。
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文独步天下，非常能干，很懂财经之道，当官不靠后台，科举出身，从县一级干起，当过知县、通判，一直干到中央。对所有的行政关节非常熟悉。不修边幅、不通人情。
4.主要举措
宋代的治理逻辑是：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乱，就需控制兵权，要控制兵权就要养兵，要养兵就要增加财政收入，要增收就要壮大国有专营事业，壮大了国有事业，民间经济就势必受到挤压，同时造成权贵经济的泛滥。在大一统的治理模式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闭环逻辑。所以宋代开国一百年以后，毛病出现了，一个是贫富差距很大，二是土地兼并，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家族手里。财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长，捉襟见肘，于是就要改革。
公元1069年，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延和殿廷辩”就国家到底应该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进行辩论。辩题是：工商经济那么发达，可是国家却很弱，在朝廷，中央财政是“讨饭财政”，在民间，贫富差距那么大，土地兼并很严重，怎么办。
王安石认为，中央一定要把经济权力收起来，学习商鞅，学习汉武帝，学习刘晏，进行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改革。司马光认为，要治理国家其实很简单，只要中央节俭一点，然后以农为本、藏富于民，天下就会太平，这是经典儒家的观点。
年轻的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实施大变法。法令有大大小小十余条，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和方田均税法等。最重要的是前三条。
均输法来自桑弘羊，就是国家成立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管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产销，国家全面垄断重要资源的生产和销售。
市易法是对城市商品零售的国家垄断，政府在各地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
青苗法是农业领域的变革，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利息为百分之二十，一年可贷两次。
5.变法后果
变法初衷：一是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二是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结果是，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迅速地实现，长远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从来不会实现。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到处与民争利。
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
青苗法，在执行时变了味，官府贷出去陈旧的霉粮，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政府就强制摊派，导致民不聊生。
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尽废新法，启用司马光为首的儒生，但是拿不出建设性的方案，后朝廷重用以蔡卞（王安石女婿）、蔡京为首的王党。结果把王安石的国家主义推到了极致，并毫无悬念地转型为权贵经济。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蔡京被罢官，1127年金军攻破汴梁，北宋灭亡。
-3- 好句摘录
1.在经济史，乃至整部国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在变法之前是一个中国，变法之后是另外一个中国。这场变法开始后的第五十七年，北宋就灭亡了。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变法之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出现在宋代，最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出现在宋代，最早的期货出现在宋代，纸币的发行也出现在宋代。
3.自宋至明清乃至民国，军费支出不堪重负一直是治国者最头痛的事情，是为“兵政之患”。在当代，“兵政之患”似乎不太严重了，可是公务员却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吏政之患”，这些都是大一统制度与生俱来的遗传病。
4.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一千年左右的演进，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
5.在这个世界上，人性的贪婪都是需要制度基础的，好的制度会遏制人的恶，反之则会催化和放大之。
6.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城市与学校一直为政权所牢牢控制，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进道路的根本性原因。放眼未来中国，能否真正建设好现代政治文明，城市与大学的自由度仍是最重要的观察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