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如至上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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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有人问起我来，“你善于踢足球呢，还是善于写情书？”

我一定说，“比较说起来，我还是善于踢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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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在浙江嘉兴，朱生豪生于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幼时父母相继因病去世，只得投靠姑母，过上寄人篱下的生活。

1932年，在之江大学，朱生豪读大学四年级，宋清如考进中文系。彼时，他已是“之江诗社”里文气饱满的才子，而她揣着新时代女性的一切，想成为诗人。

她第一次去之江诗社，写了一首宝塔诗带去，没料到成为唯一一首众成员传阅的作品。当时的诗社，多是古体一派盛行，诗词歌赋流传，她的新潮诗倒显得突兀。

传到朱生豪手中，他看罢，只是笑了笑，不含嘲讽，也非吹捧。

落在宋清如眼里，也读不出其中有几分意蕴，倒是朱生豪这人，给她留下了“寡言木讷、单薄瘦弱”的印象。

后来，宋清如想学习古体诗，两人之间便热络起来。

在之江大学的一年，他们单独的约会极少，多是经由一封封婉转绵长的书信，谈诗词、聊理想，对风花雪月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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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朱生豪毕业后，去往上海世界书局担任编辑。他本就是孤僻的人，在陌生的环境，便越发没有同人讲话的兴致。

他试着翻译英文著作，对莎士比亚的戏剧相见恨晚，狂热地投入翻译事业。工作之余，他只看电影，和宋清如通信。

生活于他，充斥着疲惫、茫然和无力感。而潜移默化中，书信那端的人抓住了他的心，他并非没有逃避的可能，是不忍飞去。

他开始什么都写在信里，说与她听。

他觉得他所处的地方，一切都是丑的，风、雨、太阳，都丑，人也丑，自己也丑得很，只有宋清如是青天一样可爱。

他告诉宋清如，今天他买了什么书，昨日看的电影拍得如何不好，连晚上九点半下着冷雨，他无东西可吃，也细细地写进信里。

当宋清如长时间未回信时，他也会气急败坏，“我不想骂你，第一因为我倦；第二因为你叫我不要骂你；第三因为我并不比你好，不配骂你；第四即使我不倦，即使你叫我骂你，即使我配骂你，我也不愿意骂你，因为你是宝贝”。

他不避讳自己的拮据，也不掩饰对她的炽热。当他第一次向宋清如求婚时，她却拒绝了。

宋清如骨子里是相当硬气的，之前对父母安排的婚事，她大喊“我不要结婚，要读书”。所以对于婚姻，她恐惧和抗拒。

她给朱生豪的答复只是：请你莫怪我，我不肯嫁你。

朱生豪倒显得通情达理了，他只责怪宋清如句法运用不当，告诉她应该这样写：今天天气真好，春花又将悄悄地红起来，请你莫怪我，我不肯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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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的年代，什么都带着逼迫感。朱生豪的工资一减再减，英文部的校对先生从七位变成三个，最后书局只剩下他一个编辑。

他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前感到无助，但在国破家亡的关头，他还是拍案而起。他身体瘦弱，不能冲到抗战前线，于是他选择拿起笔杆。

只要书局一天不关门，他就坚持上班，通宵达旦地翻译，以他诗人的气质将莎士比亚的神韵介绍给国人。

1942年，战况激烈，两人都失业。宋清如想回重庆找工作，约朱生豪同行。为了路上方便相互照顾，两人才匆匆举行婚礼，结束了长达九年的恋爱。

当时一代词宗夏承焘送给他们一副对联：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现实中的朱生豪远不似信中活泼，他沉默、古怪、喜欢独处。在全身心翻译著作时，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两人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而宋清如真的成了柴米之妻。

没多久，两人带着莎氏全集，定居在嘉兴朱生豪的老家。一张木桌，一把旧椅，一盏油灯，一支钢笔和两本词典，是全部工作用具。

昔日富裕的宋家二小姐，早变成了勤俭持家的朱太太。刷牙用盐代替牙粉，动手为朱生豪理发，没有时钟、起床以天明为准，灯油也用的小心翼翼……

虽然在极低的收入中苟延残喘，而宋清如带给朱生豪的慰藉，却使他感到无所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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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生豪完全是用生命在译作，超负荷的工作强度让他身体透支，1944年6月，他被确诊为肺结核。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并没有完善的治疗方法，他的病情日趋恶劣。

同年12月，朱生豪已是垂危之态。24日中午，朱生豪两眼直视，口中念着英语，声音由低渐高，宋清如辨出他在背诵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26日中午，朱生豪忽然叫道：“小青青，我去了！”

自此，一个古怪而孤独的孩子开始安眠，留给世人的是莎士比亚鸿篇巨作的译稿。

这一年，朱生豪三十二岁，宋清如三十三岁，他还曾经对她承诺: 要是你真比我大，那么我从今后每年长两岁，总会追及你。

转念一想，或许这就是命运，在世人的脑海里，让他永远都是三十二岁的模样。

我想，他可能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与宋清如相伴，正如他曾在信里写的: 我把我的灵魂封在这封信里，你去旅行的时候，请把它随身带在口袋里，挈带它同去玩玩，但不许把它失落在路上。

他最广为流传的那句情话，醒来觉得甚是爱你，译成英文也很好听。

I wake up to love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