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与山西】山西该如何摆脱资源诅咒？（连载）

城市的特质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第一个词是集聚，城市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将人口、资金，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吸纳在自己周围。第二个词是流动，城市促使各种经济要素在城市内部、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不断流动。第三个词是创新，城市是人才、知识、资金各种创新要素的汇集地，城市促进创新，创新推动城市发展。

加拿大地理学家布莱德伯里认为，资源型地区或城镇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资本统统流向中心城市，不仅使资源型地区或城镇本身欠发达，经济结构扭曲，在空间、部门、时间上都表现为极度的不平衡。资源开采多为初级产品，附加值低，资源型城镇也没有创造更全面、更广泛的经济增长能力。这样，资源型城镇和地区表现出对不稳定和危险的经济活动的高度依赖，但又无法减少这种依赖性。

煤炭开发是山西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手，山西的城市体系具有鲜明的资源型经济特征。在22个设市城市中，有一半以上属于资源型城市，大同、阳泉、晋城、朔州、吕梁及古交、孝义、霍州、高平等都是煤炭城市。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兴的煤炭城市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强大的能源支撑，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山西的区域经济格局。

特定资源赋存条件所决定的区位布局指向、强烈的产业功能锁定和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能源政策背景，形成了一宗奇特的煤炭城市景观。产业结构趋同、城市职能不完善、人居环境不良等，阻挡着资源城市的转型发展。无论是依托于远离原有城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是半依托于原有城市的，乃至在原有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数资源型城市不具备集聚、流动、创新三个城市特质。推进深度城市化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战略方向。

煤炭城市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继之因煤而困，甚至因煤而衰。以煤炭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城市功能的单一性。一旦遇到市场风险，煤炭企业的剧烈波动极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给城市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一俟煤炭资源枯竭，整个资源产业家族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进而摧毁城市的经济基础乃至城市的生存空间。

城市是区域发展的集核，也是现代人居环境中心。城市化不仅是人口与产业向城市不断迁移和集中的过程，也是景观、生活方式、文明模式的转化和进化过程。然而，受重工业倾斜发展政策的强烈影响，资源型城市过于强调生产性功能和基本经济职能，长期扮演着“小伙计”和“锅炉房”的角色。作为嵌入式的经济“飞地”，城市与所在区域缺乏必要的经济技术联系，辐射、服务功能严重缺失，难以真正发挥区域发展的枢纽和战略引领作用。

一个没有“根”的城市，必然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文化是城市之“根”，是城市的灵魂与活力，是市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文化缺失、文化迷失，就会阉割城市的生命力。然而，煤炭城市除了强大的矿业开发功能外，大多缺乏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无法形成特有的城市文化、城市精神乃至城市的凝聚力。

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德国鲁尔的多特蒙德、美国的休斯敦、日本的北九州等，成功的范例屈指可数。苏联的“巴库悲剧”，却俯拾皆是。纵观世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大致有三大结局，一种是矿竭城衰，居民迁往它处，另谋生路；第二种是植入外来产业，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再一种就是开发其他产业，向综合城市和现代人居中心转型。

一些国家矿业迹地的综合整治和旅游开发，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希腊把废弃的大理石矿坑改造成地质公园。法国洛林把矿区改造成湿地和高尔夫球场。德国鲁尔，不是简单地拆毁老旧工厂、回填枯竭矿井，而是将其改造成风格独特的工业博物馆，变成了当地靓丽的风景线、甚至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转型各有选择。借鉴经验，找准路径，就可以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城市转型往往是与城市衰退治理同时进行的，是一个比较漫长而痛苦的蜕变过程，需要外界援助与外力推动。大学与科技园区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产业孵化器，引入外部企业(或机构)与人才，可以有效而迅速地促进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

实现经济基础多元化，提升城市聚集功能，健全城市职能体系，是城市转型的主攻方向。山西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急所和要点是：健全城市综合职能体系，改造城市地域景观，推进城市与所在区域的融合发展，强化城市创新能力，完善科教文化功能，重塑城市文化之根，实行城市生态再造。唯此，才能走上创新发展的可持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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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凯

不值一提的杂学家，顺理成章的跨界探索者。

职业领域：互联网运营以及黑色产业链研究、山西文化研究

事业领域：持续探索如何最大化个体生命的价值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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