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简史》译稿(四)

地球之神

在追寻幸福和永生的过程中,人类实际上正试图将自己提升到神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这些追求都具有神性,而且是因为要想战胜年老和痛苦,人类就必须首先获得像神一样控制自己生理基础的能力。如果我们有朝一日拥有了能够控制死亡并摆脱痛苦的能力,那么凭借这种能力,我们就可以以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来有效地操纵身体系统,并藉此通过无数的方法来操纵我们的器官,情绪和智力。你可以为自己配置大力士般的力量,阿芙罗狄蒂般的美丽,雅典娜般的智慧或酒神狄奥尼索斯般的迷狂——只要你想,就可以实现。不过直到现在,人类与日俱增的能力都主要依赖改造我们的外在工具,而在未来,或许仅需要改造我们的身体和头脑,或是直接将它们与工具直接结合。

人类提升到神的过程或许需要遵循三条路径:生物工程,机械工程以及非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主要基于一种我们还远远未充分开发身体潜能的洞见。四十亿年的自然选择一直在塑造着人类的身体,以至于我们从变形虫进化到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再到智人,但是目前,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表明智人就是进化的最后一个阶段。相对而言,基因,激素和神经元的微小改变足以使得直立人——那些最多能够制造燧石工具的原始人转变为能够建造空间站和电子计算机的现代智人,谁知道这或许就是DNA,激素系统或是大脑结构改变的后果呢。生物技术不打算耐心地等待自然选择所施展的魔力,相反,生物技术学家将有目的地重写智人身体的基因代码,重构其大脑环路,改变其生化平衡,甚至重生其四肢。他们将从此创造一种新的神灵——一种与现代智人和直立人完全不同的人种。

机械工程则更进一步,它将肉体和一些诸如机械手,机械眼或是成千上万能够辅助血流,诊断疾病和治疗伤害的纳米机器人这样的机械设备结合。这种半机械人远远比一般的肉体更强大。例如,为了一些特定的目的,肉体的所有部分必须直接与其他一个部分产生联系,如果一只大象的脑子在印度,眼睛和耳朵在中国,脚在澳大利亚,那么这只大象一定会死,即使它凭借某些神秘方式得以存活,那么它也无法去看,听或走动。不过要是机械型的就不同了,它可以同时存在于许多的地方。一位半机械医生用不着离开他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办公室就能够为东京,芝加哥和火星空间站的人做手术,她需要的仅仅是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几双机械眼和机械手。不过转念一想,为什么是用“双”而不用四件呢?实际上用“双”也是多余的——当半机械医生可以直接用想法和设备互动时,为什么要用手来操作手术刀呢?

这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但其实已经成为了现实。近来,实验中的猴子已经学会控制那些并没有通过电极刺激大脑来与其身体相联系的机械手和脚了;瘫痪的病人也能够单单通过意念来移动机械四肢或是操作电脑。如果你乐意,你可以通过使用电子“读心”头盔来远程控制家里的电子设备,这种头盔并不需要被植入大脑,它只是通过头皮来采集电子信号。如果你想要打开厨房的灯,那么你只需要戴着头盔,想象一些预设的心理信号(例如,想象你右手的移动),然后就能够打开灯。只需要400美元,你可以上网购买这种头盔。

在2015年的早些时候,斯德哥尔摩高科技中心的几百位员工就将微芯片移植到手上。这种芯片只有大米般大小,但却能够储存足以使员工通过挥手就可以开门或操作复印机的个人安全信息。很快,他们也希望用同样的方式实现快捷支付。这类创新的一位后继者哈尼·斯布兰德解释说“我们已经能够和技术随时互动了,但现在有些混乱的是,我们却还要设立密码,但用手操作不是更容易吗?

现代的机械工程学相对而言比较谨慎,它假定人脑是生命的指挥控制中心。但是一个颇为大胆的方法是将人脑的指挥控制功能分配给身体的各个部分,由此希望设计出一个完全非有机的人——人类的神经网络将会被能够感知真实和虚拟世界的智能软件所取代,从而使之从人体的化学限制中解放出来。在四十亿年后,漫步在有机化合物的王国,生命将会实现重大的突破而步入无机世界的浩瀚海洋,并且将我们甚至在最原始的梦里都无法想象的东西呈现出来,毕竟,我们最原始的梦仍然是有机化学的产物。

我们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也不知道我们的类神子孙们将看起来像什么。预言未来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加之那具有革命性的生物技术也将会使预言难上加难。对于像预言一些诸如交通运输,通讯和能源这样的新技术领域是困难的,而对于预测改造人类的前景来说则又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挑战,因为这种技术是被用于改变人类思想和愿望的,而人类现在所拥有的关于思想和愿望的定义是无法对其意义进行理解的。

几千年以来的历史充满了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剧变。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工具也和圣经时代完全不同,但是人类的大脑结构仍然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依旧可以在圣经、论语或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的悲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些经典是被像我们一样的人所创造,因此我们就会感觉里面所讨论的就是我们。在现代的一些剧场作品里,俄狄浦斯,哈姆雷特和奥赛罗或许会穿着牛仔和体恤,玩着脸书,但是他们的情感冲突仍然和原始的戏剧一样。

然而,一旦技术能够使我们重建人类的大脑,那么智人将会消失,人类历史将会终结,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进程将会开启——这是一种你我都无法理解的开始。许多学者都试图预言在2100年或2200年的世界将会怎样,其实这是在浪费时间。任何有价值的预言都必须考虑重建人类大脑的能力,而这是不可能的。对此有许多机智的回答“像我们这样思考的人会通过生物技术去做些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回答,“有着不同思想的人会通过生物技术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通过使用生物技术来重建自己的大脑,而现阶段我们的大脑是理解不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虽然细节仍然是模糊的,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确定历史的大致走向。在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第三个大课题将会是获得创造和重建自身的神力,将智人改造为神人。这第三大课题明显囊括了前两个,并由前两者为之提供动力。我们想获得重建我们身心的能力来摆脱年老,死亡和痛苦,但是一旦我们获得了这种能力,谁能知道我们会做些什么?所以我们最好考虑一下人类全新日程所真正包含的唯一的一个课题(它有很多分支):获得神性。

如果这听起来不科学或是十分古怪的话,这是因为人们经常误解了神性的意义。神性并不是一个模糊的形而上学概念,它也并不等同于全能。当我们说将人类改造成神的时候,我们更多在考虑古希腊众神或者是印度教天神,而不是全知全能的基督教意义上的神父。我们的后代仍然有他们的弱点,胡思怪想和局限性,就像宙斯和因陀罗所拥有的那样。但是比起我们,他们可以更大程度地去爱,恨,创造和毁灭。

纵观历史,大部分的神都被认为拥有一些特定的超能力而非是全能的,这些能力包括设计和创造生命,变身,控制环境和天气,读心术和远距离交流,超速移动,当然还有长生不老。如今,人类正处于获得这些全部或部分能力的进程中。几千年以来,一些在传统上被认为具有神性的特定能力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变得如此的平庸以至于我们已经几乎不再考虑它们了。现在,一般人进行远距离移动和交流都比古希腊,印度教或是非洲的原始神更便捷。

例如,尼日利亚的伊博人相信创造之神丘库最初是想让人们得到永生,所以它先是派一条狗去告诉人们说,当有人死后,人们应该在尸体上撒把灰,然后死人就可以复活。不过不幸的是,这条狗一路上非常累然后就耽误了行程。急躁的丘库就又派了一只羊,告诉羊要快些把这个消息送达,然而当这只精疲力竭的羊到达目的地时,它歪曲了这条信息,告诉人们要把死人火化。由此,死就成了永久的事情了。这也是为什么死期到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去死的原因。而如果丘库有一个推特账户的话,他就不需要依赖那行动迟缓的狗和愚笨的羊来传递消息了!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大部分的宗教涉及的都不是形而上学和有关来世的问题,而是围绕一些诸如增加农业产量这样非常世俗的事件。所以旧约中的神从不承诺任何关于死后的赏罚,相反他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的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迅速灭亡。”(《申命记》11:13-17)不过,当代的科学家比旧约里的上帝做得更好。由于人工肥料,工业杀虫剂和转基因作物的应用,现代的农业产量超过了古代农民在神那里所获得的最高期望。干涸的以色列也不用再担心那些愤怒的神会阻止他们上天堂或停止降雨——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最近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海水脱盐设备,以此从海水里提取饮用水。

现在,我们通过创造越来越好的工具来与旧神相竞争,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超越古代神的不只是在工具方面,而且还是在生态和心理功能层面。如果,并且当我们到达这个阶段的时候,神性就会变成像网络空间一样平凡的东西了——我们将视一个个如此这般的奇迹为理所当然。

我们十分肯定人类可以实现神性,因为人类已经有许多理由来做出这样的改造,并且有很多方法来实现它。即使一条有希望的路最终走入死胡同,但是其他的路依然开放。例如,我们或许发现人类的基因组对我们进行严肃操作而言是相当复杂的,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人机交互界面、纳米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的发展。

我们没必要恐慌,至少不是现在。改造智人是一个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好莱坞式的世界末日。智人不会被机器人的革命所消灭,相反,智人很可能会一步步改造自身,逐渐和机器人、电脑合并,直到我们的后代回望历史并意识到自已已经完全不是书写圣经,修建万里长城和查理卓别林式滑稽的那种动物了。这种改变不会在一天之内,或是一年之内发生,它正在通过无数日常的举动悄然改变着。每一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都会授予智能手机一些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或是他们也会尝试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抗抑郁药物。在追求健康,快乐和力量的道路上,人类将首先改变他们外貌特征,然后一步步地,直到他们不再是人类。

我们可以踩脚刹车吗?

除去一些冷静的解释外,许多人在听到这种可能的时候会感到惊慌。他们乐于听从智能手机的建议,也愿意谨遵医嘱吃药,但是当他们听到被改造的超级人时,他们会说:“我希望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前就死去”。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她最担心的事情是自己越老越没用,变成一个没法理解周围世界或是无法再为社会做贡献的糟老太婆。这是我们所有的人,作为一个物种,在听到超级人时所共同担心的事情。我们意识到,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的身份,梦想,甚至是恐惧都变得无足轻重了,不论你今天是谁——一个虔诚的印度教板球运动员也罢,一个有抱负的同性恋记者也好——在一个被改造过的世界里,你将像一位行走在华尔街的尼安德特猎人一样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尼安德特人不用担心Nasdaq(全国证券交易者行情自动报价系统),因为千百万年前的他们不会受此影响。然而现在,我们的意义世界或许会在几十年里土崩瓦解,你也不要指望死亡能够将你从一无是处当中挽回。即使到2100年,那种超级人并没有出现在你我之间,但是将智人加以改造的企图可能会在这个世纪以一种超出我们认知的强度改变世界。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速度远远比我们大多数人所能够理解的要快得多。

如果你和专家们讨论,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告诉你,我们仍然离转基因婴儿或是具有人类智力水平的人工智能非常远,但是大部分的专家之所以会这么讲只是出于科研资助和工作时限尺度的考虑。因此,“非常远”或许只意味着二十年,“不可能”意味着不超过五十年。

我仍然记着第一天接触互联网的情景。那是在1993年,当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和一群小伙伴去拜访我们的朋友伊多(他现在是一个电脑科学家),我们一群人想要玩乒乓球。那时的伊多已经是一个资深的电脑迷了,在打开乒乓球桌之前,他坚持向我们展示他最新的一个困惑:他将电话线连到电脑上并拨了几个键,几分钟后我们听到了一些尖锐的嘎吱作响的嗡嗡声,之后就是一阵静默——他的试验并没有成功。我们咕囔着向伊多抱怨,但伊多坚持再试一次,一次又一次,直到最后他高声大喊,宣布他已经成功地将电脑连接到附近大学的主机中。“什么?主机中?”我们问,“对的”,他说,“现在那里面还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可以把任何种类的东西放上去。”“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接着问,“我不知道”,他回答,“但是可以是任何种类的东西。”这听起来并不是很吸引人啊。然后我们就接着打乒乓球,并在接下来的几周一直在调侃伊多这个荒谬的想法。这件事只不过发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而已(以本书写作时间为限),谁能知道再过二十年将会发生什么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个人,组织,公司和政府开始严肃地对待永生,幸福和类神力量这些问题了。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医疗健康系统和财政部门已经被平均寿命的大幅增长吓了一跳,人们比预期活得更久,这也意味着它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人们的养老金和医疗。随着七十岁的老人越来越像四十岁,专家们呼吁提高退休年龄,并调整整个就业市场。

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如此之快地冲向未知,并且甚至死亡也会离他们而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希望有人能够踩脚刹车,放慢前进的步伐。然而,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我们是无法去踩刹车的。

首先,没有人知道刹车板在哪里。专家只是熟悉一个领域的发展,比如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大数据或是基因工程,但是没有人通晓所有领域,没有人有能力联通所有的点看到全部。不同的领域会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彼此影响,甚至是最优秀的头脑都无法理解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会怎样影响纳米技术,或是相反。没有人能够吸收所有最新的科学发现,没有人能够预言十年内全球经济的走势,没有人能够绘制出一条我们将走向何方的线索。因此,不会有人能够理解社会这个大系统,也没有人能够阻止它的发展。

第二,如果我们确实“踩了刹车”,那么我们的经济将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崩溃。正如在接下来的一章将要说明的那样,现代的经济需要不断的和无限的发展才能生存。如果发展停滞,经济将不会软着陆,相反,它会摔成碎片。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会鼓励我们追求永生,幸福和神性的原因了。对于能穿多少双鞋,能开多少辆车,能够享受几次冰雪假期这样的事我们总会有一些限制。而建立在永恒增长之上的经济则需求无尽——就像人类对永生,幸福和神性的追寻那样。

当然,如果我们需求无限,为什么不先去安顿幸福和不朽呢,至少把追求超人之力这样令人惊骇的项目放到一边吧?原因就在于这几个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当你安装了一条机械腿从而能够再次走路的时候,你会使用同样的技术来改造健康人;当你发现了如何阻止老年人记忆衰退时,你会想同样的方法或许也会提高年轻人的记忆力。

在治愈和改造升级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药物总是开始于治疗那些低于常人水平的人,但是却在以后的使用中超出常规。伟哥开始是被用于治疗一种血压问题,但是后来令耀瑞公司惊奇的是,它被发现也可以治疗阳痿,能够使得无数男性重振雄风。但是很快,那些并没有阳痿的人也第一时间使用这种壮阳药来获得他们之前从未有过的性能力。

在特定药物上发生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整个医药领域。现代的整形外科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哈德罗·吉利斯医生正在奥尔德肖特军事医院开展面部创伤治疗。战争结束后,外科医生发现,同样的技术可以使得那些完全健康但是鼻子不好看的人们变得更漂亮。虽然整形外科会继续帮助病人和伤者,但是它越来越关注于改造健康人。现在,那些在以提升健康和美化富人为唯一明确目标的私人诊所工作的整形外科医生都已经成为了百万富翁。

同样的情景或许也会发生在基因工程上。如果一个亿万富翁公开宣布他想要造出绝顶聪明的后代,来让我们想想公众的抗议吧。但是这样的事情不会以这种方式发生,我们更有可能走上一条不归路。如果一些父母发现自己的基因状况会将未来的孩子置于某些致命的基因疾病风险之下,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进行体外受精,并去检测受精卵的DNA,如果这个过程中每件事都在控制之内,那么没有问题,胚胎可以继续培植,但是如果DNA检测发现了一些危险变异——这个胚胎将被清除。

退一步讲,为什么只培育一个受精卵呢?最好多培育几个,这样,即使发现有三四个是有缺陷的,但至少也会有一个是好的。当体外受精这种方式变得越来越被接受并且足够廉价的时候,它就会普及开来。因为所有人的基因中都携带着一些有害的变异和选择性很小的等位基因,所以有性繁殖是一种碰运气的事情(一个很著名的但或许杜撰的趣闻说在192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纳托尔·法郎士和一位美丽的舞女伊莎多拉·邓肯讨论当时很受欢迎的优生学,邓肯说:“要是我们有一个孩子同时拥有我美貌和你的智商该多好!”法郎士回应道:“是的,但是再想想要是这个孩子有我的长相和你的智商呢该怎么办!”)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去控制这种概率呢?在体外培植几个受精卵,然后选择组合地最好的那一个。一旦干细胞研究能够使我们很容易地获得人类胚胎供应,那么你就可以从成千上万的候选者之中进行选择,所有这些都来自于你的DNA,所有的都是正常的,也不需要任何未来基因工程学的参与。如此循环几代,你将会轻易地达到超人的样态(或者进入一种可怕的地狱般的处境。)

不过,如果你培育出了许多胚胎,但是发现它们全都包含着一些致命的变异,你该怎么办呢?你是否该摧毁这些胚胎呢?你与其这样做,为什么不想着替换掉那些有问题的基因呢?这就涉及线粒体DNA了。线粒体是人体细胞中可以生产细胞所需能量的微小细胞器,它们具有一系列可以完全和细胞核DNA相分离的基因。有缺陷的线粒体DNA会导致各种各样令人虚弱甚至致命的疾病。目前,通过创造“三亲婴儿”,以体外受精的方式来克服线粒体基因疾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孩子的核基因来自于父母,而线粒体DNA来自于第三人。在2000年,来自密歇根州西布卢姆菲尔德的萨朗·萨利宁就以这样的方式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阿拉纳。这个孩子的核DNA来自于父母,但线粒体DNA来自于另外一个女性。从一种纯技术角度来看,阿拉纳有三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不过一年以后,也就是2001年,美国政府出于安全和伦理考虑禁止了这种治疗手段。

但是,在2015年2月3日,英国议会投票通过了“三亲胚胎”法,允许此类治疗和相关的研究。目前,虽然替换核DNA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也是非法的,但是如果,并且当这种技术难题被攻克之后,按照像支持替换有缺陷的线粒体DNA同样的逻辑,替换核DNA似乎也将被允许。

随着选择和替换基因的进行,接下来潜在的一步就是修改基因。一旦修改成为可能,你就可以重写基因代码并将具有危险性的突变基因转变为良性,如果这样的话,你还为什么要费力地去插入一些外来的基因呢?应用这样的方法,我们不仅可以修理致死基因,还可以对一些并不十分具有危害的疾病进行干预治疗,比如说自闭症,智力低下,肥胖症等。谁愿意让他的孩子遭受这些疾病带来的痛苦呢?假如一个基因测试显示你将来的女儿百分之百聪明,漂亮,善良——但是会得一种慢性抑郁症。在这种情况下,你难道不愿意通过一种在试管中就可以快速且无痛的干预来使她避免未来几十年的痛苦吗?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想,为什么不再给孩子一把推力呢?因为甚至对于健康人来说,生活本来就充满了艰难和挑战。如果这个小女孩拥有比普通人更为强大的免疫系统,更为出众的记忆力或是特别阳光的性格,这对她迟早有用。即使你不愿意为你的孩子这么做——但如果你的邻居为他们的孩子这么安排怎么办?你就甘心让你的孩子落后?另外,大而言之,如果政府禁止所有的公民怎么做,那要是朝鲜这么做并生产出许多远远超越我们的天才,艺术家和运动员,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基于这些考虑,在婴儿阶段,我们就需要进行基因遗传方面的改变。

对于每一种改造升级来说,最初都是以治病为辩护理由的。找一些基因工程学或人机交互界面方面的专家,去问问他们为什么从事这种研究。在所有的可能性中,他们一定会选择为了治病。“在基因工程学的帮助之下,”他们解释道,“我们会战胜癌症。并且如果我们能够将人脑和计算机直接连接的话,我们就可以治疗精神分裂症。”不过仅仅是治病一定不会是终点,当我们成功地将大脑和计算机连接起来时,我们难道只是仅仅想着用这种技术来治疗精神分裂症?如果有人这么想的话,那他或许会懂很多有关人机方面的知识,但是对人类的心理和社会还知之甚少。事实是,一旦你实现了一种重大的突破,你将不会限制它仅仅用于治病方面,也不会完全禁止其被用于改造升级上。

当然,人类能够并且确实会限制他们对新技术的使用。因此,就像优生学在二战之后就鲜有人问津。虽然器官贸易或许十分有利可图的,但是目前它仍然不入流。或许在某一天,设计婴儿就会像谋杀之后移植其器官一样变得在技术上可行——但是它仍然是次要的。

正如我们已经逃脱了战争领域中的契科夫法则一样,我们也可能在其他领域摆脱它。有些出现在舞台上的枪最终并没有开火。这就是为什么思考人类的新议程是如此地重要,我们在面对新技术的使用时会有一些选择,我们最好明白所发生的是什么,并且在技术为我们做决定之前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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