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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像是按下了“暂停键”。而如今,美国的大面积商业重启行动已经开始了。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默近期发布分阶段重启该州企业的计划,而加利福利亚州州长加文·纽森也宣布该州部分企业将于周五起陆续开放。与此同时,其他各州也开始允许企业重新开业。乔治亚州允许包括健身房、保龄球馆和纹身店在内的所有商铺于4月24日起开始营业。
然而有一个问题政府和企业都无法回避:如何权衡企业重新开业或继续营业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和企业继续关闭导致企业所有者、员工和他们所在社区损失的经济社会成本。
那究竟哪些类型的企业适合承担该风险呢?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项新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项研究综合考虑了各个类型的企业和公共场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开放导致的继续传播的风险,并对它们进行了排名。(透露一下:发廊和理发店恐怕不适合提早开放。)
这项研究由参与麻省理工学院数字经济计划的SethBenzell, Avinash Collis和ChristosNicolaides所完成。他们收集了四千七百万名手机用户的地理位置信息,包括一些拥挤场所内的游客数量和他们的停留时间,以此来衡量各个地方的危险程度。
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问卷调查和政府关于收入与就业的数据来确定一个地方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Marker和 Benzell、 Collis和 Nicolaides讨论了他们的研究与发现,以及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持有人应如何衡量当地经济开始重启带来的风险。以下是采访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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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r:你们能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背景吗?你们是如何根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风险对这些企业和公共场所进行排名的呢?
Seth Benzell:我们这里所有人都参与了麻省理工学院数字经济计划(一个专门研究企业与数字化转型的团队),所以当新冠病毒危机爆发时,我们团队里的人都觉得,既然人际交往会对新冠病毒传播产生很大影响,并且我们也有很多的工具能衡量人们之间的互动,那我们该如何利用我们的技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我们开始集思广益。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互动方式。如果我们假设人们之间的每一次互动都有危险,那我们应如何做到让每一次互动都处于较小的风险中呢?
于是我们开始评估在人们聚集的地方会产生多少互动,以及具有危险性的互动。而这些地方的社会重要性又有多高呢?
上图是研究中的一份表格,它根据企业的社会重要性和其带来的风险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了排名,金色的点代表该行业社会重要性大于其所带来的风险,而蓝色的点反之。
Marker:简而言之,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Seth Benzell:在政府无法控制人流密度的情况下,我们对各个地点进行了排名,依据该排名可判断该地点是否应该更早开放,或是应该面临更严格的限制。
我们发现,那些危险性相对更大的地方比那些经济社会重要性更高的地方要冷清不少。但也有例外,其中一个就是酒铺。在二月到三月期间,酒铺的客流量只减少了不到10%。
另一方面,有些地点是异常值,经济社会重要性虽高,但人流量减少得比我们想象得多。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高等院校。
这些地方占地面积大,平时访客量络绎不绝,且往往为年轻人。我们把这个也考虑进了危险指标当中。然而现在这些高等院校的访问量减少了约60%。
并不是说院校不鼓励学生进行一些例如派对或是可能引起感染的宿舍生活的行为。只是,相对于一些封锁不严却危险性更高的场所,高校来访量的减少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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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r: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些机构,例如高等院校,更愿意在线上进行工作呢?
AvinashCollis: 随着这些企业或高校等场所开始开展线上授课或活动,理想情况下,我们必须收集更多数据来了解这些学生和参与者对于线上形式的评价。
假设学生从在线教育中获得的价值与他们在在课堂中上课所获得的价值相同,如果线上课堂或活动不会导致大学或其他地方出现失业现象,那么,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些地方的排名将会上升,因为它们的危险程度将大大降低,而社会经济重要性保持不变。
虽然我们还没有调查学生有多重视网络课堂,但其他迹象表明,面对面课堂的体验要比线上教育的体验更好。
Marker:你们是否与公共卫生官员交谈过或者就你们的发现向州或地方政府提出相关建议?
ChristosNicolaides: 我们与麦肯锡公司进行了交谈,这家公司为纽约州州长科莫提供咨询服务。我们也在接触其他地方的政策制定者。
Marker:很多州都开启了经济重启的步伐,你们对这些计划有什么看法?
SethBenzell: 我们并没有到各个州去,我们也不是非常认可一些州的决定。我明白有些州想要重新开放健身房等场所。
但是根据我们的分析,健身房属于风险平衡性最糟糕的场所之一,位于最后开放的商业场所之列,因为它并不能带来多大的社会经济价值,而且会非常拥挤,场馆也不够空旷。还有一些因素会对人们不利,在健身房内人们会大汗淋漓而且不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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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nashCollis: 这些州的决策过程并非全都透明。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提供了一种数据驱动的方法来权衡该地的危险性和重要性。
但我们还没有在这些州的重启计划中看到任何定量分析,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帮助到决策者的地方。
Marker:你们提到之前与麦肯锡进行过交谈。那你们是如何看待纽约州分四个阶段重启不同行业的计划呢?这符合你们的研究吗?
AvinashCollis: 这个计划的框架与我们根据风险和重要性对地点进行分类的想法非常一致。但由于他们的决策过程不够透明,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Seth Benzell:现在看来,零售行业内部参差不齐,将所有零售行业的重启计划都放在第二阶段并不合理。像百货公司这种空间很大,并且对人们重要性极大的商业场所应早些开放。
我也发现名单上没有提到一些个人服务场所(如理发店和发廊),但这些场所应该放在最后一个阶段开放。而且我们认为教育场所(现处于纽约州重启计划的最后阶段),至少是高等院校,应该比计划更早一些开放。
Marker:有没有哪个国家的政策是你们觉得正确的,或者是使用了数据驱动方法来达成重启计划的?
Seth Benzell:我们观察了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发现他们试图在一些地方实施密度控制。而我们研究讨论的是完全封闭某些场所或是进行开放。德国正试图开放一些地方,并控制人流密度。
但是,困难在于很难以合适的方法去实施这个计划。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开放了一些小商店,而让大商店继续关闭。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小商店的人数更容易统计,人流密度也更好控制。但这样有违常理,现在一些基于密度的计划很难确定它们在实践中的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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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r:你们的研究是否考虑到在办公室或超市等一些场所采取的社交距离措施?
SethBenzell: 我们的措施原理是基于新冠病毒爆发前的常规做法。当然,我们认为每个地方都应该尽最大努力采取社交隔离的最佳做法,就像你所说的戴口罩或是面罩。
我认为,我们应利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帮助政策制定者和企业进行上述措施调整。应更加关注那些危险性大于经济社会重要性的地方,以确保它们能遵守预防措施,并实行减少危险性的措施。
如果政府只有这么多资源或能力来检查人们是否遵守了密度限制,那么他们应该重点对那些危险性大的地方进行防控,毕竟这些地方的风险更高。
最后,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开始考虑自己的社交方式,因为社交变得越来越“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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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现在正在考虑重启或继续封锁,但无论那种情况,我们都不会再像以前一样,觉得和别人见面是一件快乐的事。我们每一次和别人接触时都得考虑,这次接触是否划得来。你可能会感到奇怪甚至不安,因为我们的社交像是定量配给的,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
疫情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而这种影响将持续多久,我们尚且不能给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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