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screen&fortinet
Netscreen的岁月
在Netscreen的日子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初级工程师，成长为Juniper中国研发中心的总监，期间收获巨大。
早期的岁月里，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总有干不完的活，但是心情却很愉快，因为每次都学到很多。前几天接受一个前IBM资深讲师的培训，说到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一段Trash Time，就是别人总把各种各样的垃圾工作(Trash)扔给你，你就好像一只垃圾桶一样。有些人会怨天尤人，期望换个环境规避，殊不知这是自己成长的最重要的阶段。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你就无法迈入职业生涯中的更高境界。
06年自己创业，创办了Hillstone山石网科，在国内安全界算是后起之秀。接触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在他们的期待下，写出这段经验，和大家分享。
97年的春夏之时，我接到邓锋一个电话，问我有画图的软件没有。我找出来后，他约我一起见见。第一次见面好像是在一个中餐馆里，邓锋身材高大，相貌英俊，也善于谈吐。他解释说他和两个同学准备创业，要做防火墙。那时我对网络的概念一点都没有，当时接触的多是电信上的东西。他介绍说Cisco就是靠把路由器变成Appliance而成功，他们要做的就是防火墙硬件化。随即他邀请我加入。我其实没有任何概念，加上当时业余时间也没有什么事，就随口答应了。
既然要加入，总得个面试程序，虽然他们还没有成立公司。我们约好在Mountain View的一家粥店与他的另一个伙伴谢青见面。去之前邓锋给我简单介绍了他们的情况，当时邓锋在Intel担任Mobile Chipset开发小组的经理；谢青在Healthon任IT总监；第三个创始人，柯严，在Cisco是ATM产品的软件架构师。他们的创始团队里还有一个人，不是创始人，算是第一个员工，Charles Shao。邓锋，柯严，谢青都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1级的同班同学，后来谢青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一年，和82级一起毕业。Charles是无线电系80级的，是当时学校里赫赫有名的学生勤工俭学三联公司的总经理。面试没有什么印象了，随后安排开始工作。
这里有个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当时是拿H1-B签证，也就是工作签证。美国的劳工法很严，不允许非法打工。拿工作签证的只允许在当初申请签证的公司工作。因此我在邓锋那里，只算是帮忙，不能拿报酬，何况当时他们也没有钱付我薪水。
第一次上工是在邓锋家里。他刚在West San Jose买了房子，记得客厅里木头地板刚打过腊，光亮光亮地，有趣的是，每个椅子的腿都套了个袜子，看得出来他很爱惜，怕家具挪来挪去，划伤了地板。一进门，见到了一个老朋友，五字班（清华85级）的Jian Gong。Gong和我在学校里在同一个教研组做毕业设计，他比我高一班，因此相识。邓锋曾经担任过五字班的辅导员。
Gong是湖南人，和我算是老乡，个头不高，但是很能干。他在负责原型机电路板的PCB设计。我的工作主要是帮邓锋看他设计的原理图，板子回来后参加调试。
就这样，我和开始邓锋认识，并一起共事七年。
没有多久，几个创始人决定租一个办公室。地点就选在Sunnyvale Downtown的一个台湾人拥有的商务楼里。
房间很小，大概和一个宾馆的标间差不多。空调还是窗式的，晚上和周末都不开。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只能下班后过来，常常一干就是到晚上十一二点。邓锋先向代理商借了一块MIPS CPU的开发板，柯严做软件。
柯严是John Hopkins的高材生，相貌堂堂，出身高知家庭，比较文雅。第一次见面，我问他准备用什么操作系统。那时Linux还不出名，流行的是Wind River的VxWorks, 号称实时操作系统。他很轻松地告诉我，准备自己搞一个，”OS很简单，我读研究生时就写过一个”。这个有点草率的决定，为后来无数的麻烦埋下了伏笔，那是后话。
有一天，他们两个都来的比较晚，原来是参加一个朋友的庆功宴去了。那个朋友刚把公司卖了。“立马两个Million进口袋了”, 柯严一脸羡慕的样子说，还做了做往口袋放钱的动作。
这几个创始人刚起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远大的理想。大家盼望的仅仅是财务独立而已。我们周末午餐，经常去旁边的“台湾小调”，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餐馆，只有五六张桌子，而且有趣的是，要先买饭票。在去台湾小调的路上，大家也会聊聊自己的梦想。那时邓锋的理想就是搞一辆Lexus的LS400轿车，用邓锋的话来讲，“那车既豪华又低调，不像宝马那么骚包”。特别要提到的是，邓锋那时开的是一辆破旧的花冠。多年以后，他始终没有兑现当年的理想，而是买了一台比宝马还骚包的Mercedes SL500白色敞篷。
公司准备要融资了，先得取个名，用的是Egis Communications。“Egis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盾”，邓锋这样解释说。
我至今还保留有当时的商业计划书，号称要做基于ASIC的防火墙。其实邓锋整天忙于做板子，那时Gong也不来了，大家都明白，芯片开始只是个噱头，所以邓锋的重心都在第一块电路板的设计上了。
不管怎样，还是得有颗芯片的样子，那就来颗FPGA。邓锋请来一对朋友夫妻帮忙，算是合同工Contractor, 写FPGA代码。据说他们俩专门接这类活，现钱赚了不少。不过几年后回想起来，一定肠子都悔青了。
板子回来的第一次上电，就通了。只不过两个独立的DRAM bank, 只有一个工作。也管不得那么多，Charles搞来几个黑色铝合金的壳，算是外壳。
这时候，谢青又领了另外一个人过来。他乍一看像中国人，其实是白人，叫Richard Hanke, 性情很温和。原来他的太太和谢青的太太是同事，都是台湾人，他过来负责Marketing。
时间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邓锋他们几个决定从原来的公司辞职，全力投入到Egis里来。邓锋和我谈起来办H1的事情。我有点犹豫，公司还没有人投资，就靠三个创始人每人５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一旦失业了，连在美合法居留都是问题；当时邓锋也觉得我全职过来风险太大，因此劝我办个Part time的H1工作许可。不过在加入以后，要干两份工作，每天晚上加班，晚上睡不好觉，人也有点疲了，就提出干脆回去休息一段再说。邓锋挽留再三，还提出加股票，但看我比较坚决，就算了。
两个月后，又在停车场里遇到邓锋，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回去看看。说已经搬到Santa Clara的Great America附近。这时，公司已经从几个台湾人那里拿到了第一笔1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改名叫Netscreen。邓锋后来告诉我这也是他取的名字，因为投资人觉得Egis比较拗口。
台湾人的资金进来以后，管理格局也有变化。之前哥仨个是这么分赃的，邓锋任CEO，谢青当CFO，柯严做CTO。不过投资人觉得谢青做CEO比较合适，但是三个人的职务没有明确，最后的名片上印的是Principle，有点象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务 : )
房间很小，大概和一个宾馆的标间差不多。空调还是窗式的，晚上和周末都不开。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只能下班后过来，常常一干就是到晚上十一二点。邓锋先向代理商借了一块MIPS CPU的开发板，柯严做软件。
柯严是John Hopkins的高材生，相貌堂堂，出身高知家庭，比较文雅。第一次见面，我问他准备用什么操作系统。那时Linux还不出名，流行的是Wind River的VxWorks, 号称实时操作系统。他很轻松地告诉我，准备自己搞一个，”OS很简单，我读研究生时就写过一个”。这个有点草率的决定，为后来无数的麻烦埋下了伏笔，那是后话。
有一天，他们两个都来的比较晚，原来是参加一个朋友的庆功宴去了。那个朋友刚把公司卖了。“立马两个Million进口袋了”, 柯严一脸羡慕的样子说，还做了做往口袋放钱的动作。
这几个创始人刚起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远大的理想。大家盼望的仅仅是财务独立而已。我们周末午餐，经常去旁边的“台湾小调”，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餐馆，只有五六张桌子，而且有趣的是，要先买饭票。在去台湾小调的路上，大家也会聊聊自己的梦想。那时邓锋的理想就是搞一辆Lexus的LS400轿车，用邓锋的话来讲，“那车既豪华又低调，不像宝马那么骚包”。特别要提到的是，邓锋那时开的是一辆破旧的花冠。多年以后，他始终没有兑现当年的理想，而是买了一台比宝马还骚包的Mercedes SL500白色敞篷。
公司准备要融资了，先得取个名，用的是Egis Communications。“Egis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盾”，邓锋这样解释说。
我至今还保留有当时的商业计划书，号称要做基于ASIC的防火墙。其实邓锋整天忙于做板子，那时Gong也不来了，大家都明白，芯片开始只是个噱头，所以邓锋的重心都在第一块电路板的设计上了。
不管怎样，还是得有颗芯片的样子，那就来颗FPGA。邓锋请来一对朋友夫妻帮忙，算是合同工Contractor, 写FPGA代码。据说他们俩专门接这类活，现钱赚了不少。不过几年后回想起来，一定肠子都悔青了。
板子回来的第一次上电，就通了。只不过两个独立的DRAM bank, 只有一个工作。也管不得那么多，Charles搞来几个黑色铝合金的壳，算是外壳。
这时候，谢青又领了另外一个人过来。他乍一看像中国人，其实是白人，叫Richard Hanke, 性情很温和。原来他的太太和谢青的太太是同事，都是台湾人，他过来负责Marketing。
时间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邓锋他们几个决定从原来的公司辞职，全力投入到Egis里来。邓锋和我谈起来办H1的事情。我有点犹豫，公司还没有人投资，就靠三个创始人每人５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一旦失业了，连在美合法居留都是问题；当时邓锋也觉得我全职过来风险太大，因此劝我办个Part time的H1工作许可。不过在加入以后，要干两份工作，每天晚上加班，晚上睡不好觉，人也有点疲了，就提出干脆回去休息一段再说。邓锋挽留再三，还提出加股票，但看我比较坚决，就算了。
两个月后，又在停车场里遇到邓锋，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回去看看。说已经搬到Santa Clara的Great America附近。这时，公司已经从几个台湾人那里拿到了第一笔1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改名叫Netscreen。邓锋后来告诉我这也是他取的名字，因为投资人觉得Egis比较拗口。
台湾人的资金进来以后，管理格局也有变化。之前哥仨个是这么分赃的，邓锋任CEO，谢青当CFO，柯严做CTO。不过投资人觉得谢青做CEO比较合适，但是三个人的职务没有明确，最后的名片上印的是Principle，有点象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务 : )
Netscreen已经搬到位于Santa Clara的Old Ironside Dr. 的一个写字楼里，大概300平米的套间。
回到办公室，老朋友Charles等都纷纷过来打招呼。大家很热情，我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先留下来干吧。
邓锋投了十几块板子，为了省钱，只有IC是到厂里焊的，小零件电阻电容等，都是请一个叫Lean的越南女工手焊，所以成品率不高。我回来后第一项任务就是修板子。修板子这件活大伙都不爱干，其实最锻炼人。邓锋没事的时候，也跑过来帮我一起调。到后来，一般的SMT IC，我也学会了用烙铁，轻轻一划就焊上。
第二天，遇到一个个头不高，有点微胖的年轻人。他很热情，拉着我的手到过道里说了半天，大力向我推荐他刚在Milpitas买的Town House. 他叫Yuming Mao，因此我们常叫他老毛。我和老毛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逛附近的电脑电器城Fry's，买大减价的小电子玩意，因此很快成了好友。
老毛很健谈，喜欢发牢骚，这一点也和我臭味相投。他是南开大学毕业，后在斯坦福计算机系读硕士，和谢青算是同学。老毛很聪明，后来成为Netscreen的系统架构师，负责ASIC的架构，是Netscreen事实上的首席。不过那时他刚来，当时负责WebUI的设计，业余时间，还带着一个台湾女孩为公司设计了第一款logo（见下图）。
一天晚上，我正在埋头修板子，来一个电话，找邓锋的（当时没有足够的工位，我就和邓锋共享一个，兼作我们的硬件实验室）。仔细一问，原来是我大学隔壁班的同学，Edward Ping。他当时还在惠州，邓锋的一个同学推荐过来。我和他聊了几句，问了我这边的情况。我如实说了，他告诉我在深圳接到一个offer, 是惠州的一个全国性的家电公司要成立一个芯片公司，李总的助理出来领头，上门邀请他入伙。我对广东那边的情况不太了解，还是竭力劝他来美国，说到后来，我也没说服他。过了会，邓锋回来后，我如实转告。邓锋一听，急了，立马打长途回去。不知说了些什么，最终Edward接受了offer。
几周以后，邓锋告诉我，要招一名做芯片验证的工程师。那人过来一聊，原来是我三字班的学长，叫罗东平。他在Cypress Semiconductor工作，跟我一样，也是业余时间来帮忙。东平人很忠厚，也不计较待遇，主要负责第一颗FPGA的功能验证工作。就这样，七七八八，硬件团队算是凑齐了。
有一天，公司里来了个年轻人，长得和谢青几乎一样。旁人介绍说，他是谢青的弟弟Michael。Michael在加拿大工作，他给我们带来一个重大的消息。我们做的是包过滤的防火墙，说白了和交换机里的ACL规则差不多；而现在Checkpoint早就在做基于状态检测的防火墙了。这真叫人郁闷啊，尤其是芯片，都是用来实现所谓规则检查算法。改成基于连接的，那这点规则就没有必要用硬件去实现了。而且，为了让每个包都可以用芯片过滤，还专门采用了很贵的双端口SRAM。
还好，公司还小，所谓船小好掉头。大家立即着手修改，硬件已经木已成舟，来不及了，只好将错就错
回到办公室，老朋友Charles等都纷纷过来打招呼。大家很热情，我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先留下来干吧。
邓锋投了十几块板子，为了省钱，只有IC是到厂里焊的，小零件电阻电容等，都是请一个叫Lean的越南女工手焊，所以成品率不高。我回来后第一项任务就是修板子。修板子这件活大伙都不爱干，其实最锻炼人。邓锋没事的时候，也跑过来帮我一起调。到后来，一般的SMT IC，我也学会了用烙铁，轻轻一划就焊上。
第二天，遇到一个个头不高，有点微胖的年轻人。他很热情，拉着我的手到过道里说了半天，大力向我推荐他刚在Milpitas买的Town House. 他叫Yuming Mao，因此我们常叫他老毛。我和老毛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逛附近的电脑电器城Fry's，买大减价的小电子玩意，因此很快成了好友。
老毛很健谈，喜欢发牢骚，这一点也和我臭味相投。他是南开大学毕业，后在斯坦福计算机系读硕士，和谢青算是同学。老毛很聪明，后来成为Netscreen的系统架构师，负责ASIC的架构，是Netscreen事实上的首席。不过那时他刚来，当时负责WebUI的设计，业余时间，还带着一个台湾女孩为公司设计了第一款logo（见下图）。
一天晚上，我正在埋头修板子，来一个电话，找邓锋的（当时没有足够的工位，我就和邓锋共享一个，兼作我们的硬件实验室）。仔细一问，原来是我大学隔壁班的同学，Edward Ping。他当时还在惠州，邓锋的一个同学推荐过来。我和他聊了几句，问了我这边的情况。我如实说了，他告诉我在深圳接到一个offer, 是惠州的一个全国性的家电公司要成立一个芯片公司，李总的助理出来领头，上门邀请他入伙。我对广东那边的情况不太了解，还是竭力劝他来美国，说到后来，我也没说服他。过了会，邓锋回来后，我如实转告。邓锋一听，急了，立马打长途回去。不知说了些什么，最终Edward接受了offer。
几周以后，邓锋告诉我，要招一名做芯片验证的工程师。那人过来一聊，原来是我三字班的学长，叫罗东平。他在Cypress Semiconductor工作，跟我一样，也是业余时间来帮忙。东平人很忠厚，也不计较待遇，主要负责第一颗FPGA的功能验证工作。就这样，七七八八，硬件团队算是凑齐了。
有一天，公司里来了个年轻人，长得和谢青几乎一样。旁人介绍说，他是谢青的弟弟Michael。Michael在加拿大工作，他给我们带来一个重大的消息。我们做的是包过滤的防火墙，说白了和交换机里的ACL规则差不多；而现在Checkpoint早就在做基于状态检测的防火墙了。这真叫人郁闷啊，尤其是芯片，都是用来实现所谓规则检查算法。改成基于连接的，那这点规则就没有必要用硬件去实现了。而且，为了让每个包都可以用芯片过滤，还专门采用了很贵的双端口SRAM。
还好，公司还小，所谓船小好掉头。大家立即着手修改，硬件已经木已成舟，来不及了，只好将错就错
很快，我的工作重心就转移到设计第一块量产的产品，基本上是基于邓锋原来设计的原型机架构，但是换成了QED设计的MIPS处理器和Gallieo Tech(后被Marvell买去)的主控芯片，还要解决原型机DRAM只有一个Bank工作的问题。Charles找到据说替Cisco加工机壳的工厂，仿照2500做了一个铁壳子。当时也不懂散热设计，就在底部装了一个60mm的风扇。因为风扇太大，只好斜着躺在机壳底板上。这就是第一代的NS-100。
虽然产品还没有准备好，公司已经开始招销售了。第一个销售来自于Netcom, 当时在美国做拨号上网的ISP，还是很有名的。他又陆续介绍了财务总监，一个白人，很nice，不过我现在记不住他的名字了。重要的是，他介绍了好几个工程师加入。其中一个叫Roger Lian，过来担任软件开发经理。
我那一年才30岁，比较愤青。当时每天晚餐Richard的台湾太太也会过来蹭盒饭，我就常常和这两个xx分子辩论统独议题。大家都是各持己见，老毛有时会过来打圆场。不过辩论过后，大家该干嘛还是干嘛，政治和工作，友情分得比较开。
那时，公司也就十几二十人，每周都有一个中午，大家聚在一起，轮流讲各部门的情况。一天销售很兴奋地说，第一台NS-100卖出去了。我们连忙问是哪个客户，他却支支吾吾的，有点不好意思，原来客户是在旧金山的一个色情网站。我们大笑：都进入信息时代，人们几千年来的基本需求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四月份，是美国一年一度的Interop Show。当时正逢网络行业的高速发展，Interop Show是高科技界最重要的展会之一，热到连Las Vegas最大的Convention Center还容纳不下。初出茅庐的Netscreen把当时最快的100Mbps防火墙NS-100拿去参展，引起了轰动。
一天下午，一向穿着随意的邓锋，谢青他们突然西装革履地回到办公室。原来鼎鼎有名的Cisco请他们去聊了聊。
据邓锋讲，来了十几个VP, 问这问那，其中有一个问邓锋，Netscreen有没有计划开发Gigabit Firewall。98年Gigabit Ethernet还刚刚出现，这位仁兄就憨憨地回答说没有。后来回想起来，第一个被并购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而且是当时硅谷同学们人人向往的Cisco啊。13年后，我从一个思科人的口里听到Cisco很后悔Netscreen让Juniper给买去了，真所谓三十年的河东四十年的河西。
虽然错过了Cisco, 不过展会上的优越表现还是引起VC们的注意。半年前引入一百万美元天使投资这时已经
虽然产品还没有准备好，公司已经开始招销售了。第一个销售来自于Netcom, 当时在美国做拨号上网的ISP，还是很有名的。他又陆续介绍了财务总监，一个白人，很nice，不过我现在记不住他的名字了。重要的是，他介绍了好几个工程师加入。其中一个叫Roger Lian，过来担任软件开发经理。
我那一年才30岁，比较愤青。当时每天晚餐Richard的台湾太太也会过来蹭盒饭，我就常常和这两个xx分子辩论统独议题。大家都是各持己见，老毛有时会过来打圆场。不过辩论过后，大家该干嘛还是干嘛，政治和工作，友情分得比较开。
那时，公司也就十几二十人，每周都有一个中午，大家聚在一起，轮流讲各部门的情况。一天销售很兴奋地说，第一台NS-100卖出去了。我们连忙问是哪个客户，他却支支吾吾的，有点不好意思，原来客户是在旧金山的一个色情网站。我们大笑：都进入信息时代，人们几千年来的基本需求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四月份，是美国一年一度的Interop Show。当时正逢网络行业的高速发展，Interop Show是高科技界最重要的展会之一，热到连Las Vegas最大的Convention Center还容纳不下。初出茅庐的Netscreen把当时最快的100Mbps防火墙NS-100拿去参展，引起了轰动。
一天下午，一向穿着随意的邓锋，谢青他们突然西装革履地回到办公室。原来鼎鼎有名的Cisco请他们去聊了聊。
据邓锋讲，来了十几个VP, 问这问那，其中有一个问邓锋，Netscreen有没有计划开发Gigabit Firewall。98年Gigabit Ethernet还刚刚出现，这位仁兄就憨憨地回答说没有。后来回想起来，第一个被并购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而且是当时硅谷同学们人人向往的Cisco啊。13年后，我从一个思科人的口里听到Cisco很后悔Netscreen让Juniper给买去了，真所谓三十年的河东四十年的河西。
虽然错过了Cisco, 不过展会上的优越表现还是引起VC们的注意。半年前引入一百万美元天使投资这时已经
风投的钱进来了，先是搬到一个十倍大的办公室，位于Hwy 101和San Thomas Express Way旁边，和Nvidia很近。
Netscreen 1998年 2860 San Thomas Express way, Santa Clara, CA95054
第二件事就是请高管。Sequoia投过一堆网络公司，当然最成功的还是Cisco。他们的理念是这帮创始人工程师都还不成熟，所以要外面找个CEO。等一下，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是的，本世纪初如日中天的Google也遭到了同样的境遇。
CEO不是那么好找的，先进来的是负责市场和销售的两个VP, David Flynn和Mark Smith。David文文雅雅的，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他来自3Com，在3Com的软件部门当Marketing VP。当然那时候3Com还没有今天那么衰，不过也不是在最佳状态了。
比起David，销售VP Mark就是个粗人了，第一次和我们工程师一起吃晚饭，听说我们在做VPN，立刻大声嚷嚷，说那玩意不好卖，他之前的公司就是卖这个的，搞得邓锋他们十分尴尬。
不过这两个VP的能力还都很强。这就是中美之间的差距了。硅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淀，不仅聚集了大量资本，更重要的是积攒了各种不同层次的人才。有一个好的方向，VC进入后，会迅速帮你组建一支全面的团队，这样公司的成长就会非常快。
新CEO Robert Thomas是九八年十一月份才进来的。Robert是澳大利亚人，在SUN是负责软件BU国际市场的总经理。据内线打听，老头子当时已经没有下属了，估计在SUN也干不了几天。Robert进来之前一直是Ken（谢青）做CEO兼President，Robert进来之后就很尴尬。邓锋那时的头衔也不是后来的工程部副总，而是很奇怪的系统工程部副总裁(VP of System Engineering)，应该是主要管硬件吧，之前软件一直是柯严负责。
这就给了Robert可乘之机，他招来一个有点秃头的白人小老头，叫Jim。Jim进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Title，好像算Robert的顾问，Robert先让他负责项目管理，因此每个研发项目会，他都来听。那段时间邓锋很不开心，甚至和我私下透露有离开公司的可能。很久以后才知道，Robert属意让Jim来顶邓锋 。
几个月后，事情有了分晓，毕竟Netscreen工程师都是大陆人，邓锋也很有威望和号召力，当然老Jim也不太顶用。Robert给大家发了一封邮件，正式任命邓锋为研发部副总裁(VP of Engineering)，Jim改任VP of Support。
谢青的离职很突然。99年的一天，我看到Robert铁青着脸，陪着他收拾完个人物品离开了。随后我们收到一份没头没尾的邮件，就是说Ken已经离开公司了。具体原因版本很多，我的职位低，也不清楚，不过好像不是很愉快就是了。
谢青离开Netscreen，一定是憋了一口气，因此又立即拉着Charles，Frank Ip等几个同事出来创办了ServGate。不过听说后来好像分手时也同样闹得不太愉快。随后他又重新创办Fortinet，十年后在NASDAQ上市，市值到了三十几亿美金，应该是非常成功了。
Netscreen 1998年 2860 San Thomas Express way, Santa Clara, CA95054
第二件事就是请高管。Sequoia投过一堆网络公司，当然最成功的还是Cisco。他们的理念是这帮创始人工程师都还不成熟，所以要外面找个CEO。等一下，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是的，本世纪初如日中天的Google也遭到了同样的境遇。
CEO不是那么好找的，先进来的是负责市场和销售的两个VP, David Flynn和Mark Smith。David文文雅雅的，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他来自3Com，在3Com的软件部门当Marketing VP。当然那时候3Com还没有今天那么衰，不过也不是在最佳状态了。
比起David，销售VP Mark就是个粗人了，第一次和我们工程师一起吃晚饭，听说我们在做VPN，立刻大声嚷嚷，说那玩意不好卖，他之前的公司就是卖这个的，搞得邓锋他们十分尴尬。
不过这两个VP的能力还都很强。这就是中美之间的差距了。硅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淀，不仅聚集了大量资本，更重要的是积攒了各种不同层次的人才。有一个好的方向，VC进入后，会迅速帮你组建一支全面的团队，这样公司的成长就会非常快。
新CEO Robert Thomas是九八年十一月份才进来的。Robert是澳大利亚人，在SUN是负责软件BU国际市场的总经理。据内线打听，老头子当时已经没有下属了，估计在SUN也干不了几天。Robert进来之前一直是Ken（谢青）做CEO兼President，Robert进来之后就很尴尬。邓锋那时的头衔也不是后来的工程部副总，而是很奇怪的系统工程部副总裁(VP of System Engineering)，应该是主要管硬件吧，之前软件一直是柯严负责。
这就给了Robert可乘之机，他招来一个有点秃头的白人小老头，叫Jim。Jim进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Title，好像算Robert的顾问，Robert先让他负责项目管理，因此每个研发项目会，他都来听。那段时间邓锋很不开心，甚至和我私下透露有离开公司的可能。很久以后才知道，Robert属意让Jim来顶邓锋 。
几个月后，事情有了分晓，毕竟Netscreen工程师都是大陆人，邓锋也很有威望和号召力，当然老Jim也不太顶用。Robert给大家发了一封邮件，正式任命邓锋为研发部副总裁(VP of Engineering)，Jim改任VP of Support。
谢青的离职很突然。99年的一天，我看到Robert铁青着脸，陪着他收拾完个人物品离开了。随后我们收到一份没头没尾的邮件，就是说Ken已经离开公司了。具体原因版本很多，我的职位低，也不清楚，不过好像不是很愉快就是了。
谢青离开Netscreen，一定是憋了一口气，因此又立即拉着Charles，Frank Ip等几个同事出来创办了ServGate。不过听说后来好像分手时也同样闹得不太愉快。随后他又重新创办Fortinet，十年后在NASDAQ上市，市值到了三十几亿美金，应该是非常成功了。
我的H1转签是98年8月份才终于批下来了，干了近一年的黑工，这才正式转正。
后来我还把Raymond Wei拉了进来。Raymond虽然是邓锋同学，但是一直没有正式进来，我看出邓锋很想请他。正好Raymond太太是我的大学同年级同学，我们两家一起吃了个饭，我趁机忽悠了几句，Raymond夫妻俩才正式下决心让Raymond加入Netscreen。Raymond进来后就担任ASIC小组的经理，我也被提拔为硬件组经理。测试组的经理，Ting Tan，也在同一时期加入。Ting是马来西亚华人，之前在Cisco担任测试经理，他是我们的一个台湾天使投资人推荐的。我一直以为他姓谭，后来才知道是陈的广东话拼音。至此，Netscreen研发部最初的四大功能，软件，芯片，硬件，测试才算齐全。
99年初邓锋当上研发部副总后，找到我和Raymond，说他软件方面不熟，要依靠Roger和Ting, 因此要提拔他俩做总监(Director)，要我们俩支持一下。我和Raymond都是邓锋的校友，也不好意思和他争，谁知我俩这个Manager就一直当到04年被Juniper并购以后。柯严只负责新技术开发，老毛也被提拔为系统架构师，负责软件flow和芯片的架构设计。
柯严为人还是很厚道的，只保留了一个总监的Title，手下也只有老毛带领的一个团队。在这件事情上他很顾大局，虽然邓锋的管理能力是大家公认的。
Netscreen的研发工程师来自五湖四海，不像外边传说的清一色清华毕业生。相反，Netscreen创业的时候，招人很难，毕竟当时networking上牛逼的新公司多了去了，像是Foundry, Extreme, ONI, 连老牌公司如Ciena，Nortel都焕发青春。所以邓锋先是忽悠我们这帮学弟学妹们，例如Changming Liu, Shalang Li等都是这样陆续被忽悠进来的。不过也有例外，当时邓锋非常看好的一个五字班学生，就拒绝了Netscreen的offer。他在Foundry上市的前夜加入Foundry，两个月后身家就过了千万美金，让我们羡慕不已。虽然后来股价一落千丈，但那是后话。
所以创始人们就到处拉人，像是当时的大牛，Guangsong Huang，人称老黄，就是当年邓锋在外打黑工时认识的。老黄是国防科大毕业的，后来在涿州的一个石油系统工作，在他的介绍下，有许多他的老同事像是Lin Chen，Jia Ma等，陆续加入Netscreen。
老毛也介绍了他在南开的同学，Shuhua Ge，过来负责平台软件。Shuhua是我的死党，后来一直留在Juniper美国，并担任高端SRX产品线的研发资深总监，也是很有成就。
Raymond进来后，又推荐他太太在索尼的同事Frank Zou加入公司。Frank是大连理工的博士，一进来先是到硬件组写硬件老化测试程序。那一天早上找到我说板子上的EEPROM不好使，试了几块都坏了。仔细问过他，原来这老兄做了个循环读写测试程序，不断地擦写EEPROM，搞一晚上，循环几百万次，当然就写坏了。后来Frank转到软件组，曾经一度担任ScreenOS 5.0的项目负责人，我离开Juniper后，又接任中国研发中心，后来被提拔为研发中心VP，应该是目前大陆人在Juniper担任的最高职务了。
研发团队里也有不少台湾人，如Michael Hsie等，他们的表现也非常优秀。
事实上，正是这样一支杂牌军，在邓锋的领导下，创造了世界网络安全史上的一个奇迹。
后来我还把Raymond Wei拉了进来。Raymond虽然是邓锋同学，但是一直没有正式进来，我看出邓锋很想请他。正好Raymond太太是我的大学同年级同学，我们两家一起吃了个饭，我趁机忽悠了几句，Raymond夫妻俩才正式下决心让Raymond加入Netscreen。Raymond进来后就担任ASIC小组的经理，我也被提拔为硬件组经理。测试组的经理，Ting Tan，也在同一时期加入。Ting是马来西亚华人，之前在Cisco担任测试经理，他是我们的一个台湾天使投资人推荐的。我一直以为他姓谭，后来才知道是陈的广东话拼音。至此，Netscreen研发部最初的四大功能，软件，芯片，硬件，测试才算齐全。
99年初邓锋当上研发部副总后，找到我和Raymond，说他软件方面不熟，要依靠Roger和Ting, 因此要提拔他俩做总监(Director)，要我们俩支持一下。我和Raymond都是邓锋的校友，也不好意思和他争，谁知我俩这个Manager就一直当到04年被Juniper并购以后。柯严只负责新技术开发，老毛也被提拔为系统架构师，负责软件flow和芯片的架构设计。
柯严为人还是很厚道的，只保留了一个总监的Title，手下也只有老毛带领的一个团队。在这件事情上他很顾大局，虽然邓锋的管理能力是大家公认的。
Netscreen的研发工程师来自五湖四海，不像外边传说的清一色清华毕业生。相反，Netscreen创业的时候，招人很难，毕竟当时networking上牛逼的新公司多了去了，像是Foundry, Extreme, ONI, 连老牌公司如Ciena，Nortel都焕发青春。所以邓锋先是忽悠我们这帮学弟学妹们，例如Changming Liu, Shalang Li等都是这样陆续被忽悠进来的。不过也有例外，当时邓锋非常看好的一个五字班学生，就拒绝了Netscreen的offer。他在Foundry上市的前夜加入Foundry，两个月后身家就过了千万美金，让我们羡慕不已。虽然后来股价一落千丈，但那是后话。
所以创始人们就到处拉人，像是当时的大牛，Guangsong Huang，人称老黄，就是当年邓锋在外打黑工时认识的。老黄是国防科大毕业的，后来在涿州的一个石油系统工作，在他的介绍下，有许多他的老同事像是Lin Chen，Jia Ma等，陆续加入Netscreen。
老毛也介绍了他在南开的同学，Shuhua Ge，过来负责平台软件。Shuhua是我的死党，后来一直留在Juniper美国，并担任高端SRX产品线的研发资深总监，也是很有成就。
Raymond进来后，又推荐他太太在索尼的同事Frank Zou加入公司。Frank是大连理工的博士，一进来先是到硬件组写硬件老化测试程序。那一天早上找到我说板子上的EEPROM不好使，试了几块都坏了。仔细问过他，原来这老兄做了个循环读写测试程序，不断地擦写EEPROM，搞一晚上，循环几百万次，当然就写坏了。后来Frank转到软件组，曾经一度担任ScreenOS 5.0的项目负责人，我离开Juniper后，又接任中国研发中心，后来被提拔为研发中心VP，应该是目前大陆人在Juniper担任的最高职务了。
研发团队里也有不少台湾人，如Michael Hsie等，他们的表现也非常优秀。
事实上，正是这样一支杂牌军，在邓锋的领导下，创造了世界网络安全史上的一个奇迹。
Netscreen的产品，一直以ASIC和高性能著称。真正的ASIC产品，其实是在第三代芯片，也就是Saturn出现后才实现。之前的两代ASIC, Pluto和Neptune，都只实现了ACL规则搜索和VPN加密的功能，根本没有实现防火墙的核心---流转发。不过时间不等人，我们必须要推出下一代千兆防火墙。
99年的春天，邓锋把柯严，老毛，老黄和我叫到会议室里，讨论怎样实现千兆性能。当时的处理器性能很低，总线也是个瓶颈，32位的PCI总线也就能实现最多700Mbps的数据通过能力。后来我的方案最终被大家接受，就是用10个NS-100处理板，前面放上一个负载均衡处理器，就可以实现千兆处理能力。最终这个项目由老黄和我负责，老黄做软件，我做硬件。
接着问题又来了，负载均衡的处理性能要求很高，必须用FPGA来实现。可是当时ASIC组的人都在忙Neptune，根本没有人力去做这个FPGA。我看到邓锋很为难，自告奋勇由我来做这个FPGA和转发接口板。我之前没有学过任何高级芯片编程语言，最多也就是用ABEL写CPLD。买了本VHDL的书，一边学一边写，还要做板子设计。最后总算是不辱使命，一直到这个产品的生命终结，都是我在维护这个FPGA。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千兆光纤端口设计，其中涉及125MHz的GMII和1.25G的差分对信号线。第一个原型机出来后，基本上都正常。但是负责软件的老黄很快发现，板间的数据转发光纤端口会出现大量的CRC错误。我先是怀疑差分对的信号质量不好，但是当时我们没有钱买仪器，示波器是最低端的Tek100，到网上读了许多资料，修改PCB设计情况都没有好转。
CRC问题拖了好几个月，我的压力非常大。那时销售们一直在要求尽快出NS-1000，项目拖延的症结也明显在硬件。好在邓锋从不催我，他大概帮我顶住了许多压力。
事情的转机是非常偶然的。我从当时Motorola的网站上读到一篇技术文章，提到时钟抖动和误码率的关系。这一下提醒了我，之前我已经试了无数种可能，几乎已经山穷水尽，就是没有怀疑过晶振。立马到Digikey找了一款Epson的低抖动晶振，结果是药到病除。
这段时间是我硬件设计水平提高最快的阶段。之前基本上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懵懵懂懂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能读到的技术文章都通读了一遍，遇到原厂FAE，也抓过来问一通；做FPGA设计，对时序，状态机，DRAM接口都理解得更为透彻。有时回过头来想，困难真是最好的老师。
NS-1000是基于CPCI架构，选择CPCI，是因为有现成的机箱可以使用。产品经理们一直抱怨我们的面板设计太简陋，因此前盖板的设计工作就分配给生产部。最终拿回来的前面板让我们大吃一惊，它是用整个的铝锭蚀刻切削而成，成本每块三千美金。后来有好事者把这个面板置换到一个微型冰箱的面板上，倒也非常合适。10年以后，我发现Apple居然盗用了我们的创意，iPad的背壳也是用整块铝锭切出来的，可惜当年没有申请专利。
NetScreen-1000
回过头来看，NS-1000初期设计非常草率，当时没有串行背板的技术，邓锋的主意是用千兆光纤在前面板把处理板和交换板连接起来。打开前面板，用户可以看到几十根飞得乱七八糟的光纤电缆，可以说没有任何美感可言。因为要冲进度，软件质量也不稳定，到客户那里一塌糊涂。
然而，当时NS-1000的快速推出，奠定了Netscreen在防火墙市场上的一哥位置。其实当时Netscreen的研发团队水平一般，我在做这个项目之前，对信号完整性简直是一无所知；软件也好不到那里去。不过我们都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也就是老美所说的 “can do”的工作态度。通过这么一个远谈不上完美，甚至有很多缺陷的产品，为后来一系列真正领先的架构和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老黄负责软件，NS-1000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因为要支持处理板的板间冗余，会话同步非常麻烦，费了好大劲才稳定下来，但还是有不少bug。这也促使Netscreen 下一颗伟大的芯片Saturn的诞生。
99年的春天，邓锋把柯严，老毛，老黄和我叫到会议室里，讨论怎样实现千兆性能。当时的处理器性能很低，总线也是个瓶颈，32位的PCI总线也就能实现最多700Mbps的数据通过能力。后来我的方案最终被大家接受，就是用10个NS-100处理板，前面放上一个负载均衡处理器，就可以实现千兆处理能力。最终这个项目由老黄和我负责，老黄做软件，我做硬件。
接着问题又来了，负载均衡的处理性能要求很高，必须用FPGA来实现。可是当时ASIC组的人都在忙Neptune，根本没有人力去做这个FPGA。我看到邓锋很为难，自告奋勇由我来做这个FPGA和转发接口板。我之前没有学过任何高级芯片编程语言，最多也就是用ABEL写CPLD。买了本VHDL的书，一边学一边写，还要做板子设计。最后总算是不辱使命，一直到这个产品的生命终结，都是我在维护这个FPGA。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千兆光纤端口设计，其中涉及125MHz的GMII和1.25G的差分对信号线。第一个原型机出来后，基本上都正常。但是负责软件的老黄很快发现，板间的数据转发光纤端口会出现大量的CRC错误。我先是怀疑差分对的信号质量不好，但是当时我们没有钱买仪器，示波器是最低端的Tek100，到网上读了许多资料，修改PCB设计情况都没有好转。
CRC问题拖了好几个月，我的压力非常大。那时销售们一直在要求尽快出NS-1000，项目拖延的症结也明显在硬件。好在邓锋从不催我，他大概帮我顶住了许多压力。
事情的转机是非常偶然的。我从当时Motorola的网站上读到一篇技术文章，提到时钟抖动和误码率的关系。这一下提醒了我，之前我已经试了无数种可能，几乎已经山穷水尽，就是没有怀疑过晶振。立马到Digikey找了一款Epson的低抖动晶振，结果是药到病除。
这段时间是我硬件设计水平提高最快的阶段。之前基本上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懵懵懂懂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能读到的技术文章都通读了一遍，遇到原厂FAE，也抓过来问一通；做FPGA设计，对时序，状态机，DRAM接口都理解得更为透彻。有时回过头来想，困难真是最好的老师。
NS-1000是基于CPCI架构，选择CPCI，是因为有现成的机箱可以使用。产品经理们一直抱怨我们的面板设计太简陋，因此前盖板的设计工作就分配给生产部。最终拿回来的前面板让我们大吃一惊，它是用整个的铝锭蚀刻切削而成，成本每块三千美金。后来有好事者把这个面板置换到一个微型冰箱的面板上，倒也非常合适。10年以后，我发现Apple居然盗用了我们的创意，iPad的背壳也是用整块铝锭切出来的，可惜当年没有申请专利。
NetScreen-1000
回过头来看，NS-1000初期设计非常草率，当时没有串行背板的技术，邓锋的主意是用千兆光纤在前面板把处理板和交换板连接起来。打开前面板，用户可以看到几十根飞得乱七八糟的光纤电缆，可以说没有任何美感可言。因为要冲进度，软件质量也不稳定，到客户那里一塌糊涂。
然而，当时NS-1000的快速推出，奠定了Netscreen在防火墙市场上的一哥位置。其实当时Netscreen的研发团队水平一般，我在做这个项目之前，对信号完整性简直是一无所知；软件也好不到那里去。不过我们都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也就是老美所说的 “can do”的工作态度。通过这么一个远谈不上完美，甚至有很多缺陷的产品，为后来一系列真正领先的架构和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老黄负责软件，NS-1000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因为要支持处理板的板间冗余，会话同步非常麻烦，费了好大劲才稳定下来，但还是有不少bug。这也促使Netscreen 下一颗伟大的芯片Saturn的诞生。
我们和其他硅谷的起步公司没有什么两样，基本上每天9:30前到公司，工作到晚上10:00下班回家，周六还要来加班，当然也没有加班工资，过节也没有水果，食油发，唯一的福利是周一到周四的晚餐和周六的午餐都免费。
离公司不远的地方，有家中餐馆，中文名叫“状元楼”，英文名China Stix, 我们就直译为“中国筷子楼”。邓锋每个周末都喜欢带我们去状元楼，这是有原因的。一是那儿的韭菜盒子等点心做得不错，二是总可以蹭点免费的点心。
筷子楼有个女招待，据说是前省乒乓球队的。每次我们去，坐一大桌子，她总是趁主管没看见，多送几样点心给我们吃。我们都猜她一定是看上邓锋了。邓锋人高大，长得又帅，运动也不错，在学校里就是女生追求的对象，不幸的是他选择了清华，所以后来还是娶了北大女生为妻。
Netscreen的工作很苦，因此每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都喜欢拿邓锋各种各样的“女朋友”开玩笑。当然，这些女朋友都是我们臆测的，谁也没有真凭实据。他也不辩白，听着我们的编造总是在旁边暧昧地笑着（此处省略7个字）。这就成了我们两大乐趣之一。
第二大乐趣是在公司里玩各种球。起初是乒乓球，有Ting, 老马(Jia Ma)，老黄(Guangsong Huang)和Raymond四大高手。有一次他们真的把筷子楼的女招待请来了，车轮大战的结果是罗生门。老黄说女生当然打不过男生；老马说毕竟人家是省队的，握拍姿势就比咱标准，反正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那场比赛谁赢了，只知道后来再也没有人提议邀请她来打球。
另一个是台球。有一天突然公司出现了一张台球桌，还是标准尺寸，很高档的那种。听说是销售和CEO打赌，业绩完成了赢的。我们一帮工程师，不像销售整天在外边跑，因此近水楼台先得月，把球桌给占了。不过大家都是大陆出来的，没有人会打。幸好我们还有台湾同胞，Kavin Wang。他原来是我们代工厂Flash的生产工艺经理，后来被我们给挖过来了。据称他少年时代在台北西门汀帮老大看场子，算是地下职业选手。他教我们如何握杆，如何击球，各种规则，不厌其烦，因此我们都叫他校长。
到后来流行的是桌面足球，一到吃饭时间，餐厅里就人声鼎沸，各种呼喊声，助威声不断。一直到上市以后，工程师们都乐此不疲，我也不懂那玩意怎么会有那么大吸引力。
离公司不远的地方，有家中餐馆，中文名叫“状元楼”，英文名China Stix, 我们就直译为“中国筷子楼”。邓锋每个周末都喜欢带我们去状元楼，这是有原因的。一是那儿的韭菜盒子等点心做得不错，二是总可以蹭点免费的点心。
筷子楼有个女招待，据说是前省乒乓球队的。每次我们去，坐一大桌子，她总是趁主管没看见，多送几样点心给我们吃。我们都猜她一定是看上邓锋了。邓锋人高大，长得又帅，运动也不错，在学校里就是女生追求的对象，不幸的是他选择了清华，所以后来还是娶了北大女生为妻。
Netscreen的工作很苦，因此每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都喜欢拿邓锋各种各样的“女朋友”开玩笑。当然，这些女朋友都是我们臆测的，谁也没有真凭实据。他也不辩白，听着我们的编造总是在旁边暧昧地笑着（此处省略7个字）。这就成了我们两大乐趣之一。
第二大乐趣是在公司里玩各种球。起初是乒乓球，有Ting, 老马(Jia Ma)，老黄(Guangsong Huang)和Raymond四大高手。有一次他们真的把筷子楼的女招待请来了，车轮大战的结果是罗生门。老黄说女生当然打不过男生；老马说毕竟人家是省队的，握拍姿势就比咱标准，反正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那场比赛谁赢了，只知道后来再也没有人提议邀请她来打球。
另一个是台球。有一天突然公司出现了一张台球桌，还是标准尺寸，很高档的那种。听说是销售和CEO打赌，业绩完成了赢的。我们一帮工程师，不像销售整天在外边跑，因此近水楼台先得月，把球桌给占了。不过大家都是大陆出来的，没有人会打。幸好我们还有台湾同胞，Kavin Wang。他原来是我们代工厂Flash的生产工艺经理，后来被我们给挖过来了。据称他少年时代在台北西门汀帮老大看场子，算是地下职业选手。他教我们如何握杆，如何击球，各种规则，不厌其烦，因此我们都叫他校长。
到后来流行的是桌面足球，一到吃饭时间，餐厅里就人声鼎沸，各种呼喊声，助威声不断。一直到上市以后，工程师们都乐此不疲，我也不懂那玩意怎么会有那么大吸引力。
2000年春节后的一天，我们所有人突然被通知到Santa Clara的Biltmore Hotel开会。一进会场，每个人都领到一件T恤衫和一支笔。奇怪的是，衣服上印的不是Netscreen而是Efficient Networks。Robert和一个陌生的白人，站在前台。
谜底很快解开了，我们让Efficient给并购了。据Robert讲，并购的价格在9个多亿美金，等于12亿美金的IPO (因为IPO都会发行新股)。
回到办公室，就炸开了锅。老葛(Shuhua Ge, 老毛南开同学)把Efficient的家底研究了个透。这个公司是做DSL Modem起家的，近几个月股票大涨，一直涨到近200美元一股，100亿美元的市值。老葛忿忿地说，“这个公司根本没什么价值，Robert一点眼光都没有”。
事情还真让老葛说中了。几个星期下来，Efficient的股票从近200美元，掉落到120美元，最后到了40美元。刚开始，高管们还在信心满满，吹嘘这个合并有多么好，而且Efficient手里还有7个多亿的现金呢。等掉到100美元以下以后，人人脸色都不好看，当然最难受的是VC了。
研发的人心开始浮动。我们都在考虑换个工作，反正Netscreen也就这样了。2000年是硅谷的黄金时代，NASDAQ指数冲过5000点，Cisco号称要成为第一个市值万亿美金的公司。当时最热门的是光纤网络公司，工作也很好找。我，Raymond还有许多人都跑出去面试一圈，每个人都拿了4、5个offer回来，工资也远比Netscreen为高。邓锋知道后，找到我们，说：“你们别急，给我一点时间，事情会变化的”。
这是Netscreen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危机，关键的时候，邓锋的领袖力就出来了。如果不是他，恐怕我们早就散了，也不会有后来的光辉岁月。
结果，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Robert他们做了个艰难但是正确的决定，因为公司面临散伙的危险 （应该和支付宝有一拼吧）。不过在美国契约精神还是很重要的，幸亏Netscreen请了硅谷当时最好的律师事务所，高手们在并购协议中找到了一个漏洞。最终，在2000年6月5日，双方同时宣布并购取消，Netscreen也不必付分手费，总算有了个我们满意的结局。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并购失败了。之前99年上半年，Redback就考虑以4.8亿美金收购Netscreen，连他们的财务都过来清点我们的资产了。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可以兑现股票了。最后，对方后悔了，给了一个据说是侮辱性的价格，让所有人都很失望。
这两次折腾，让兄弟们开始找风水上的原因了。你说地方不好吧，旁边的Network Appliance，生意一天比一天火，连每天来拉货的卡车都从皮卡换成了大集装箱，股价也一天比一天高。后来还是老黄发言把大家镇住了：我们公司正门在侧边，一般很难发现，大家平时都走后门，属于旁门左道，因此正经的上市不搞，老想卖掉，结果越卖越差。黄半仙的判断让我们都点头称是。后来不知怎么传到Robert耳朵里去了，这个白人老儿居然最后也成了风水的信徒，咱们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可见一斑。
公司再次搬家了，这次搬到Central Express Way和Oakmead Parkway的一栋二层旧楼。听到消息，我们鼓动老黄先去看风水。老黄回来告诉我们这栋楼倒是方方正正，大门靠路边，虽然朝西，但还算过得去。大概不是坐北朝南的缘故，最后Netscreen还是卖给Juniper，没有成为百年老店，风水上是有些欠缺的，不过当时我们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谜底很快解开了，我们让Efficient给并购了。据Robert讲，并购的价格在9个多亿美金，等于12亿美金的IPO (因为IPO都会发行新股)。
回到办公室，就炸开了锅。老葛(Shuhua Ge, 老毛南开同学)把Efficient的家底研究了个透。这个公司是做DSL Modem起家的，近几个月股票大涨，一直涨到近200美元一股，100亿美元的市值。老葛忿忿地说，“这个公司根本没什么价值，Robert一点眼光都没有”。
事情还真让老葛说中了。几个星期下来，Efficient的股票从近200美元，掉落到120美元，最后到了40美元。刚开始，高管们还在信心满满，吹嘘这个合并有多么好，而且Efficient手里还有7个多亿的现金呢。等掉到100美元以下以后，人人脸色都不好看，当然最难受的是VC了。
研发的人心开始浮动。我们都在考虑换个工作，反正Netscreen也就这样了。2000年是硅谷的黄金时代，NASDAQ指数冲过5000点，Cisco号称要成为第一个市值万亿美金的公司。当时最热门的是光纤网络公司，工作也很好找。我，Raymond还有许多人都跑出去面试一圈，每个人都拿了4、5个offer回来，工资也远比Netscreen为高。邓锋知道后，找到我们，说：“你们别急，给我一点时间，事情会变化的”。
这是Netscreen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危机，关键的时候，邓锋的领袖力就出来了。如果不是他，恐怕我们早就散了，也不会有后来的光辉岁月。
结果，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Robert他们做了个艰难但是正确的决定，因为公司面临散伙的危险 （应该和支付宝有一拼吧）。不过在美国契约精神还是很重要的，幸亏Netscreen请了硅谷当时最好的律师事务所，高手们在并购协议中找到了一个漏洞。最终，在2000年6月5日，双方同时宣布并购取消，Netscreen也不必付分手费，总算有了个我们满意的结局。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并购失败了。之前99年上半年，Redback就考虑以4.8亿美金收购Netscreen，连他们的财务都过来清点我们的资产了。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可以兑现股票了。最后，对方后悔了，给了一个据说是侮辱性的价格，让所有人都很失望。
这两次折腾，让兄弟们开始找风水上的原因了。你说地方不好吧，旁边的Network Appliance，生意一天比一天火，连每天来拉货的卡车都从皮卡换成了大集装箱，股价也一天比一天高。后来还是老黄发言把大家镇住了：我们公司正门在侧边，一般很难发现，大家平时都走后门，属于旁门左道，因此正经的上市不搞，老想卖掉，结果越卖越差。黄半仙的判断让我们都点头称是。后来不知怎么传到Robert耳朵里去了，这个白人老儿居然最后也成了风水的信徒，咱们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可见一斑。
公司再次搬家了，这次搬到Central Express Way和Oakmead Parkway的一栋二层旧楼。听到消息，我们鼓动老黄先去看风水。老黄回来告诉我们这栋楼倒是方方正正，大门靠路边，虽然朝西，但还算过得去。大概不是坐北朝南的缘故，最后Netscreen还是卖给Juniper，没有成为百年老店，风水上是有些欠缺的，不过当时我们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Netscreen的上市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创始人和早前请来的高管，都没有什么钱，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没有财务独立，因此大家都想把公司卖了。卖公司没有禁售期，大量股票可以立马兑现，也没有人想过卖了之后干什么。后来两次没有卖成，这条路眼看着走不通了，这才开始认认真真做上市的准备。
2000年Robert请了一个CFO, 叫Peter，原先在一家上市的连锁零售店做CFO。美国还是很看重资历的，因此上市公司CFO的光环很有吸引力。随后请四大之一的安永做审计。审计的结果让大家大吃一惊，结论是财务问题太多，不建议上市。据说董事会上吵得很厉害，当时的董事长叫Frank Marshall，邓锋他们仰慕他是Cisco的第一任VP of Engineering，因此把他请来。Frank在会上就问Peter，DSO(Days Sales Outstanding)是什么意思。老头支支吾吾了半天，答不上来，Frank大怒：连我这个工程师出身的都懂，TNND，你一个CFO还整不明白。可怜的老头当场就给辞退了。嗨，当初面试的时候都不知干嘛去了。
01年重整上市，当年的烂帐一定要先清理。公司新请了个finance controller，Paul Carney ，到任后又马上任命为VP of finance。Paul个头不高，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他是Robert招募到比较让大家心服口服的为数不多的两个高管之一，另一个是负责亚太区销售的Hansen Chen。
Paul来Netscreen之前在Google就担任controller，不过当时Google还没有今天那么牛逼，也不知道哪天能上市，所以Paul就到Netscreen来了。Paul还推荐了他之前的老板，Remo Canessa，来做CFO。和老Peter不同，Remo为人很和气，面对工程师们有时有些无礼的询问也能慢悠悠地回答，而且解释得清清楚楚，这让大家很服气。
Paul和Remo这一对搭档还是很不错的，很快就把多年累计下来的问题清理干净了。那一段时间，安永的姑娘小伙子们早早就来了，到晚上10点多我们下班的时候，他们还在，成天憋在会议室，埋头于一大堆财务报表里不出来。我们这帮工程师平时就爱发牢骚，老觉得自己干的多拿的少，看过这阵势，才知道自己还是挺幸福的。
9月份，开始路演了。高管们成天不在家，都在天上飞来飞去。11号早晨，我刚起床，我岳父叫我到电视机前。天哪，又在演灾难片吗？定睛一看，是真实的现况，还是现场直播，眼看着一架波音飞机直挺挺地冲进世贸大楼。
当天股票市场一片混乱，路演也没戏了，Robert一行人决定打道回府，可是飞机也禁飞了，只好租了辆车开回来。
911之前NASDAQ曾经冲到了疯狂的5000点，周边的同学朋友们个个都是百万富翁。我和Raymond经常在一起发发牢骚，抱怨自己都没脸去见同学了。可是2000年以后，股市就像坐上了Great America游乐场的自由落体Free Fall，一路跌破到2000点，911之后更是雪上加霜。真是印证了那两句古诗：飞流直下三千尺，奔腾到海不复回。
当年许多公司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亏损得一塌糊涂，就靠融资支撑，只要混到上市就算成功。老毛之前在网上买了一辆Acura TL，三万多美元的车，cars.com愣给倒贴了三千美元，还免费送车到府外加一把鲜花，真是神奇的时代啊。（和今天的大宋也很像不是？）
不过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这一下子，当年所有牛哄哄的光纤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全完了，那些纸上的财富也顷刻间烟消云散。倒是Netscreen一直脚踏实地做企业，销售额节节攀升，最终还是老实人靠谱。
后来局势慢慢地稳定下来。我还清楚地记得上市的那一天，是2001年12月12号，Netscreen在NASDAQ首发成功，当天就大涨了近70%，号称911后第一个高科技IPO。公司内部临时架起一个大屏幕电视机，上面滚动显示着Netscreen的股价。邓锋的太太从来不去公司，这次也来了。旁边的老美看我在和她聊天，问我是不是新来的员工，我笑着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大股东。
2000年Robert请了一个CFO, 叫Peter，原先在一家上市的连锁零售店做CFO。美国还是很看重资历的，因此上市公司CFO的光环很有吸引力。随后请四大之一的安永做审计。审计的结果让大家大吃一惊，结论是财务问题太多，不建议上市。据说董事会上吵得很厉害，当时的董事长叫Frank Marshall，邓锋他们仰慕他是Cisco的第一任VP of Engineering，因此把他请来。Frank在会上就问Peter，DSO(Days Sales Outstanding)是什么意思。老头支支吾吾了半天，答不上来，Frank大怒：连我这个工程师出身的都懂，TNND，你一个CFO还整不明白。可怜的老头当场就给辞退了。嗨，当初面试的时候都不知干嘛去了。
01年重整上市，当年的烂帐一定要先清理。公司新请了个finance controller，Paul Carney ，到任后又马上任命为VP of finance。Paul个头不高，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他是Robert招募到比较让大家心服口服的为数不多的两个高管之一，另一个是负责亚太区销售的Hansen Chen。
Paul来Netscreen之前在Google就担任controller，不过当时Google还没有今天那么牛逼，也不知道哪天能上市，所以Paul就到Netscreen来了。Paul还推荐了他之前的老板，Remo Canessa，来做CFO。和老Peter不同，Remo为人很和气，面对工程师们有时有些无礼的询问也能慢悠悠地回答，而且解释得清清楚楚，这让大家很服气。
Paul和Remo这一对搭档还是很不错的，很快就把多年累计下来的问题清理干净了。那一段时间，安永的姑娘小伙子们早早就来了，到晚上10点多我们下班的时候，他们还在，成天憋在会议室，埋头于一大堆财务报表里不出来。我们这帮工程师平时就爱发牢骚，老觉得自己干的多拿的少，看过这阵势，才知道自己还是挺幸福的。
9月份，开始路演了。高管们成天不在家，都在天上飞来飞去。11号早晨，我刚起床，我岳父叫我到电视机前。天哪，又在演灾难片吗？定睛一看，是真实的现况，还是现场直播，眼看着一架波音飞机直挺挺地冲进世贸大楼。
当天股票市场一片混乱，路演也没戏了，Robert一行人决定打道回府，可是飞机也禁飞了，只好租了辆车开回来。
911之前NASDAQ曾经冲到了疯狂的5000点，周边的同学朋友们个个都是百万富翁。我和Raymond经常在一起发发牢骚，抱怨自己都没脸去见同学了。可是2000年以后，股市就像坐上了Great America游乐场的自由落体Free Fall，一路跌破到2000点，911之后更是雪上加霜。真是印证了那两句古诗：飞流直下三千尺，奔腾到海不复回。
当年许多公司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亏损得一塌糊涂，就靠融资支撑，只要混到上市就算成功。老毛之前在网上买了一辆Acura TL，三万多美元的车，cars.com愣给倒贴了三千美元，还免费送车到府外加一把鲜花，真是神奇的时代啊。（和今天的大宋也很像不是？）
不过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这一下子，当年所有牛哄哄的光纤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全完了，那些纸上的财富也顷刻间烟消云散。倒是Netscreen一直脚踏实地做企业，销售额节节攀升，最终还是老实人靠谱。
后来局势慢慢地稳定下来。我还清楚地记得上市的那一天，是2001年12月12号，Netscreen在NASDAQ首发成功，当天就大涨了近70%，号称911后第一个高科技IPO。公司内部临时架起一个大屏幕电视机，上面滚动显示着Netscreen的股价。邓锋的太太从来不去公司，这次也来了。旁边的老美看我在和她聊天，问我是不是新来的员工，我笑着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大股东。
公司上市了，我们的生活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有6个月的禁售期，我们的股票都没有套现，大家还是老老实实地工作。只有Ting耐不住气，跑到宝马dealer那里买了辆M5，因为心急，现车只有一辆死红死红的猪肝色，也给买回来了。
最初的NS-100已经支撑了四年，虽然其中历经了NS-100+, NS-100P等静悄悄的硬件升级，性能已经比当初提高了不少，不过只有三个百兆端口，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了。
在这个背景下，设计一款全新的产品，提高竞争力已经是当务之急。公司新来的产品经理，Lee Klarich，具体负责这个产品。Lee很瘦削，不苟言笑，经常和我们这帮工程师争吵，一付美国愤青的样子。
当时项目多，硬件工程师也排不过来，因此还是由我来负责硬件设计。经过NS-1000项目，我对硬件的理解和掌握提高了很多。之前Neptune芯片一直用双端口SRAM，RAM的另一边接到系统控制芯片(Marvell)的Local bus上，所有的包都用DMA引擎传输到这片SRAM上。但是原本系统控制器的Local bus是用来连接启动ROM等低速芯片的，CPU存取这片空间存在性能瓶颈。
我的第一个设想是用CPLD来模拟DRAM接口，这样SRAM就可以直接接到DRAM总线上，不仅总线带宽由32位加宽到64位，而且支持同步burst模式，数据包的存取性能一下子提高了八倍。
第二个想法是充分利用两条独立的PCI总线，把8个MAC设备分别挂到两条总线上去，这样PCI的传输速度又提高了一倍。
老毛是个电脑爱好者，对台湾产的主板能够超频交口称赞，一直鼓捣我也在硬件上加入这个功能。我被他的喋喋不休给弄烦了，这次就依他所愿，也加入软件超频的功能。
板子设计非常成功，第一个版本就全部验证通过，而且FCC/UL测试都没有问题，直接可以投产。这是Netscreen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而且性能测试超出所有人的预料，NS-200用一个低端350MHz MIPS CPU，把NS-500的配有L2缓存的高端系统给干掉了。
我和老毛开始玩超频，发现把PCI的时钟从33MHz超频到37.5MHz，小包性能一下子从60Mbps升到100Mbps的线速，哥俩都非常得意。正准备拿出去测试忽悠一下，让另一个产品经理Gregory知道了，在公司里面大声嚷嚷说我们俩作假，只有Yuming的代码才能跑那么快。Gregory也是元老级员工，让他这么大嘴嚷嚷，结果这一“伟大”的功能无疾而终。
NS-200顺利投产，Lee根据两种不同的配置，分别命名为NS-204和NS-208。因为性价比较高，客户很快接受了这款产品，公司开始大量出货。
3个月后，不少客户发现在流量大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不断的系统重启，可是测试部根本无法复现。情况开始变得比较紧急，Ting怀疑是硬件问题，邓锋决定派我去客户现场处理。
时间紧迫，客户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Verisign公司，我出发时已经是下午6点，转了一次机，等飞到Dulles机场，正好是当地时间早上7点。一分钟不能耽搁，销售过来接我到Verisign，他们刚刚上班。客户见到我很高兴，说终于等来了带示波器的家伙。在客户现场确实可以看到系统重启的过程，不过我还是一筹莫展。下午，Ting打来电话，说已经可以复现了。原来之前一直是用Smartbit灌流量，后来才想到用一个实际网络模拟软件Chariot很快就能复现。
我又急忙赶回去。已经两天一夜没合眼，困得要命，还好买到了直达航班的票，而且由于时差的缘故，下午6点的航班到旧金山是晚上8点。到了机场，没有回公司的车，打了个的，结果刚出机场计价器就跳个不停，到了San Mateo, 我心里实在承受不住了，要求司机找个路口下车。然后打电话让老葛过来接。夜里9点多了，老葛还没下班。他负责平台软件，因此和我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到了公司，才知道之前不能复现还有一个原因，测试组用的是第一批生产的平台，而只有最近出厂的产品才有问题。
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两者的差别。最后还是我们的元器件工程师Alex，一个和蔼可亲的俄国佬，发现新批次的Marvell芯片是B3版本的，而最初的产品用的是B0版本的。
这就好办了，老葛把寄存器全部dump出来，我们一个个地对比。终于发现DRAM控制器的一个比特位有变化。原来这个寄存器大家都没动过，用的是原厂的初始值。没想到芯片版本更换之后，可恶的Marvell把那个宝贵的初始值改了，害死了我们。
找到问题，解决变得轻而易举。软件立即着手编译版本，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新的软件一发布，这个重大问题立马解决，总算有了个圆满的结局。
最初的NS-100已经支撑了四年，虽然其中历经了NS-100+, NS-100P等静悄悄的硬件升级，性能已经比当初提高了不少，不过只有三个百兆端口，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了。
在这个背景下，设计一款全新的产品，提高竞争力已经是当务之急。公司新来的产品经理，Lee Klarich，具体负责这个产品。Lee很瘦削，不苟言笑，经常和我们这帮工程师争吵，一付美国愤青的样子。
当时项目多，硬件工程师也排不过来，因此还是由我来负责硬件设计。经过NS-1000项目，我对硬件的理解和掌握提高了很多。之前Neptune芯片一直用双端口SRAM，RAM的另一边接到系统控制芯片(Marvell)的Local bus上，所有的包都用DMA引擎传输到这片SRAM上。但是原本系统控制器的Local bus是用来连接启动ROM等低速芯片的，CPU存取这片空间存在性能瓶颈。
我的第一个设想是用CPLD来模拟DRAM接口，这样SRAM就可以直接接到DRAM总线上，不仅总线带宽由32位加宽到64位，而且支持同步burst模式，数据包的存取性能一下子提高了八倍。
第二个想法是充分利用两条独立的PCI总线，把8个MAC设备分别挂到两条总线上去，这样PCI的传输速度又提高了一倍。
老毛是个电脑爱好者，对台湾产的主板能够超频交口称赞，一直鼓捣我也在硬件上加入这个功能。我被他的喋喋不休给弄烦了，这次就依他所愿，也加入软件超频的功能。
板子设计非常成功，第一个版本就全部验证通过，而且FCC/UL测试都没有问题，直接可以投产。这是Netscreen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而且性能测试超出所有人的预料，NS-200用一个低端350MHz MIPS CPU，把NS-500的配有L2缓存的高端系统给干掉了。
我和老毛开始玩超频，发现把PCI的时钟从33MHz超频到37.5MHz，小包性能一下子从60Mbps升到100Mbps的线速，哥俩都非常得意。正准备拿出去测试忽悠一下，让另一个产品经理Gregory知道了，在公司里面大声嚷嚷说我们俩作假，只有Yuming的代码才能跑那么快。Gregory也是元老级员工，让他这么大嘴嚷嚷，结果这一“伟大”的功能无疾而终。
NS-200顺利投产，Lee根据两种不同的配置，分别命名为NS-204和NS-208。因为性价比较高，客户很快接受了这款产品，公司开始大量出货。
3个月后，不少客户发现在流量大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不断的系统重启，可是测试部根本无法复现。情况开始变得比较紧急，Ting怀疑是硬件问题，邓锋决定派我去客户现场处理。
时间紧迫，客户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Verisign公司，我出发时已经是下午6点，转了一次机，等飞到Dulles机场，正好是当地时间早上7点。一分钟不能耽搁，销售过来接我到Verisign，他们刚刚上班。客户见到我很高兴，说终于等来了带示波器的家伙。在客户现场确实可以看到系统重启的过程，不过我还是一筹莫展。下午，Ting打来电话，说已经可以复现了。原来之前一直是用Smartbit灌流量，后来才想到用一个实际网络模拟软件Chariot很快就能复现。
我又急忙赶回去。已经两天一夜没合眼，困得要命，还好买到了直达航班的票，而且由于时差的缘故，下午6点的航班到旧金山是晚上8点。到了机场，没有回公司的车，打了个的，结果刚出机场计价器就跳个不停，到了San Mateo, 我心里实在承受不住了，要求司机找个路口下车。然后打电话让老葛过来接。夜里9点多了，老葛还没下班。他负责平台软件，因此和我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到了公司，才知道之前不能复现还有一个原因，测试组用的是第一批生产的平台，而只有最近出厂的产品才有问题。
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两者的差别。最后还是我们的元器件工程师Alex，一个和蔼可亲的俄国佬，发现新批次的Marvell芯片是B3版本的，而最初的产品用的是B0版本的。
这就好办了，老葛把寄存器全部dump出来，我们一个个地对比。终于发现DRAM控制器的一个比特位有变化。原来这个寄存器大家都没动过，用的是原厂的初始值。没想到芯片版本更换之后，可恶的Marvell把那个宝贵的初始值改了，害死了我们。
找到问题，解决变得轻而易举。软件立即着手编译版本，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新的软件一发布，这个重大问题立马解决，总算有了个圆满的结局。
2002年我开始构思下一代高端平台。NS-5400和Saturn毕竟有许多先天的不足。这段时间公司并购了一家做IPS的公司，叫OneSecure。 OneSecure的创始人是Nir Zuk， 一个以色列人，之前在Checkpoint干过。我就在考虑如何能够在一个系统里同时支持Firewall和IPS，甚至包括和Trend Micro合作的病毒防护功能。把别人的软件融合到ScreenOS里是不现实的，软件升级很麻烦，bug又多，还把整体性能给拖下来了。
因此我设想规划四个内部处理模块，除了防火墙主控CPU外，还可以支持另外三个CPU板，板间通过Xilinx FPGA的Rocket I/O串行总线相连，拿ASIC和一颗大FPGA组成交换总线板，前面板还有固定端口和4个接口扩展槽 。有了三个CPU板，类似IPS和AV的处理功能就可以跑在各自独立的操作系统上了。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优越和超前的设计。后来Netscreen的IPS主要通过这个平台销售，始料未及的是，客户大多买的是独立的IPS系统，因为通过三块双CPU卡加速的IPS性能已经可以与一些专业硬件加速的平台相竞争。
我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代码名，叫Tasmania。 原因是公司每年都有President Club，拉业绩优异的销售去风景优美的地方有吃有玩，让我们一帮工程师十分眼热。他们也请工程师，不过只请支持过项目的工程师，而且每年就一个名额，那就只有测试组的人才有资格参加。那一年，他们去的是澳大利亚的Tasmania岛，我留了这个私心，希望产品大卖的时候那帮销售能够想起我来，不过到我离开，这个心愿也没有实现。
这个设计构想没有异议地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不过后来Raymond找到邓锋，担心Rocket I/O技术太新，会有风险。在他俩的坚持下，第一版还是用传统的FIFO bus作为主数据通道，但是我还是要求FPGA一定要支持Rocket I/O，可以不用但是生产时要可以测试。多年后，我离开了Juniper，老兄弟聚会的时候，有人还提起幸好当年留下了Rocket I/O，解决了板间互联的性能问题，这个平台才能支撑那么久。屈指一算，ISG-2000在市场上活跃了八年，可谓长寿矣。
这次做ISG-2000，软件方面又是老搭档老黄来负责。其实当时整个软件部门也在讨论大的改变。创业时柯严写的ScreenOS操作系统，修修补补多年，已经不敷使用。首先要解决的是内存保护的问题，不然一个飞指针就能把系统搞死，太可怕了，尤其是代码量越来越大，新手不断进入，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2000年底，老毛介绍了他的南开学弟陈怀临加入Netscreen。陈怀临就是现在大名鼎鼎弯曲评论的创始人，不过当时他既不姓陈，也不叫怀临。他在这个项目上的工作就是给ScreenOS加上内存保护，基本上是改变直接寻址的模式，转而用虚地址和MMU映射，一旦发生内存overwrite，CPU会启动Exception，这样就可以定位问题了。
ISG-2000用的是PowerPC G4，而且麻烦的是，为了追求性能，我设计了两片处理器，跑在一个LVTTL并行总线上。从电路设计上，这是我遇到最难的一个，原因是信号的终结termination非常麻烦，因为是T形总线。后来的串行技术，就算速率再高，比起这个几乎就没有太大技术含量了。
当时我还年轻，火气也比较大，遇事不服输，系统不稳定，陈怀临怀疑是硬件问题，我就和他争辩。他吵不过，干脆要port一个Linux来验证。邓锋是学并行计算出身的，他推荐我读了一本处理器原理的权威著作，最后我也弄明白了Cache, MMU的工作原理，因此能够读懂Exception寄存器的含义了，算是一大收获。
这个项目上我基本上只负责架构，我们硬件组的Edward, Scott Chastain和机构工程师Eugene负责具体的设计。技术的挑战最终提升了整个团队的个人和团队协同作战能力，这是第二个收获。
几经周折，这个系统终于发布了，而且大获成功。
因此我设想规划四个内部处理模块，除了防火墙主控CPU外，还可以支持另外三个CPU板，板间通过Xilinx FPGA的Rocket I/O串行总线相连，拿ASIC和一颗大FPGA组成交换总线板，前面板还有固定端口和4个接口扩展槽 。有了三个CPU板，类似IPS和AV的处理功能就可以跑在各自独立的操作系统上了。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优越和超前的设计。后来Netscreen的IPS主要通过这个平台销售，始料未及的是，客户大多买的是独立的IPS系统，因为通过三块双CPU卡加速的IPS性能已经可以与一些专业硬件加速的平台相竞争。
我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代码名，叫Tasmania。 原因是公司每年都有President Club，拉业绩优异的销售去风景优美的地方有吃有玩，让我们一帮工程师十分眼热。他们也请工程师，不过只请支持过项目的工程师，而且每年就一个名额，那就只有测试组的人才有资格参加。那一年，他们去的是澳大利亚的Tasmania岛，我留了这个私心，希望产品大卖的时候那帮销售能够想起我来，不过到我离开，这个心愿也没有实现。
这个设计构想没有异议地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不过后来Raymond找到邓锋，担心Rocket I/O技术太新，会有风险。在他俩的坚持下，第一版还是用传统的FIFO bus作为主数据通道，但是我还是要求FPGA一定要支持Rocket I/O，可以不用但是生产时要可以测试。多年后，我离开了Juniper，老兄弟聚会的时候，有人还提起幸好当年留下了Rocket I/O，解决了板间互联的性能问题，这个平台才能支撑那么久。屈指一算，ISG-2000在市场上活跃了八年，可谓长寿矣。
这次做ISG-2000，软件方面又是老搭档老黄来负责。其实当时整个软件部门也在讨论大的改变。创业时柯严写的ScreenOS操作系统，修修补补多年，已经不敷使用。首先要解决的是内存保护的问题，不然一个飞指针就能把系统搞死，太可怕了，尤其是代码量越来越大，新手不断进入，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2000年底，老毛介绍了他的南开学弟陈怀临加入Netscreen。陈怀临就是现在大名鼎鼎弯曲评论的创始人，不过当时他既不姓陈，也不叫怀临。他在这个项目上的工作就是给ScreenOS加上内存保护，基本上是改变直接寻址的模式，转而用虚地址和MMU映射，一旦发生内存overwrite，CPU会启动Exception，这样就可以定位问题了。
ISG-2000用的是PowerPC G4，而且麻烦的是，为了追求性能，我设计了两片处理器，跑在一个LVTTL并行总线上。从电路设计上，这是我遇到最难的一个，原因是信号的终结termination非常麻烦，因为是T形总线。后来的串行技术，就算速率再高，比起这个几乎就没有太大技术含量了。
当时我还年轻，火气也比较大，遇事不服输，系统不稳定，陈怀临怀疑是硬件问题，我就和他争辩。他吵不过，干脆要port一个Linux来验证。邓锋是学并行计算出身的，他推荐我读了一本处理器原理的权威著作，最后我也弄明白了Cache, MMU的工作原理，因此能够读懂Exception寄存器的含义了，算是一大收获。
这个项目上我基本上只负责架构，我们硬件组的Edward, Scott Chastain和机构工程师Eugene负责具体的设计。技术的挑战最终提升了整个团队的个人和团队协同作战能力，这是第二个收获。
几经周折，这个系统终于发布了，而且大获成功。
市之后，大家都松了口气，晚上和周末加班的人越来越少，停车场上的豪车也越来越多。不过出于惯性，加上911后外面的机会很少，我们就继续这么呆着，错过了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好时代。
邓锋还是很有追求的。他应该早就看出一些问题：上市后，为了维持股价，满足贪婪的华尔街对利润的追求，Robert他们减少了在研发上的投入，邓锋也无能为力。不久，我们发现这个老兄居然拿起一本GMAT的书，在办公室里做题。他倒也不避讳，直言准备读MBA，后来被最有名的宾州大学的Wharton School录取。
他也在主动寻找替代自己的人。Frank Marshall向他推荐了Cisco的一个VP，Anson Chen。Anson是台湾人，在Cisco算是中国人级别最高的一个。他来后，首先邀请我们品尝了一圈雪茄，然后推荐大家去买名表，整个一个富家公子气。接下来是搞新操作系统。当时Cisco推出高端产品时，拿出了一个基于QNX的新IOX操作系统。我们也跃跃欲试，陈怀临也是当时的QNX鼓吹者之一。
不过新的操作系统还没整出来，04年公司就被Juniper以四十亿美金的高价收购了，整个项目无疾而终。那时邓锋已经转任首席战略官，这项并购应该就是他操的盘吧。
并购之后，Robert, Mark Smith, David Flynn ,邓锋，柯严相继退出了，我赶上了一个机会，为Juniper在中国创办研发中心，从此开始了海归的生涯。
邓锋还是很有追求的。他应该早就看出一些问题：上市后，为了维持股价，满足贪婪的华尔街对利润的追求，Robert他们减少了在研发上的投入，邓锋也无能为力。不久，我们发现这个老兄居然拿起一本GMAT的书，在办公室里做题。他倒也不避讳，直言准备读MBA，后来被最有名的宾州大学的Wharton School录取。
他也在主动寻找替代自己的人。Frank Marshall向他推荐了Cisco的一个VP，Anson Chen。Anson是台湾人，在Cisco算是中国人级别最高的一个。他来后，首先邀请我们品尝了一圈雪茄，然后推荐大家去买名表，整个一个富家公子气。接下来是搞新操作系统。当时Cisco推出高端产品时，拿出了一个基于QNX的新IOX操作系统。我们也跃跃欲试，陈怀临也是当时的QNX鼓吹者之一。
不过新的操作系统还没整出来，04年公司就被Juniper以四十亿美金的高价收购了，整个项目无疾而终。那时邓锋已经转任首席战略官，这项并购应该就是他操的盘吧。
并购之后，Robert, Mark Smith, David Flynn ,邓锋，柯严相继退出了，我赶上了一个机会，为Juniper在中国创办研发中心，从此开始了海归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