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什么样的医生

怕自己即将成为托尔斯泰笔下那种很典型的医生，沉浸于空洞的形式主义，诊断时只会生搬硬套，完全忽略更大程度上的人性意义。（“医生们来看她，有时各人单独地来，有时大家举行会诊，用法语、德语、拉丁语说很多的话，他们互相批评，按照他们看得出来的病症开出各种各样的药方，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那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他们完全不能够了解娜塔莎病中的痛苦。”[插图]）一位刚被诊断出脑瘤的母亲来找我。她很困惑，很恐惧，完全不知所措。当时的我筋疲力尽，全然不把她放在心上。我匆忙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向她保证手术一定会很成功，也安慰自己说没时间详细地解答她所有的问题。但我为什么没有抽出时间呢？曾经有个脾气特别暴的兽医病人，拒绝众多医生、护士和理疗师的劝告，结果，他背上的伤口破裂了，正如我们警告的那样。我当时在手术室，被叫了出去，帮他缝好裂开的伤口。他痛得嗷嗷大叫，我心想：他活该。

没人是活该的。

我知道，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插图]和理查德·塞泽尔[插图]曾经承认他们干过比我更坏的事情，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安慰。我发誓要做得更好。满目的人间悲剧与痛苦失败，我真怕自己已经看不见人类关系最非凡的重要性了，不是病人和家属之间的关系，而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专业技术出色是不够的。人人终有一死，作为一名住院医生，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导病人或家属去理解死亡或疾病。要是一个病人脑出血，救不了了，送到医院来，神经外科医生与家人的第一次谈话，可能将永久决定他们对这场死亡的感觉，有可能是平和地接受（“也许他该走了”），也有可能是痛苦的遗憾（“那些医生根本不听我们说！他们都没努力去救他！”）。要是手术刀没有用武之地，外科医生唯一的工具，就是言语。

严重的脑损伤会带来超乎寻常的痛苦，而家人的痛苦往往要胜于病患，看不到完整意义的，不仅仅是医生而已。围绕在床边的家人，看着他们亲爱的人头部面目全非，脑子完全伤成一团糨糊，他们通常也看不到完整的意义。他们看到的是过去，是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回忆，因为当下遭遇而感受到的更深的爱，全都由眼前这具躯体所代表。我看到的是病人可能面对的未来，通过手术在脖子上开个口子，和呼吸机连在一起；肚子上开个洞，黏糊糊的液体一滴滴流进去；可能要经历很长很痛苦的恢复过程，还不一定能完全恢复；有时候，更有可能的是，根本变不回他们记忆中的那个人了。在那样的时刻，我抛弃了平时最常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死神的敌人，而是使者。我必须帮助这些家人明白，他们所熟知的那个人，那个充满活力的完整的人，现在只存在于过去了，我需要他们的帮助，来决定他/她想要的未来：轻松地一死百了，还是一袋袋的液体这边进，那边出，尽管无力回天，却可以苟延残喘，用机械和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