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豫让:再无“士为知己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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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提及“刺客”,人们大概最先想起的就是那个刺杀秦王的荆轲,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传颂他慷慨悲歌的英雄气概。实际上,在《史记• 刺客列传》中所记载的数位刺客中,荆轲是为最失败的一位。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相比其他几位刺客,荆轲本人所付出的代价最小,而雇主和其他人为刺杀所进行的“花费”却最大:刺杀目标秦王没死;樊於期献出了自己的人头为诱饵;田光为保证刺秦不泄密而自杀;高渐离被弄瞎双眼后又被始皇帝所诛;史书中没有交代荆轲助手秦舞阳的下场,不过想来这位小哥儿的尸体不会比荆轲的完整;燕太子丹的代价最大,荆轲刺秦实际上加速了燕国的灭亡。

而荆轲之所以名气最大,不过是因为他刺杀的对象名气最大——秦始皇。

当然,本文并不是来黑荆轲的,笔者的目的,是要通过更为典型的一位刺客,来展现一个时代的风貌。

这个时代叫“先秦”。

更精准地说,是“春秋战国”。

而这个人,叫豫让。

先看一下豫让的简历——


姓名:豫让

时代:春秋末叶

国籍:晋国

身份:智氏家臣

雇主:无,自愿

目标:赵勿恤,即赵襄子,晋国赵氏家族宗主,赵国实际开创者

武器:匕首、长剑

计策:乔装、埋伏、自残

结果:失败自杀

春秋以来,周天子权威逐渐丧失,各诸侯国之间征战频繁,而各国内部的血腥争斗也是层出不穷。领土占据今山西、河北、河南的超级大国——晋国,渐渐走向分裂。晋国国君势衰,国家政治由十几家卿大夫把持,这些卿大夫之间相互攻伐,又由十几家减少到六家,分别是: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韩氏和魏氏。六家宗主共同执掌晋国朝政,合称“六卿”。

豫让即晋国人,身为最低级的贵族——士,自幼练就了高超的武艺,是一名典型的武士。他先投到范氏门下,却不得重用,于是又转投中行氏门下,依旧不得重用。不久,智氏带领赵、韩、魏三家,灭掉范氏和中行氏,瓜分了两家的封地。于是,豫让又转投智氏门下,成为智氏家臣。

此时的智氏宗主就是大名鼎鼎的智伯,名“瑶”,又称“智伯瑶”。当时晋国人乃至天下人口口相传,称智瑶有‘五美’:身材高大,仪表魁伟;勇武善射,惯能驾车;力过常人,武艺超群;能言善辩,文辞华美;坚决果断,勇猛刚毅。有此五美,简直就是完人。但一位智氏家臣却认为,智瑶虽然有此五美,但为人凶狠,不是个仁爱的人,所以他的五美反而会成为祸害。于是,当年智瑶的父亲立智瑶为太子后,这位家臣就带着自己的宗族逃到了秦国,改头换面,与智氏家族脱离了干系。

然而,智伯很欣赏豫让,豫让也很尊重智伯,君臣关系十分密切。

在智伯的经营下,智氏一家独大的局面日益形成。智伯位居晋国正卿,地位在其他三家卿大夫之上,大权独揽,风光无限。但其跋扈性格越来越不知收敛,一心灭掉赵、韩、魏三家从而独霸晋国,常以各种借口向三家索要人口和财物,并侵占他们的封地,还以最高执政的身份号令三家携带家兵与卫国、郑国、齐国等大国交战,妄图以此来削弱他们的实力。其中,受其屈辱最重者,是赵氏宗主赵勿恤,即史书所称赵襄子。

智伯的残暴行径,虽然达到了一些削弱对手的目的,但也逼迫得赵、韩、魏三家懂得了“唇亡齿寒”的道理。三家遂在私下里秘密联合。不久,智伯胁迫韩、魏两家一同攻打拒绝交出土地的赵氏,智氏、韩氏和魏氏三家联军将赵氏围困于晋阳(今山西太原),长达两年之久。期间,智伯曾水灌晋阳,赵氏一族苦不堪言,甚至到了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的地步,但因畏智伯的凶狠残暴,始终无一人出城投降。

因为韩氏和魏氏的据城之外都有河流,而且智伯也流露出过将以同样的手段对付韩、魏的意思,于是在赵氏家臣的策反下,韩氏和魏氏忽然倒戈,同晋阳城中的赵氏一同反攻智氏,将其击败。而后,赵氏诛灭智氏一族,智瑶身死国灭,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智氏家族的封地。

然而,饱受欺凌的赵襄子对智瑶恨得咬牙切齿,于是,砍下了他的头颅,涂以胶漆,做成了饮酒的器具,以此方式来泄愤。因智氏已被灭族,所以赵襄子并不担心遭受报复。

树倒猢狲散。智氏灭族,众多家臣四散奔逃,纷纷投靠其他大夫和诸侯。

豫让没有选择和那些家臣一样的路,他孤身一人逃到山中,然后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他认为自己受智伯知遇之恩,理应为其复仇。

于是,他在自己脸上刺字并自宫,然后改名更姓,乔装成受过刑的人,来到赵襄子宅邸中,负责管理厕所,伺机刺杀赵襄子。

这天,赵襄子来到厕所门外,忽然感觉哪里不对劲(第六感觉极强),一阵心慌,急忙叫来卫士。

卫士冲进厕所,拉出了握着匕首的豫让。

赵襄子质问豫让:“为何行刺我?”

豫让说:“豫让为智氏家臣,自然要为死去的主公报仇!”

左右卫士一听,拔剑就要杀豫让。赵襄子却阻拦说:“先生真乃义士!智氏已经身死族灭,先生身为家臣却不忘为主君复仇,这不就是天下之大贤吗!——你们不要杀他,以后我多加小心,避开他就是了!”随之便让人将其释放。

受此不杀之恩,豫让却依旧没有放弃为智伯报仇的念头,可赵襄子已经见过自己,记住了自己的容貌和声音,行刺的难度更大了。于是,豫让将具有腐蚀性的漆涂在身上,让皮肤长出痈疮并溃烂,又吞下烧红的木炭弄坏喉咙,而后穿上破衣烂衫,乔装成乞丐,从自家门口经过,遇到了自己的妻子,妻子却完全没有认出他就是失踪已久的丈夫。

不久后,他在街上遇到了自己的一位故友,故友认出他来,放声痛哭道:“以你的才华去服侍赵氏宗主,一定会受到他的重用,又何必把自己弄得这样悲惨呢!”

然而豫让却说:“投到赵氏门下却又一心想着杀他为的前一位主公复仇,这便是虽身为人臣却怀有二心,断不可取!况且,我做出这样的痛苦的举动,甚为艰难,而我正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诫那些怀有二心的人臣!”说罢,豫让离开朋友,继续去寻找机会刺杀赵襄子。

不久,赵襄子出行,来到一座桥前,坐骑忽然受惊,赵襄子便让卫兵到桥下的芦苇荡中去搜,果然将豫让拖了出来。

见到面目全非的豫让,赵襄子又急又气又悲又敬,不由十分委屈地问道:“先生以前也曾侍奉范氏和中行氏,后来智瑶灭掉他们两家,先生不但没有为他们报仇,还成为了智氏家臣,为何我杀了智伯你便紧抓着不放?为何独独恨我到这种地步!”

豫让随即回答道:“范氏、中行氏对待我像是对待普通人,所以我就用普通人的方式报答他;智伯对待我像是对待国士,所以我就用国士的方式报答他!”

赵襄子听了,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说:“先生为智伯复仇,已名扬天下,我释放先生一次,也得到了世人赞誉——得到这些,你我二人都应该满足了!如今先生又来行刺,恕我终究不能再将你放过!”

豫让则说:“今日受死,心甘情愿。只是豫让还请君侯将所穿衣物交给我,让我击杀衣物,以作复仇之意!”

赵襄子急忙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交给豫让,豫让把衣服放在地上,连刺三剑,而后仰天长叹:“豫让赴黄泉,可对主公有个交代啦!”

说罢,豫让自刎,倒地而亡。

豫让“士为知己者死”的故事,世世代代流传,成为“赵燕多慷慨悲歌之士”的代表人物。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豫让。比如明代的方孝孺。这位建文帝的老师曾写过一篇《豫让论》,对豫让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真正的君子,真正的义士,应该在主君活着的时候就对主君进行规劝,主君不听,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谏劝说,甚至是要“死谏”,直到主公改变主意,而豫让在活着的时候并未对主君进行死谏,死后却自残复仇,不过是沽名钓誉。

方孝孺的理由当然不充分。豫让的忍辱自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这本就不是沽名钓誉的事;而且,方孝孺是在智伯已失败的基础上对豫让进行指责,有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情感因素在其中。反讽的是,方孝孺说这话不久,燕王朱棣就造反了,杀了建文帝,登上皇位。而刚刚还在讥讽豫让的方孝孺却对此束手无策,没有自残,没有自杀,也没有所谓的“死谏”。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骂街。最终,朱棣急了,给他来了个诛十族、凌迟处死。

方孝孺的下场,正像他所批评的豫让那样:“徒然争死于其后(白白地在主公死后送死)”。甚至还不如豫让——他连毁容、复仇的胆量都没有。

再插进来一个小故事。

上文所说的赵勿恤,他的一位祖先,读者并不陌生,那就是在世界戏剧史上很有名的“赵氏孤儿”。不过,与戏剧中的开端不同但更为可信的史料是:晋国国君晋景公,为加强自身权力,一心削弱强大的赵氏家族,于是联合其他贵族一同攻伐赵氏,赵氏遂遭“下宫之难”,几乎死伤殆尽。

韩氏宗主韩厥,曾受赵氏养育之恩,于是顶住各方压力,在大家都在落井下石地围攻赵氏时,拒不出兵,并设法救下了赵氏少主赵武,即“赵氏孤儿”。下宫之难后,韩厥联系到赵氏的友人程婴,以及幸免于难的赵氏家臣公孙杵臼,三人决定将赵氏孤儿抚养成人,有朝一日让其重续家族祭祀,并为族人复仇,除掉屠杀赵氏的屠岸贾家族。

但受晋景公重用的屠岸贾誓将赵氏家族斩草除根,正紧锣密鼓地追查赵氏孤儿的下落。于是,程婴决定献出自己儿子以保全赵氏血脉。

这时,公孙杵臼问了程婴一个问题:“慷慨赴死和忍辱复仇,哪个容易,哪个困难?”

程婴的回答是:“慷慨赴死易,忍辱复仇难!”

随之,公孙杵臼说:“那就把容易的事情交给我,苦难的事情交给先生做吧!”

而后,程婴向屠岸贾告发公孙杵臼私藏赵氏孤儿,屠岸贾信以为真,派人搜出婴儿并将其杀死,公孙杵臼则大骂屠岸贾,然后触阶而死。

《赵氏孤儿》的故事也说明了一个现代人基本上不会理解的道理:当面临一些抉择时,对于一些人来说,死不但难,而且可怕;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死并不难,难的是忍辱偷生而后复仇;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寻仇也不难,难的是心安,而且理得。

豫让还说“忠臣有死名之义”,隐含的就是这个道理,方孝孺死之前,怕是要羞愧自己曾经那样得诋毁豫让先生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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