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总体落后的根源在哪里？

60多年以来，中国就一直跟在世界先进国家后边“爬”。在如下关键的十类科技领域里，都没有“原创性专利”，在实用技术上也都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

一、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科学研究解决的是未知领域的研究。它攻克周期长，投入见效

慢。但一旦突破将会带动出一批新兴应用领域。

二、材料科学研究和制造技术。耐高温、耐高压、材料；耐腐蚀、耐辐射材料；比重小

强度高的材料、以及新型隐形消声材料等。

三  电脑信息技术。独立自主的纯汉字电脑信息系统，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此项不单涉

及到电脑芯片的制造技术，还涉及到必须把汉子楷体系统，更新升级为“意、音双表新体汉字”系统。

四、空间技术。制导技术和抗干扰技术、夜视设备、航天医学设备等。

五、高性能发动机研究和制造技术。汽车、火车、舰船、飞机、火箭等发动机。

六、基因工程研究和制造技术。基因遗传、合成、分拆、移植转接技术。为生物工程新药物研制提供理论技术支撑。

七、生物工程研究和制造技术。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居十分重要地位。加强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的研究。发现、培育、发展新物种，新品种，为农牧业跨越发展及提高农牧业产品质量品质提供技术支撑；为研究发展新医药、新疫苗为保障提高人民健康提供坚实保障。

八、能源研究和制造技术。例如，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光电产品、体积小容量大的蓄能设备、高能高效车用电瓶。

九、检测和操作物理或生物用的仪器、设备。

十、精微机器制造技术、宏大机器制造技术、险恶环境中的机器制造技术。

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历史的阶段”的今天，支撑国家生存的基础是生产企业。企业发展进步，国家就发展进步；企业生产能力强大，国力就强大；企业停滞、衰微，国家就停滞衰微。而决定企业兴衰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科学技术的运用。哪个企业的生产科技含量最高，哪个企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就最具有竞争的优势，力量就最强大。一个国家的优势企业越多，这个国家在国际力量的对比上，就越占优势。

60多年来，中国与美、欧、日、俄的国力对比，为什么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就是因为在以上10项关键的科技领域里，都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为什么在以上10个关键的科技领域里都落后呢？是因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起步晚”吗？是因为“外国的科技封锁”吗？是因为“没有重视文化、科技教育”吗？是因为“政府的科研经费投入不够”吗？是因为中国不懂得“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吗？是中国人没有外国人聪明吗？。。。。。。。。。。都不是。

 

总结现代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只有在财产私有制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里，并且正确而充分地利用了“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时候，才能逼着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产业家、社会管理者和科学技术研究者们，对新的科学技术有迫切的需求。才逼着国家政府为科学创新，提供合适的社会条件。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需如下3个前提条件，缺少一条都不行。

1、财产私有制为主的大工业商品经济体制；

2、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等方面，不是垄断体制，而是都能正确运用“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法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体制；

3、  发明、创新、使用科学技术，所承受的风险责任和所得到的利益，都定位到私人。

一个国家如果具备了上述3个前提条件，社会上的每个人、每个企业、事业和政府部门的官员，都会积极倡导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来解决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提出的难题；也会有巨大的利益，吸引着私人或政府为发明创新项目提供足够的开发资金；也会使国家政府出台支持发明创新的宣传、教育、科研、奖励、等等政策。由此造就了有利于发明创造的良好的社会基础，就有了足够的科学技术人才储备和人才供应。这样，就使具备了上述3个前提条件的国家，进入了“高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他们国家的现代科学技术，出现了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为“知识大爆炸”。西方科技发达的国家，之所以走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和中东富国的前面，就是因为他们率先具备了上述3个前提条件的缘故。

在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存在着支配社会一切的两个普遍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

企业生产商品的目的，并不是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追求利润。企业只把满足社会需要，视为追求利润的一种途径。企业为什么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呢？因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能给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并能战胜市场竞争对手。所以，要让新的科技用到物质生产上，前提是：1、这种新的科学技术能给商品生产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如果这种科学技术不能给商品生产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商品生产企业就不会采用这种科学技术。2、商品生产企业具有使用新的科学技术的需求；如果生产企业没有对这种新的科学技术的需求，新的科学技术再先进，也只能束之高阁，成不了新的产品，就无任何意义了。 

企业对于新技术的需求，不是社会需要引起的，而是市场竞争规律逼出来的。没有市场竞争的逼迫，商品生产企业，是不会自然产生对新技术的需求的；相反，使用新技术是要先垫大量资金和冒可能赔本的风险的，所以，商品生产商，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主动使用新技术的。

因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利润就是他的生存基础；一个企业的运营，如果没有利润，这个企业就会亏损，亏损严重后，后备资金不能弥补，再生产循环就会中断，企业就会倒闭。企业追求利润的手段主要有如下几项：1、节约原材料；2、减少运输费用；3、降低包装成本；4、改进生产技术；5、创造新的产品；6、延长劳动时间；7、压缩劳动者的工资；8、控制市场。

   第6、7项，由劳动力市场供、需规律决定，不是由企业主完全决定的。只有1---5项，可以由企业主自由抉择。抉择的效果如何，是由科学技术的含量决定。也就是说，1---5项，只有靠提高生产技术来解决，才能取得最好的收益。因此，凡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都把使用新的科学技术，作为追求利润的主要途径。控制市场，包括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销售产品的“性/价比”，提高市场竞争力，打败竞争对手。这里最好的手段，就是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产品的“性/价比”。另一种是通过某种特殊的权力垄断原、材料或产品销售市场，取得超额利润。这种方法，不需要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就可以得到高额利润。所以，“垄断”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巨大障碍，凡是科技发达的国家，都实行了“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由此可见，企业对先进科技的需求，是由“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形成“优胜劣汰”机制后，才逼出来的。例如，美国、日本的显示器生产厂，是私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在“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下，工厂主为了在全球显示器市场竞争中取胜而不被淘汰，就必须以社会的需求作为产品生产的目标，以市场的潜在需求为产品升级换代的发展方向。这样，工厂主就不得不订出显示器发展的目标和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建立显示器技术发展研究所，实行“生产第一代产品的时侯，就试产第二代产品；在试产第二代产品的时候，就研究开发地三代产品”的经营战略。所以，在显示器出现80年以来，显示器由电子管黑白显示器，发展为电子管彩色显示器，再发展成液晶黑白显示器，再发展成液晶彩色显示器，再发展成等离子彩色显示器；由100万像素的发展成500万像素的。同时，每一项新的科技发明产品，都需要有一个新的零件产品的供、需利益链。这个新的零件产品的供、需利益链，必须是由新的科技发明产品生产企业牵头建立起来。这种供、需利益链，包括四个内容：1、技术交流链；2、零件产品供、需链；3、收益交换和利益分配链。4、科技新产品的产、销利益链。其中有一项不成，新的科技产品都不能出世。所以，新科技的发明和利用，不是单个人的行为就能成功的，而必须是社会行为。一项新科技的开发利用，可以带动全社会的普遍发展进步。这样，商品生产企业的追求利润的主观行为，却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作用。中国的国营家电企业很多，中国的家电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是，40年来，在显示器的发展上，没有一点是中国创造出来的。原因在哪里？不值得反思吗？

除此“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经济作用”之外，国家在军事上的需要和政治上的需要，也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起一些促进作用。这类作用，可以叫做“军事作用”或“政治作用”。这类“作用”，一般是由国内或国际之间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逼出来的。这种因素，会使国家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立和发展国营军事科技企业，并且也能使军工科技得到一时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它脱离了社会总体经济体系，会随国家的支持资金的增、减而发展或衰落；也会使社会工业经济畸形发展，使社会经济失衡，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这种畸形的科技发展，阻碍社会正常发展，是不能持久的；并且，这种国营的军工企业，如果管理不严，就会成为消耗纳税人的钱财的无底洞，不是增强国家力量，而是消弱国家力量。

这样，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在 “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下，就出现了如下规律：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两种事物互相促进的发展，又促进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给人民带来巨大实惠。

因此，世界上，哪个国家率先发展成商品经济的社会，哪个国家就率先发展科学技术，使他们的国家率先强盛起来。

由于中国长期停留在小农业经济社会阶段，比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落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所以，中国的古代科学文化宝库里的很多初级发明成果，就被他们国家抢先开发利用了。成了推动他们国家快速发展强盛的巨大“能源”，也成了他们战胜中国和大量掠夺中国土地、矿产资源、人才、钱财、消灭中国文化，使中国加速衰落贫穷的锐利武器。他们进入工业化时代、热兵器时代，中国还处在农业时代、冷兵器时代。机器对手工、大炮对大刀，他们能不占优势吗？为了转弱为强，中国就奋起追赶他们，向他们学习，学到了不少现代文化和技术，现在也终于进入工业化时代、热兵器时代了。但是，跟着别人屁股后边爬，是永远要落后三步的。因为人家不会让你追上来的。所以，中国工业化，还没“化”完。人家又进入了更先进的时代-----“信息化时代”了，中国又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这样的反差，使他们国家迅速强盛富足起来，使中国迅速衰弱贫穷下去了。

中国虽然在最近30年以来，由小农业经济社会，基本进入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了。

却没有建立起与大工业商品经济运行，完全适应的经济体制，建立的却是违反大工业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以垄断为主导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积极作用，受到了严重抑制。

   所以，占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大企业和科研主导地位的科研机构，都是国营企业和国家包办的事业单位。中国的国营企业老板，都是国家政府任命的，任期有限，所以，根本没有长期发展企业的利益动力和思想动力，能有维持现状的“责任心”就算是好的了。国营企业的领导者，不是眼睛盯着市场，而是眼睛盯着“上级领导”。一切按上级的“指挥棒”转，“拨一拨，转一转；不拨就不转”。所以，他们宁愿多花百倍的钱去买外国的二流技术，也不愿“冒”自己研究和开发新技术产品可能出现的“风险”。况且，国营企业，都是“垄断企业”，从内部到外部，都不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办事，基本上是靠“老板的个人意志”指挥的；根本没有发达国家的“私营股份制企业”的那种严格的科学的运营机制和运营动力。

据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网站2013年11月12日报道：目前已知的数据显示，2011年，俄军用产品对华出口突破19亿美元，2012年亦有增长。俄国防产品出口公司领导层宣称，在新签的总额176亿美元的合同中，中国的份额为12%，这即是说，双方签署了逾21亿美元的新单。目前，已确切知道具体内容的合同总额为13亿美元，其中6亿来自对华出口52架米-171E多功能直升机，7亿为140台AL-31F航空发动机。央视台曾播出的《大国重器》一个新闻，如数家珍般地历数辉煌成就，虽然并非全是吹嘘，但是背后国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令世人瞠目。如航空工业，又是波音系列，又是空客系列，无论采购单价还是总金额，数字都高得惊人；再如汽车制造业，每每花高于国际正常价格的血本，成批采购人家的产品连带技术，其后也就有了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大繁荣”；船舶工业，钢铁行业，莫不如是。都是国家当冤大头买单，行业企业受益。当然，在这远高于国际正常价格的交易中，也让大批官僚一夜暴富。此种现象，2010年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里，在分析亿万富豪主要致富途径时，其中重要选项就是：“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最近曝光的还有，前段石油官员集体沦陷之时，就连带曝出一纽约王姓人家，花一亿美元采购石油设备，转身卖给中石油赚了十亿美元的奇闻。除此之外，在重器制造过程中，还有一个奇特风景：就是高端脑门一热想着那个了，用百姓血汗钱大把补贴；产能过剩得无以复加，高层拍拍脑门，还是掏百姓血汗钱大把补贴！其实，背离了独立自主，不管如何葸花爷钱，人家的核心技术仍会有所保留，刀把子仍攥在人家手中。这腐败掺着崇洋媚外的大国制造，36万亿国家公共债务，水漂打得也真冤哪！

中国的主要的大工业企业，例如电力、矿产、交通、军工、通讯、大型机器装备、电脑、飞机、火车等等产业，都是国营企业或者是中、外合资的。国营企业的产品生产和科技新产品的开发，不是靠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推动的，而是靠国家指令性计划从外部推动的。每一个新的科技项目，从研发到供、需利益链，都是由是由国家指令性计划事前安排的。所以，“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对这样的单位和企业，没有作用，因此也就不会出现“优胜劣汰”的机制。况且，所谓“国营企业”，实质上就是“官有企业”，“官有企业”必然成为一个特权集团的“私有企业”，他们打着全民所有的旗号，利用垄断特权，为自己一伙谋私利。所以，国营企业的干部、职工，绝大多数都是“世袭的”或“近亲繁殖的”，圈外的人，技术能力再高，也是被排斥在外的；它们的“在编职工”，都成了“工人贵族”，它们把“工人贵族”们不屑干的脏活、累活、险活，让给“临时工”或“农民工”去干。它们打着“为全民服务”的旗号，实际上是用全民的血汗养起来的“娇儿”。这类国营企业，在国际商品市场虽然是个失败者，但是在国内商品市场上，却是“霸主”。它不用发展科技，照样可以摄取“超额利润”。所以，这类企业，自身根本没有发展科技的动力。“中、外合资”的国营企业，外国的老板虽然可以把生产线带到中国来了，但是，他们既不会把他们的一流专利技术教给中国人，也不会再帮助中国在中国建立一个“零、配件”供、需产业链的；他们要坚持产品的主要零、配件都是他们国家出产的，产品的升级“研发机构”仍然留在他们的国家。这样，“中、外合资企业”就仅仅是一个成品“组装厂”，中国人只能做这种组装厂的工人。所以，他们的先进科技，一点也不会泄露到中国来。所以，中国在汽车制造方面，与日本、德国、美国、英国，搞了“中、外合资”，生产线都设在中国，40年过来了，汽车发动机和自动驾驶电传器件等关键部分，中国还是不会制造。在家电、电脑、医药等等方面的“中外合资”，结果也与汽车的情况一样。

世界上的任何私营企业，都不会使用无能的人占据关键工作岗位，也不会允许岗位冗余人员大量长期存在。因为这样会严重降低企业的竞争能力，威胁到企业的生存。而中国的国营垄断企业，在国内没有竞争对手，盈亏都是国家政府包着。所以，国营企业，就成了官员的提款机。国营企业的工作岗位人员安排，可以不按工作需要，而按“人际关系”需要进行。这样，就导致大量的冗员存在和不称职的人员存在，中国人的就业，就没有“公平、合理”可言了。这就造成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得不到合理的使用；用非所学的大学毕业生、博士生大量存在。这就使中国，不单大量的已有的初级发明成果得不到开发利用，大量的珍贵矿产资源不能被高效精细地开发利用，被廉价卖给外国人利用；导致出国留学生大多数不归，大量的人才外流。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曾表示，虽然中国已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发展成为人才资源丰富的大国，但目前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认为，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出国潮”中基本以知识精英构成的公派留学和自费留学人员目前回归的太少，而新一代以技术和资产为依托的出国人员还在大量流失。在世界高科技产业中心硅谷，软件公司的技术主管和实验室主任中有35％是华人。这样，中国的外移富民、高智商人才和“送钱大军”，成就了外国的科技发展，加强了外国的综合国力。中国失“血”，外国得“血”，中国羸弱了，外国养肥了。

因此，世界上现代科学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科学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可就是没有中国的较大的科学创新成果出现。60年来，中国大陆没有出现一个物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中、外合资办厂和引进外资，还造就了一个利益与外国的利益一致的“买办集团”。如果中国的科技发展得赶上外国了，中、外合资就没有必要了，这就直接危害了外国和这个“买办集团”的切身利益。所以，这个“买办集团”，就内、外勾结，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精英网”，使用一切手段，极力阻止中国发展科技，确实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这个“买办集团”已经成了外国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中国的科技落后，与这个“买办集团”有极大的关系。例如，中国的纯汉字电脑信息的创建，40年来停止不前，就是这个“买办集团”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外合资”办企业，在中国遍地开花，“花”开了近半个世纪了，却没有一“花”结出中国自主品牌的“果”；不仅如此，还被外国的科技套索，套得越来越牢，要想脱身都很难了，使中国成了外国的“科技殖民地”。“合资企业”的利润，“大头”被外国摄取，“小头”撇给中国，中国只落得个“外国人吃饺子，中国人喝汤”的下场。

中国的科研单位，都是国家建立和包办的，不是企业建立的。科研单位、科研人员，之间没有竞争，没有“优胜劣汰”；人员工资待遇和科研经费，都由国家供应，科研人员是“铁饭碗”，没有“优胜劣汰”的压力，也就失去了“力争上游”的动力；其研究题目，不是企业下达的，而是自己申请的或政府下达的。研究项目与企业需要严重脱节，跟不上世界快速发展的科技潮流。企业界和学术界，没有竞争和“优胜劣汰”，就必然出现停滞和腐败，于是“假冒伪劣产品”和 “假学术权威”泛滥。所以，一些在国内称霸的所谓“教授”、“学者”、“专家”之类的人物，一到国际的科学论坛上，就只有当“旁听生”的份了。

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大学和国营企业的科研所和科研团队，共有上千个，科研人员达300多万，2012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0298.4亿元，平均每人30多万元，居于世界各国投入科研经费总额的前列，这项巨额资金，都用在哪里了？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内，直接用于科研项目的资金比例仅为40%，科研经费有60%以上用于打点、会议、个人提成等非科研开支了。

中国虽然有一些民营企业，但是，在国营大企业，占主导和垄断地位的情况下，主要的关键的企业资源和科研资源，都由国家控制；民营企业，只能在国营企业的“夹缝中”生存，只是国营企业的“补充”。所以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都是中、小、微型企业，因此，中国的中、小企业寿命很短，平均寿命只有3.7岁。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既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科研机构，也没有能力牵头建立相关的新产品零件的供、需利益链，来保持本工厂的产品不断升级更新。

由于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很迅速的，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需要是随时随地变化的，对于新科技的需求项目是不计其数的，国家政府的硬性计划，既不能随机应变，也不能包罗万象，怎能随时跟上或超过社会需要的快速变化？

由于国营企业自身没有发展科技的动力，民营企业因又无力建立私营科研机构和无力牵头建立新科技产品的生产供、需利益链，而不能建立保持具有竞争力的科技产品生产厂。这样，中国的大多数的有钱人，就只好把钱用在购买外国的先进商品、购买外国债券、存入外国银行、购买外国破产企业、炒股投机、搞房地产或土建工程、挖山卖石，挖地卖土、贩卖商品、到外国承包土地、开办商店、租赁飞机、等等这类粗劣低级的买卖上和吃喝玩乐上。所以，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最好吃的“唐僧肉”，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慷慨的“送钱大军”，是世界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

除了中国的企业垄断体制阻碍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以外，中国的“学术圈子体制”和“跟风”特性，也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科研无罪”，这是世界常识。但是在中国，任何人在“学术”刊物或媒体上发表学术见解，如果不合“权威（政治的或学术的）”们的口味，就会被封杀；更别想得到官方的立项批准和物质上的支持了。

发明专利分为原创性专利（简称原创专利）和非原创性专利，我国原创性专利几乎没有。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在科研上投入的人力、物力，比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的都多，但是，只起了个“模拟”外国科技产品的作用。

而非原创性专利申请数量巨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但是被利用起来的却很少。

中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虽仅占中国企业总数5%以下，却为国家贡献了66%的专利和80%的专利新产品；而占95%以上的科技型国营垄断大企业，反而贡献很少。

由于在上述10个个基础的关键的科技领域，都处于落后状态。就导致了如下情况：中国满天飞的飞机，大功率的发动机都是外国产的；遍地跑的汽车，高性能的发动机也是外国产的；中国目前有5亿台电脑，电脑芯片都是美国的；中国的尖端医疗设备，全是买了外国的；万吨轮船和军用战车、坦克、战船、潜艇等等的高性能的发动机，都是进口外国的，都比外国落后1代或2代；中国的大部分高科技工业生产线，都是买了外国的或是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办工厂带来的；高速列车的关键部件和信息系统的关键部件，都是外国产的；中国的海底油田很多，却不能自己完全制造海上钻井平台，还要叫外国人带着海上钻井平台来开发。。。。。。。由此可见，所谓的“中国制造”，实际上是“中外合造”，中国就是一个“成品组装厂”；外国人造的是心脏和大脑，中国人造的是四肢和皮毛。外国人用大脑赚钱，中国人用两手赚钱。所谓的“经济大国”，是帮助外国人赚钱的大国、是廉价出卖地产原料和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大国。只要外国人看到不赚钱了，把在中国开办的工厂一撤或者“心脏”部件供应一停，“中国制造”就只剩下“低端商品制造”，“经济大国”也就随之消失了。今天的中国，刚摆脱了“土地殖民地”的地位，又陷入了“科技殖民地”地位，并且被外国的科技“绞索”套住了。在高科技制造方面，绝大多数的项目，都被外国卡住了“脖子”，所以，在国际市场上，基本丧失了竞争力，在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中，中国就处于下风，直不起腰来。1949年摆脱“土地殖民地”的地位时，宣布“站起来了！”，今天又陷入了“科技殖民地”境地，又“趴下去了”。一个人的孬、好不是靠自己吹的，而是由他周围的人们感觉出来的；一个国家的强弱，也不是靠自己吹的，也是由它周边的国家感觉出来的。周边国家对这个国家的态度，就是这个国家强、弱的“试金石”。今天，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把中国视作“唐僧肉”、“纸龙”，群起而蚕食和围攻之的现象，就是对中国又“趴下去了”的直接注解。

所以，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的基础的长久的力量不是国家投资和国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这一事实，从1970年以后，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纷纷把1960年以来把民营大企业改成国营的，又不得改成民营的反复过程中，得到证明。

中国的一些人，看不到或不敢承认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关系，把中国的科技落后，归咎于“科学教育”和“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不够，提出“科教兴国”和“原创立国”的口号。这些人没有认清，在今天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企业的需求之间的联系：

每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源于人们的实际需求。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遇到了难解的问题或产生了一种新的愿望，人们就要想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或实现这一愿望。于是，就寻求解决问题和实现愿望的办法。这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因。

例如，意大利的一个矿井的老板，发现他的矿井的抽水泵，干转抽不上水，是水泵坏了吗？换了新的水泵，还是那样，原因是什么呢？问了很多人，都不得其解。后来，他找了物理科学家伽利略，请伽利略帮忙找出原因。

伽利略，经过多次试验发现，抽水机在工作时，不能把水抽到10米以上的高度，他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存在“真空力”的缘故。他发现这个矿井的深度超过了10米，于是建议老板，用两个水泵，进行两级抽水。于是就解决了问题。后来，伽利略的助手托里拆利，进行了大量的实验，验证了空气具有重量的事实，证实了“真空力”。从1643年起托里拆利曾先后采用多种液体，设计了多种实验方式进行研究，如海水、蜂蜜、水银等都是他选用的对象。大量的实验证实了抽水机提升液体的高度，决定于液体的比重。

再如，1946年，美国人为了计算炮弹弹道的海量数据，于是就发明了电子计算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用的是玻璃真空电子管，总共用了18800个，占地1500平方英尺，总重达30吨。这么庞大复杂的计算机，不适应移动使用，必须缩小体积，才能适应移动使用。为了缩小电脑的体积，人们又发明了半导体晶体管，从而使电脑的体积大大缩小；可以用在计算空中移动目标的运行轨迹并控制导弹打击目标。但是，还不能适应放在导弹头上使用，于是又发明了硅晶微型电脑芯片。如今的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硅晶芯片，可以有几十亿个电子元件。这样，就可以用在微型机器上了。例如：导弹、手机、银行卡等等。

再如，2013年8月9日，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张卫教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刊发了他的课题组，研发出一种半浮栅晶体管。

对此，业内人士评论说：“这是我国微电子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采用种半浮栅晶体管的芯片将具有高密度和低功耗的优势。就市场来看，据估算，目前CPU、内存、数码相机感光器件的芯片的市场规模就在千亿美元左右。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上游多属于外国企业，半浮栅晶体管芯片恐仍有较长的道路要走。据了解，复旦大学目前已对此技术申请了核心技术专利，但后期的应用设计工作仍需要企业来完成。目前全球芯片市场主要被外国垄断，如Intel、高通、ARM等外国企业占据了芯片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如何将此项由中国自主掌握的尖端技术做好相应配套，由技术转化为实际产能，仍需要产业链下游积极配合。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在此中游领域与国外相比较为薄弱，短期内产业化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尴尬，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教育、科研与企业不能脱钩。脱钩了，教育、科研单位，研究出来的东西再先进，没有企业的支持，变不成商品，是无用的；

第二个是，中国搞“中外合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愿望的落空。中国的国营企业不自己发展高科技，妄想走“捷径”，遭到外国的技术封锁，得到的只能是外国已经淘汰的技术，同时限制了中国自主开发新技术的能力；

第三，按常理，中国人发明的先进技术，应当首先在中国的媒体上发表。但是，这位张教授却到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去发表。这说明，他对于中国的企业接受他的新技术的意愿和能力，失去了希望。他不能让他们的课题组的心血白费，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外国。

以上的例子证明，先有企业需要，后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企业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因。

由于中国的企业和科研机构，没有力争上游的动力，失去创新欲望，所以对于科技人才需要量很少，导致科技人才无用武之地。所以，就出现了如下状况：据中国一家智库调查，当今中国留学生中的科学和工程领域人才，选择留在美国等国研究机构及企业的达到87%。据中国教育部统计，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2年年底，中国海外留学人员累计达到约265万人，其中回国的只有109万。中国成了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科技人才的义务输送国。所以，中国的科教，并没有兴了中国，而是兴了外国。

以上的例子证明，先有企业需要，后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企业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因。

在完善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环境里，企业在“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的支配下，为了提高商品的“性 /价比”，以便获得较高的利润，就会积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企业为了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必然大力招收懂得新的科学技术的人才。企业的需要，就促进了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解决企业生产中出现的难题，成立专门的科研机构；为了加强不同学科的合作，国家成立了国家科学管理机构，为全国的企业运用科学技术，提供服务。学校为了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就多招学生；并按企业对于各种科技人才的需求量，安排学科人数。学校对口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被企业招收后，促进了企业的科技生产，使企业取得了高额利润。高额利润，又为企业开发或使用更高级的科学技术提供了经济基础；于是，企业的对于人才的需求档次就提高了；企业对科技人才档次的提高，就对学校的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促进了学校的教学档次的提高。由此，就出现了“企业”与“科研单位”、“学校”互相促进的局面。企业兴了，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先进的产品，并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就使国家富强了，国家自然就“兴盛”了。

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国营垄断企业，不受“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的作用，导致企业自身没有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求，中国的科研、教育，就失去了企业的需求基础。所以，学生们学的科学知识再多、再先进，企业不需要，也就无“用武之地”了。没有企业的需求作基础，即使有科研创新成果，也转化不成商品。因此，没有企业需求做基础的“科、教”，是“兴”不了“国”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教”与兴国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地关联：科技----利润----企业----兴国。“科、教”是“企业”的直接需要，而不是“国家”的直接需要。“企业”是“兴国”的直接力量，“科教”是“兴国”的间接因素。构成“兴国”的要素很多：人口、幅员、科学技术、文化、经济体制、国家制度、国家领导集团的智慧、国际条件等等。单纯地强调“科教兴国”，是片面的、本末倒置的。

要突破今天中国阻碍科学发展的各种障碍，光靠国家政府提倡和奖励发明、创新的人员，是不行的。企业没有对于新科技的迫切需求，发明的东西再好，不能被企业使用，就转化不了商品，就被闲置起来。唯有让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普遍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正常发挥作用，逼着中国的企业不停地迫切需求先进科技，才能使新的科学技术不断地涌现出来。使中国成为“科技创新型国家”，躋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而要让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普遍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正常发挥作用，就必须改革现有的不适合科技创新发展的企业体制以及政府与企业的旧式关系,，从而使中国具备前面所讲的科学发展所必需的3个前提条件。

1979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被“饥饿”逼出来。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和严重脱离世界科技大发展的潮流的问题。所以，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当时多数的人们都不理解：习惯了现有社会环境的人，满足现状，不想变，对于改革持怀疑态度；一部分现有社会状态的“既得利益”者们，持反对态度。反对者诅咒说：“政策向后退，分了生产队；卖了牛、分了地，一步返回旧社会。”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但没有返回旧社会，而且发展成现代新社会；连同当年的反对者们，今天也享受到了高于他们当年“既得利益”百倍的“改革红利”。

1979年以来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中国社会全面地快速地大发展，使中国由 “小农业经济社会的历史阶段”快速跨入了“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质的转变。

虽然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体制等等“软件”，并没有发生同步转变，所以，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就出现了很不适应的矛盾，从而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而又得不到正确的彻底地解决，逐渐积聚成了一堆“老、大、难”问题。这些问题的负作用，成几何率迅速增多，很快冲销了中国前段发展带来的“红利”，造成中国越“发展”，综合国力越虚弱的反比现象，成了中国继续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只有坚持继续改革、深化改革，建造成适应“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软件”。才能完全彻底地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这就如乘汽车走到海边一样，不换乘轮船，就无法过海了。前面有大海，后面有追兵，不换乘轮船，只有死路一条。

今天，深化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即使中国的一些人怕失掉自己现在的“既得利益”而不想改，反对改，中国的内部困难和外部敌人，也逼迫着非改不可----改，就能使1979年以来的改革成果继续扩大，中国继续发展强大起来，到那时，即使今天坚决反对改革的人们，所得到的“改革红利”，也将大于今天“既得利益”的千倍；如果“不改”，就使1979年以来的改革成果迅速泯灭，今天的“既得利益”者们，也会连同完蛋；中国也从此失去摆脱“科技殖民地”的机会，如果不进行第二次“反帝反封建”和夺回失地的流血的战争，就万劫不复了。

转载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2/1396666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