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惊人！成立4年，破千亿！私转公第一人杨爱斌：一切为了客户，是否控股不重要！

中国基金报记者 杨波

鹏扬基金创始人兼总经理杨爱斌是最早、最优秀的债券基金经理之一，曾获誉中国基金报评选的“中国基金业20年-最佳基金经理”。杨爱斌也是中国阳光私募转向公募基金的第一人。

1998年，杨爱斌从复旦大学金融学硕士毕业后到浦发银行工作，1999年，进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投资管理中心，开始投资生涯。2005年5月，他加盟华夏基金担任固定收益投资总监，负责华夏基金固定收益投资管理工作，期间团队三次获得晨星（中国）基金经理奖，并且是当时唯一获奖的固定收益类基金。

2011年，杨爱斌从华夏基金辞职，创办鹏扬投资公司，在不到五年时间里，公司资产管理规模达到400亿，成为债券私募中的佼佼者。

2015年4月，在允许专业人士发起设立公募基金的政策放开后，杨爱斌第一时间向证监会递交了设立公募基金的申请。2016年6月，杨爱斌拿到证监会同意设立鹏扬基金的批文，7月6日，鹏扬基金正式成立，成为首家“私转公”基金公司。

在严重分化、强者恒强的公募基金业，鹏扬基金凭借在固收业务的核心能力找到了生存空间，并迅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鹏扬基金资产管理总规模已突破1000亿。

在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鹏扬基金也赢得了良好的口碑。鹏扬基金不仅具备出色的债券投资能力，能够在市场重大转折期精准布局，在熊市末期劝客户入场，逆势发行产品，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牛市高点劝客户赎回，客户赚到了真金白银，鹏扬也赢得了渠道和客户的高度认可。

杨爱斌花了两年时间，请出他的老领导——原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出任公司董事长，范勇宏对基金公司管理有丰富经验，对基金行业有深刻理解，还有深厚的人脉。范勇宏给鹏扬的目标是，成为一家有专业特色的中大型综合性基金管理公司。杨爱斌将这一目标具体表述为：提升综合能力，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进入行业前三十。

作为鹏扬基金的大股东，杨爱斌不仅出任总经理，还是公司的投研负责人和品牌代言人，还兼管市场营销业务，这让他十分忙碌，基本上平时不在公司上班就是在出差中，周末则经常安排面试，寻找优秀人才成了他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在杨爱斌看来，走出初创期的鹏扬基金，必须聚集更多的人才，才能谋求更大的发展。他自称是基金行业收入最低的总经理，但愿意拿出股权激励核心员工，并且要激励到位。他最大的梦想是，若干年后，能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基金经理，一个能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的优秀基金经理。

6月中旬，中国基金报记者采访了杨爱斌。无论是他的创业和投资经历，还是鹏扬基金成立四年来所走过的历程，他都坦诚相告。其中既有精彩的故事，更不乏深刻的投资感悟和经营智慧。

以下是采访实录：

“私转公”第一人

成立以来规模突破千亿

中国基金报记者：2016年7月，鹏扬基金成为首家“私转公”的公募基金，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杨爱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万一实现了呢？我们做债的都特别崇拜PIMCO（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觉得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成立一家专注债券投资的公司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2011年，我离开华夏基金自已创业，成立鹏扬投资。虽然做得还不错，但债券私募空间有限，因为零售客户对私募的回报要求很高，债券牛市时没问题，市场平淡时，要获取高回报，就要冒很大的杠杆风险或者信用下沉风险，这两样都会让客户承担很大的风险。而私募要进入大机构的准入白名单非常困难，尤其资管新规出台后，就更难了。

2013年底国务院出台文件，允许专业人士发起设立公募基金公司。我决定试一试，2014年，我们引进财务投资人，增强资本金实力。当时“私转公”有现在的朱雀模式，即保留原来的私募业务，同时申请一张公募牌照——跟国外比较类似。我咨询了一些业内大佬，都觉得另起炉灶更好。2015年政策放开后，我们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同时申请专户业务，把原来部分私募基金平移到新成立的公司。这样切割会比较干净，证监会也同意了，这就是鹏扬模式。

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精力，但转型的抉择是正确的。

中国基金报记者：公募基金行业近年来两极分化严重，没有股东背景的新公司很难做起来，鹏扬基金是如何突围的？

杨爱斌：这几年的大环境，对新公司、小公司相当不利，创新基本轮不上，人力、财力、系统包括准入等方面与大公司比都差太远。唯一能够突破的地方，就是要在一些不算创新的产品策略上面，领先市场。

我们打响的第一枪是2017年6月，发行了完全净值化的短债基金——“鹏扬利泽”。

2017年上半年，针对货币基金流动性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大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陆续出台，我觉得货币基金不再是监管层鼓励的发展方向，向净值型转型是大势所趋。而从预期收益型的产品转向净值型产品，第一站是短债，国外的短债基金特别多，中国基本上等于0，虽然早期尝试过摊余成本法的中短债基金，但是失败了，首批尝试的产品后来基本都转型成了普通债券基金。

鹏扬利泽是首只采用市价法估值、久期安排符合国际标准的短债基金，比较超前，当时监管部门对短债基金主要从投资范围上进行控制，鹏扬利泽主要从产品组合久期进行控制，所以“鹏扬利泽”名字上没有短债两个字。鹏扬利泽成立时，市场还比较平淡，募集规模仅17.9亿元，但到了2018年，短债基金成了最受欢迎的产品，因为股市不好，大量资金要配置债券。我们占据了先发优势，2018年下半年鹏扬利泽规模接近100亿，2019年一季度巅峰时期接近120亿，这是我们第一个打出来的品牌。鹏扬利泽业绩也很突出，2018年收益率在当时全市场同类型基金中排名第一。

中国基金报记者：从公开数据看，鹏扬基金“固收+”公募规模在行业排名靠前，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杨爱斌：2019下半年债市暴涨，大量银行客户不再满足于很低收益率的货币基金，短债、纯债基金也满足不了要求。我们判断，客户需求在沿着收益率曲线不断转移，从货币到短债到中长期纯债，接下来应该是“固收+”，因此决定全面布局“固收+”。在今年3月底的公开数据中，鹏扬的非货币公募基金的行业排名是45/140名，但我们“固收+”公募规模为259亿，在行业排名第5。加上近400亿专户的“固收+”业务，鹏扬“固收+”的总规模是650亿。总体上，我们在“固收+”的尝试比较成功，成为公司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我们的目标是，围绕我们在固定收益方面的核心能力布局，建立鹏扬在债券投资方面专业、稳健的形象和口碑，同时逐步提升股票方向的主动管理能力，不断拓宽产品线，譬如引入CTA策略、主动量化策略等。

公司刚成立时，我跟鹏扬的战略投资人说，公司三年的目标是管理规模1000亿。鹏扬基金成立刚好四年，第一年在忙着“私转公”，从发第一只公募基金到现在，差不多是三年的时间，鹏扬今年四月底资产管理规模突破1000亿，算是达成了第一个小目标。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们货币基金规模比较小。

杨爱斌：我们只是短暂地在2017年利率高点的时候发展了一下货币基金，曾经做到上百亿。2018年，我们开始逐步把货币基金引导到短债基金，现在货币基金大概也就二十亿左右的规模。我觉得公司产品策略，还是要结合监管导向、市场需求和公司自身的优势。

在市场重大转折期精准布局

逆向投资保护客户利益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也是鹏扬基金的投研负责人，请讲讲你们在投资方面的决策。

杨爱斌：在投资大是大非的重要决策上，我们总体把握得比较准确，没有犯过重大错误。

2016年四季度，债市暴跌，我们成功逃顶并大举做空。2017年股市中的核心资产大涨，大家都对股市特别乐观，对债市特别悲观。我们从2017年四季度开始坚定不移看多债市，并举办了多场针对机构客户的路演，宣讲我们的逻辑，机构客户理解了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判断，在债市最低点给了我们很多钱。2018年债市暴涨，鹏扬旗下多只债券基金排到市场前15%，在牛市来临的时候，我们证明了自已把握债券投资机会的能力。

2019年1月，我们又做了一次大的资产配置的切换，减少债券，加配转债和股票。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债市一度特别火爆，今年4月底，我们就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从5月开始坚定不移地降久期、降杠杆，看空债市。在鹏扬基金投资月报里，我给客户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我们看空的逻辑和做法，五一节后第一周，我们发给了所有的客户，后来市场变化映证了我们的看法。

坦率地说，新冠疫情带来的市场变化有些超出我们的预期，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我们的大类资产配置轮动的节奏。但2020年才过了半年，我们相信疫情终究会过去，市场最终还是会回到我们非常擅长的宏观基本面驱动的逻辑。

中国基金报记者：这样，你们的客户体验会比较好。

杨爱斌：鹏扬提出的公司使命是客户第一、员工第二、回报社会第三、股东第四。

我们把客户利益至上贯彻得比较彻底，我要求每一个销售人员、每一个投资人员都要时刻记住这一点。

在面试公司销售人员时，我经常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假设给客户推荐一只基金，有助于完成销售目标，但是从投研的角度，明显是不合适的投资品种，你会怎么做选择？”这个问题如果回答得不好，基本上就过不了面试关，其实我就想知道我们的销售人员到底是把客户利益放第一还是个人的考核任务完成放第一。

我们通常会前瞻性逆势布局产品。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往往是客户投资最有利的时机，我们会相应推出新产品。比如2018年1月债市最低迷的时候，我们发行了两年封闭的纯债基金鹏扬双利，当年就给客户赚了9%，2年赚了17%，客户都很感谢我们。我们2017年发第一只短债基金的时机也挺好的，2018年短债成为最佳的低风险投资品种之一。虽然这样做，有时候吃力不讨好，但客户回过头会信任你。

市场火爆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比较谨慎，今年3、4月份债市特别红火的时候，鹏扬没有推出一只面向零售的纯债新基金。我们认为，5年期政策性金融债收益率已经降到百分之二点几，不太可能给债券客户带来良好的回报，我们明确表示阶段性地不看好债市，并主动建议持有利率债基金的客户止盈，落袋为安。他们在赎回时，持有期间的年化回报多的有10%，差一点的也有六点几，体验都很好。后来债市暴跌，客户内心是感谢我们的，虽然我们短期少挣了管理费，但客户良好的体验和对我们的信任，比多赚点管理费重要得多。

今年股市行情比较极端，医药、科技、消费特别火，我们很快将在兴业银行发行一只红利优选基金。逆势布局肯定会比较难，但大概率能够给客户挣到钱，我们希望在低迷时期埋一颗种子，最终给客户良好的回报。

我们不是不想赚钱，但是想赚长期的钱，不想赚一锤子买卖的钱。如果我们忽悠客户，可能短期赚到了一时的钱，但失去了客户的信任，伤了客户的心，公司的长期发展也失去了根基。

公司治理是鹏扬核心优势

敢于在高点劝客户赎回基金

中国基金报记者：这个道理行业内的资深人士其实都很明白，但能真正做到的公司却不多。

杨爱斌：鹏扬的核心优势是公司治理的优势。我是大股东，也是公司主要的经营管理者，别的公司管理层要向股东、董事会负责，鹏扬不存在这些问题。鹏扬没有包袱，可以为了长期利益牺牲短期利益，而我们最大的长期利益，就是拥有越来越多长期信任我们的客户。

前一阵开会遇到一位同行，聊天时说到我们四五月份主动劝客户赎回基金，他表示很羡慕，他说：我们公司有各项考核指标，我绝对没有勇气主动劝客户赎自己的基金。

中国基金报记者：这也是公募基金行业一个非常大的痛点。

杨爱斌：客户利益至上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里面，落实到产品的推出、落实到销售行为上面，这很关键。鹏扬基金这几年发展得好一些，主要的渠道和机构客户，我们基本上全都准入了，靠的是什么？主要就是口碑，跟我们合作的渠道、机构客户对鹏扬的评价都比较高，都觉得鹏扬是家很靠谱的公司，因为我们从来不忽悠客户。公司的文化价值观站得正，是最重要的。

公司治理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从长期来看事关公司的长期发展成败，鹏扬基金是一家专业人士持股的公司，股东和核心管理层合二为一，这是公司治理结构上的最大优势。

中国基金报记者：范勇宏是你的老领导，为什么请他做鹏扬基金的董事长？

杨爱斌：范总是全行业最懂基金的人士之一，对资产管理行业怎么发展、资产管理公司怎么管理，他理解得非常透彻、深刻。在鹏扬基金申请设立的过程中，范总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咨询、支持和各种意见，包括和各方面的沟通等，可以说，没有范总的支持，鹏扬基金不一定能够顺利成立。我很早就请范总出任鹏扬董事长，范总考虑了很久，我们也谈了很多次，有时一聊就是半天。2018年6月，鹏扬基金成立差不多两年后，范总终于同意出任董事长。可能是我的诚意打动了他。

这两年范总对公司的经营指导、关心更多了。他虽然目前还不是专职董事长，但是他在基金行业发展趋势、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等方面给我很多非常有意义的指导意见。我相信，有范总帮忙把关，提高重大经营决策的正确率，可以让我少走很多弯路，少犯很多错误。我接触了很多创业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甚至有些公司夭折了，事实上大多数创业公司难以跨过3年的生存期。鹏扬基金非常幸运，我们在团队组建、发展战略、经营管理、风险控制等等方面都有一批有丰富经验的管理人员把关，使得我们在成立初期能够快速度过生存期，走上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员工激励一定要到位股东只拿合理回报

可能是收入最低的总经理之一

中国基金报记者：鹏扬基金采取什么样的人才激励和约束机制？

杨爱斌：基金公司的核心能力是人才，公司资本金是1亿、10亿还是100亿不重要，最重要的公司有多少非常优秀的人才。人才为什么要来投奔你？无非是大家有共同的追求，在一起做正确的事，一起创造美好的未来。

另外，如果大家共同的目标达成了，还要能够获得跟贡献相匹配的回报，这就要解决机制问题。鹏扬要求对核心团队的激励机制一定要做到位，包括固定薪酬、浮动奖金、职务晋升、长期股权激励等多种激励方式，对做出重大贡献的员工激励，公司一点都不吝惜。

鹏扬基金有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分公司，除了北京分公司基础稍微好一点，上海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基本都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从发行第一只公募基金到现在三年时间，上海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的存量业务规模都突破了200亿，两位分公司总经理来投奔鹏扬的时候，都只有一个人，光杆司令，现在每个团队都有六七个人，业务发展形势也都很好。现在他们都成了鹏扬基金的合伙人，长期股权激励有助于他们把这份创业的激情继续保持下去。

中国基金报记者：这样，你的股份会被不断稀释。

杨爱斌：目前，鹏扬基金核心团队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合计持股约14%，我原来持有公司55%的股份，现在不到50%，随着优秀人才的不断加入，我的股份还会进一步大幅稀释，尤其是在吸引优秀的主动权益人才方面，我愿意以开放心态邀请他们加盟鹏扬，成为重要合伙人，共享公司发展成果。也许到那时，我的持股比例可能很小了，但是鹏扬基金若成功实现“成为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有影响力的、能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专业化资产管理公司”的公司愿景，我是否控股并不重要。这就是我的初心。

中国有一句古话，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鹏扬企业文化价值观里有一条，股东只拿合理的回报，这几年我们股东的回报并不高，我可能是全行业收入最低的总经理。我们会把大头分给员工，严格贯彻客户第一、员工第二的企业使命，我们员工平均年龄33岁，很多员工很年轻，他们要成家立业，要买房要生小孩，给他们多一点回报，大家会更有干劲。我们团队士气也非常高，大家很努力很拼搏。

中国基金报记者：在你看来，常见的“股权激励”和“事业部制”各有何优劣？

杨爱斌：鹏扬采取的是长期股权激励的方式，拧成一股绳的合伙人模式更具持续竞争力。而事业部类似承包责任制，存在一定的缺陷，假设公司某一个事业部做得特别成功，另一个事业部做得不成功，内部怎么协调管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当然，股权激励的合伙人方式，短期磨合的成本比较高，合伙人之间要有共同的信任、共同的理念，如果大家不在一起共同工作，没有共同的经历，很难确定这就是你要找的人。所以，需要时间去磨合，只能慢慢来、慢慢试。不过，一旦这样的团队打造好之后，竞争力会非常强，而且很持久。

未来股市机会好于债券

加快布局主动权益产品

中国基金报记者：鹏扬基金近期的工作重点和突破方向？

杨爱斌：我们近期的工作重点主要是积极提升权益投资能力，尤其是引进优秀股票投资人才。鹏扬基金现在被贴了个标签——擅长债券投资，但鹏扬最终的目标是要做一家多元化的基金管理公司，现在，鹏扬的权益投资能力和规模，跟行业主要竞争对手比，还非常弱，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短板。

为什么要多元化？从大的市场形势来看，未来权益投资机会要远远好于债券，毕竟债券进入了一个低利率时期。要贯彻客户利益第一原则，理论上我们应该更多引导客户进行权益类投资，因为权益资产长期回报肯定好于债券。另外，从监管环境看，政策也在引导大家发展主动权益类产品。

鹏扬产品策略主要是沿着风险收益率曲线，依据我们对市场的判断，先后布局了短债、中长期纯债、“固收+”（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平衡型基金，伴随着我们投资能力的提升，将进一步完善产品线。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固收+”基金，今年下半年将更多向权益产品倾斜。鹏扬权益方面有几只基金的业绩已经跑出来了，随着人才不断引进，我们有信心做好权益投资，下半年也将加快布局主动权益产品。

我们也在开发被动的指数业务，未来要以最便宜的成本向客户提供投资服务。在宽基指数方面我们跟大公司比没有优势，所以鹏扬基本上布局的都是Smart Beta，增强指数产品。我们的增强指数产品，费率跟纯被动的差不多，但还能做出一些阿尔法，这样才能跟大公司去竞争。虽然短期还不明显，但时间长了，如果能获得稳定的阿尔法，应该能够慢慢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的理想是PIMCO，但还是选择了多元化发展。

杨爱斌：PIMCO（太平洋资产）成功的背后，是美国30年的债券大牛市，如果时间退回到1986年，当时全球正处在一轮经济滞涨的后期，反通胀最紧的时候，利率在百分之十几的高位，只做债也足够了。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从当时的16%一路降到现在最低到0.3%，当时如果买30年期国债，可能是15%、16%的年化回报，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风险。

鹏扬基金2017年开始发公募基金，当时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才3.6%，要在3.6%的位置去做一家专业做债的公司，挺难的。另外，固收是周期性的业务，债市的特点过去是一年牛、一年平、一年熊，现在稍微好一点，是牛长熊短，但也很难牛过三年，总有一年是熊市。债券熊市的时候真的没办法赚钱。

过去大家老开玩笑说上证指数10年不涨，还编了各种关于上证指数的段子，的确，A股的回报跟中国GDP增长是有差距的，但这也意味着A股未来也许有很好很长线的投资机会。既然有看到这样的机会，为什么非要把业务限制在只做固收呢？

提升综合能力

目标是进入行业前30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希望把鹏扬打造成什么样的基金公司？有没有对标的公司？

杨爱斌：国外有像PIMCO这样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做得很牛的公司，也有Vangard（先锋领航集团）这样纯做被动的公司，以及Fidelity（富达国际）这样的综合性基金管理公司。鹏扬基金起步太晚，因此，我们没有太大的目标，要去做一家很大很大的基金公司。范总提出的要求是，鹏扬将来能不能做成一家中大型的综合性基金公司，业务范围涵盖股票、债券、被动以及海外业务等。我的目标是规模进入行业前30名，国外有一家公司叫T Rowe Price（普信集团），是一家美国上市的基金公司，它规模不是最大，也没有专注一项业务，公司管理水平非常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们现在是45名，离30名似乎不太远。

杨爱斌：我们现在与行业头部公司还有很大的差距，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只能巩固自身的优势，在他们暂时还看不上的机会去布局。比如指数基金，像沪深300、中证500ETF、创业板ETF这些宽基指数，大公司有明显优势，我们暂时不会做，我们会尽量去找他们还没有看上的地方，尽量做出一点优势来。基金行业真的是很残酷，大公司赢家通吃，优势越来越明显。幸运的是，公募基金还没有进入垄断的时期，而且行业本身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蛋糕会越做越大，我们也还有很多机会。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认为公募基金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为什么？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杨爱斌：公募基金面临的最大机遇是资本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大的发展窗口期。

有一个朴素的道理，过去中国老百姓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房子上，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落实，随着人口老龄化，未来老百姓的财富迟早要从房地产市场出来。而在高质量发展的总政策路线下，国家要重点发展新经济，科技和创新产业不可能靠传统的银行融资，只能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公募基金行业的第一个1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就了股票基金；第二个10年，中国利率市场化，融资加杠杆的时期，成就了货币基金；下一个10年，是一个综合性的真正多元化投资的时期。从2019年开始到2029年，公募基金的发展速度可能会远远超过前20年。

如果说有挑战，可能主要来自全球大的宏观形势面临的挑战。一是全球经济高杠杆的风险没有化解；二是全球化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包括中美冲突长期化带来的逆全球化风险；三是全球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民粹主义盛行。

在滞涨+全球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我们的大环境未来面临很多变数。历史上同样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一战、二战的相继发生，100年之后又到了这个位置。未来将这取决于全球的政治家能不能找出解决长期问题的办法。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格局》，吴军（前腾讯副总裁）写的，里面有一句话我体会特别深，他说一个人要“尽人事，听天命”。人有时候是要认命的，你再有才华再有能力，也是时代成就了你，而不是你成就了时代。马云如果早生10年，或者晚生10年，可能成就不了阿里巴巴。

接下来的10年，如果各种挑战都变成了现实，也只能认命了，因为在一个很混乱的大环境下，很难成就很大的事业。

中国基金报记者：请讲讲鹏扬基金的企业文化？

杨爱斌：公司成立没多久，还很困难的时候，就开始建立企业文化了。我们分了好几个小组，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讨论、投票，最后选了10个字——诚信、责任、激情、协作、感恩。

第一是诚信。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导我，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坚持“不是你的东西永远不要去拿”的原则。成立鹏扬投资的时候我请教一位高盛的朋友，在一个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哪些是不能够逾越的红线？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要在法庭呈现，你必须要能够问心无愧地说，你没有做错一件事，对得住自己的良心。无论做人还是做企业，第一要素就是诚信，我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包括做债券这么多年，始终都非常谨小慎微，始终坚持要有严格底线思维，有所为，有所不为，绝对不去触碰法律法规的红线，始终坚守合规合法经营的职业道德底线。

第二是责任，我最大的责任就是对客户好一点，对员工好一点，然后给国家交点税，为社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最后是自己还能有点回报。

第三是要有激情，资产管理是以人为本的行业，不能搞成暮气沉沉、等级森严，鹏扬基金的文化是很开放的，任何一个员工都可以敲敲门，甚至有时候不敲门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

第四是协作，我们的固收团队是策略分组模式，我们也许没有超级明星的基金经理，但在细分领域做到最佳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找到五六个在细分领域都是行业最顶尖的高手，合在一起就是行业高手。团队协作实在太重要了。

第五是感恩，不要认为自己有多大本事，你哪有那么牛？我们靠的是客户，说大一点，靠的是社会。如果我们生在一个混乱的国家，什么事都做不了，所以我们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公司每来一个新员工，入职的第一课，都是我亲自来讲，从不例外。从一开始我就告诉他们，鹏扬是什么样的公司，在鹏扬行事、处事的方法是什么。不需要跟我说什么好听的，我经常跟基金经理说，你可以当众怼我，但求你把业绩做好，对得住客户。

中国基金报记者：有鹏扬员工说，你既是公司大股东，也是总经理兼投研负责人、市场负责人、品牌代言人，你如何做到面面俱到？

杨爱斌：没办法，创业就是这么艰难。每一家成功的企业，每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在创业时都是这样，凡事都要亲历亲为。2011年鹏扬投资成立的时候，办公室装修、买家具甚至装电话，都是我自已去跑、去操办。鹏扬基金北京总部、上海、深圳分公司的装修也都是我跟设计师一起确定设计风格、设计方案。

我最近在看苏世民的自传《我的经验与教训》，深有同感。我原来是华夏基金固收部负责人，也算是明星基金经理，条件很优越，自己出来创业，真是从天上到地下，我发第一只基金时也是到处吃闭门羹，跟苏世民初创黑石到处受冷落的经历一模一样。

公司现在走过了初创期，我们的团队也在慢慢成熟，我们也越来越注重引进更多独挡一面的人才，这样可以分担我的压力。最近，在股票投研团队建设方面，有着22年金融从业经验的原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中国股票董事总经理、投资组合管理总监朱国庆先生已经加盟鹏扬，担任公司股票首席投资官。

创业九死一生

至暗时刻每天失眠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是21年的债券老兵，曾获誉中国基金报评选的“中国基金业20年-最佳基金经理”。在你的投资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杨爱斌：我创业九年，最大的感慨就是创业非常艰难，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任何一次大的风浪来临，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鹏扬能够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

对创业时机，我做了精心选择。2011年，债券市场大熊市，我在利率最高点出来创立鹏扬投资，应该说时机把握得非常好，2012年债市转牛，可以说我拥有了一个完美的开局。

2013年发生钱荒，意味着债市是超级大熊市，5月，我感觉央行要紧缩银根，就把所有债券都减仓了，完美地躲过了钱荒。但人生有时太顺不是好事，因为会得意忘形、自大自满，觉得自己特牛，一切都尽在掌握。

我减仓后基本上都买的是货币基金或者短期理财产品，相当于现金。7月，孩子放暑假，我放心大胆地带着家人到美国自驾游。10月，债券利率回到了我从业以来的最高点，即2004年我在平安保险时期的最高点。我觉得银根收得太紧，经济开始回落，债市基本面开始转好了。

于是我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大举做多，没想到央妈是铁石心肠，坚决不放松银根。当时央行认为银监会在同业监管方面存在监管漏洞，必须紧银根，一直持续到2014年1月份，银监会出台同业监管政策之后，央行才放松银根。正应了做金融投资流行的一句话：永远不要和央妈作对。和央行作对，肯定会死得很难看。

我太早抄底，可谓是“老手死在半山腰”。我买的10年期国开债不到5.3%的收益率，到年底差不多都快到6%了，市场跌了很多。我上半年赚的钱，三个月就几乎全部亏回去了。我们是一年封闭期产品，业绩基准是5.5%，2014年4月到期，我们代销行是一家国有大行，代销负责人说：如果到期达不到基准，银行只能在合作的白名单里去掉鹏扬投资。

好在“命”还不是太差。2014年1月，债市由熊转牛，我们抓住机会，重仓出击，在最后4个月做出了收益，通过不懈努力使得最后客户到手的年化回报四舍五入之后总算是达标了。

后来那家国有大行特别相信我们。鹏扬转型公募后，这家大行破天荒单独为我们发起签报，重新做准入、加白名单。

为什么鹏扬的口碑还不错？因为客户觉得我们值得信赖。我们从来不会为了赌收益去搞一堆烂债，鹏扬团队持续9年没有踩过雷。我可以毫不吹牛地说，鹏扬基金的固收资产质量在全中国的金融机构中绝对是顶尖的，把大家持有的资产摊开来比，我们的资产质量应该是最干净的，或许没有之一。

中国基金报记者：当时会不会很难过？留下什么教训？

杨爱斌：2013年四季度有一两个月，我基本上都睡不着觉，每天一躺在床上就想，市场如果一直这样，我拿什么去给客户交差？那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是创业以来的至暗时刻。刻骨铭心！如果我没有坚持下来，或者决策失误，或者我没有强大的内心，基本上我的创业就结束了，只能重新去打工。

经历了这样的痛苦之后，我现在做大的投资决策的时候，永远提醒自己，不要太盲目自信，人在太成功太顺的时候容易犯毛病。我为什么要请范总？有他在后面帮助，可以减少我的头脑发热。

经历那一次的苦难后，我心态更好了，遇到什么困难，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

中国基金报记者：请讲讲你投资生涯中的精彩案例。

杨爱斌：我们在债券投资方面经典的案例还是比较多的。

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在华夏基金时，从5·12汶川大地震后，我们判断债市基本面转好，就开始与央妈作对，大举做多。到四季度，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央行货币政策全面转向宽松。那一年华夏债基收益率特别好，也得到投资者的认可，基金规模也做到很大。

我早期在固收领域有一点点影响力，跟这次成功的投资有关。通常，做债券跟央妈作对一般都没有好结果，但那一年经济形势突变，央妈也转弯了。

还有一次是2016年10月份，债市牛熊转折点，鹏扬是少数几家在高位成功逃顶的机构之一，为投资人规避了巨大的损失。成功逃顶的同时，我们还大举做空，一度我们空头持仓量接近国债期货主力合约持仓量的10%，在2016年年底债市大幅波动期间我们手持300亿高流动性的现金类资产在手。

做债券投资，一定要用望远镜去看未来，不要用后视镜看过去，要比对手看得更远，看得更细，要比市场趋势稍微提前一些。因为债券投资是机构之间在博弈，等大家都看到了，就没机会了。鹏扬基金的要求是，要用望远镜看市场，用显微镜来看数据，这方面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建立了各种模型，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

若干年后的梦想

做个安安静静的基金经理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有什么业余爱好？

杨爱斌：过去我会打打网球，有时候也打打高尔夫球，现在球杆都锈了，真的没时间。我现在基本上不是在公司就是在出差，周末基本上都忙着面试，因为周末我可以有比较大段的时间跟候选人交流，尽可能了解他们的想法。这么忙的状态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最重要的工作是寻找人才、引进人才，如果将来有一天找到合适的接班人，我愿意卸任总经理，交给别人来管。国外很多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像桥水、黑石，总经理都不是创始人。我想，若干年后，我最大的梦想是，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基金经理，一个能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的优秀基金经理。

中国基金报记者：若干年后你只想安安静静地当个基金经理，为什么？

杨爱斌：做投资、去了解市场、探寻市场的发展变化，是我最想做的事，很有乐趣。如果以后基金经理也做不动了，被淘汰了，总有被淘汰的一天，我就去当老师，跟后浪们分享我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基金报记者：回望过去，你最大的骄傲和遗憾是什么？

杨爱斌：如果说人生最关键的决策就那么几个，我的第一个关键决策就是在私转公这件事上，做出了跟绝大多数同行截然不同的选择，成为首家吃螃蟹的私募基金。如果当时不转，现在就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最近遇到当初的私募同行，大家一见面就很感慨：鹏扬投资当时挺赚钱的，你勇敢放弃了，现在看来真是很正确啊。在基金业协会编撰的公募基金20年发展史中，有一节讲到鹏扬“私转公”，一生能做出这样一件被记住的事，我觉得很欣慰。

我最大的遗憾是在鹏扬“私转公”艰难创业的过程中，我个人投入了太多时间和精力，陪家人陪孩子的时间太少了，这方面自己还是蛮愧疚的。尤其是我的女儿在读高中，我作为父亲陪伴她的时间太少了，坦率地说，这是我最遗憾的地方。

编辑：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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