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然记得，那一年，我穿着玫瑰色的的确良上衣，蓝色的筒裤，黑皮鞋，吸引了多少男孩子的目光。那个年代，我是村子里第一个穿上皮鞋的女孩子。原因是我家养猪，卖猪仔。
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跟着大爷卖猪仔了。大爷是我的继父，我的亲生父亲在我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妈妈改嫁那年我10岁，二妹8岁，三妹5岁，最小的弟弟才两岁。我是老大，管继父叫大爷，弟弟妹妹们管继父叫爸。
“大茹子，起来了，快起来！”
大约凌晨2点多，妈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睡眼惺忪，困地不行。突然想起今天要去卖猪仔，我立刻精神起来。妈把炕头上煲着的棉衣递给我。等我穿好衣服，洗了脸，热气腾腾的饭菜也端上了饭桌。苞米面儿粥，苞米面大饼子，还有用油炒过的咸菜。大饼子是昨天烙的，今早又在锅里煎过了。这是妈妈的特长，妈妈总会以仅有的条件最大限度地为家人制作“美食”。我和大爷默默地吃着，吃得浑身热乎乎的。妈妈在一旁看着我们吃饭，看着她的大女儿才十二岁就这么懂事儿、这么顾家，真是既叫人心甜又叫人心疼啊！
昨晚就备好了一架双轮排子车，车上放了一个大木笼子。笼子里垫了草，还蒙着一个旧棉褥子。妈扶着木笼门子，大爷把猪崽一个个从猪圈里抓出来往笼子里装。大猪哼哼着，小猪唧唧着。大概装了十来只，大爷说：“差不多了。”妈把笼子门儿锁上，钥匙交给我保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有条不紊地进行的。除了偶有风和柴草的摩擦声以及清光下隐约可见的我们嘴里呼出的白气，我真的不记得其他什么了。大爷驾起车辕、我拉起长纤，我们就这样出门了。当时我有一种使命感，如同是去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妈妈目送我们走出很远才回屋，炕上还有睡梦中的弟弟妹妹，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这一早发生过什么。
东北的天真冷啊！零下二十多度。虽然我和大爷都穿着厚棉裤厚棉袄，围巾、帽子、棉手闷子把我们武装地严严实实，但我还是感到了那种彻骨的冷。出了村子，上了官道，一坡一弯，脚下时有不平，我们越走越快。白皑皑的荒原和两旁的黝黑树木向后飘移。三十里路，我如同一架会走路的机器，而这机器似乎并非由我控制，我的意念就是向前、向前。渐渐的，我感到浑身热乎起来……
我家养猪不到两年，老母猪是妈妈用她最心爱的手表换来的。这块上海全钢表是爸爸留给妈妈的纪念物。后来生产队长王清贵看中了我妈手腕上的这块表。可在那个年月，手表是凭票购买的，不是谁随便就能淘换得到的。王清贵曾对我妈说过很多次：二嫂，你这块手表匀给我行不行啊？多少钱，你说个价？我妈听了总是一笑，但也看出队长喜欢这块表是认真的。后来一想，我一大帮孩子，要吃要穿要上学，这表我戴不戴又能咋的，为了孩子，为了日子，我就决定把它卖了，他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怪我的。于是妈妈对王清贵说：“我用这块手表换你家那头老母猪行不行？”“行！”第二天，王清贵两口子一起把他家那头最大的老母猪赶进了我家的院子。
妈妈早就有养猪的想法，只是发愁没钱卖猪崽。没想到这次直接得了一头老母猪。很快这头老母猪便开始闹圈，等老母猪怀上崽以后，在妈妈的精心照料下，一窝竟下了二十七只。
下猪那天，也是在冬天，也是个凌晨。大爷突然醒来，摇醒身边的妈妈：“秀发，快起来，老母猪生了！”的确，大爷算的很准，从母猪受孕那天起150天，一天不差。昨天晚上没生，今天早起准生。这么冷的天，别把小猪都冻死了！可不是嘛，当妈妈到猪圈一看，一窝小猪早生了出来，都直挺挺的不动弹。这一定是冻的，妈妈想。赶紧让大爷拿来大箩筐，箩筐里垫一些麦秸，把小猪仔一个个捡到框中，抬到屋里，放到炕上。不一会儿，小猪就都缓过来了，开始拱来拱去。大爷把老母猪也赶进堂屋，找一块空地给它铺上草，又把灶堂点着了火。老母猪卧在那里，小猪仔挣着拱奶，一幅令人欣慰的场景。更令人惊叹的是，老母猪在屋里住了半个多月，每次拉、尿都会主动拱开房门到院子里方便，并且对身边的灶台家什、食物泔水等一概秋毫无犯。后来妈妈经常回忆此事，感慨地说这猪真是通人性啊！
冬天的猪仔是最好卖的，因为对头一整年，明年这个时候小猪仔变成了大肥猪，正好杀猪过年。何况妈妈喂的猪仔一个个胖圆滑溜，每只都有三十多斤重，看着都稀罕人……
突然身子被拽了一下，同时听到大爷的声音：
“慢着，快到江桥了！”
我们在江北，我们的目的地在江南。江南重镇东京城在当地很有名气，卖猪仔非到那里不可。我们村和东京城之间隔着个三陵公社，三陵公社的旁边就是著名的牡丹江。我们前面的这座桥是过江的必由之路，这里经常有基干民兵把守；农忙时禁止走亲访友、打鱼摸虾，冬季里主要是禁止贩运私货，目的是要割掉资本主义尾巴。
我从惯性中醒过神来，扭头看到大爷的胡子、眉毛、栽绒帽子的四圈都结了很长的白霜，他稍微挺了挺腰，整个人却如泥塑般僵硬。我想，我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我肯定如天地间伫立的冰美人儿吧！花棉袄，绿围巾，冰肌玉肤。此刻，好像这世界上只有我们一老一小在上演着一场不同寻常的人生。
“丫头，你蹲下来听听桥上有没有动静？”
应该不到6点呢，现在就有人执勤了吗？我真的没听到什么声音。当我们正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一辆自行车从桥顶上冒出头来。我们停下来看着他，他也由远及近地望着我们。随后他认出了我们，当然我大爷也认出了他。他叫耿耀生，是我们老耿家出了五服的叔叔，现在三陵公社面粉厂食堂当大师傅(厨师)。
“徐哥——，这么早你们爷儿俩干啥去啊？”
大爷勉强笑了笑，回头望望猪笼子，对他说：“前边有站岗的吗？”
“有！”耿耀生说。
“真有啊？”大爷感到了沉重。
“真有。”
“这样……”耿耀生灵机一动，突然放低了声音：“我过去把他们支开，然后你们再过去。”
“对了，”他又抹过头来，“你们听我的铃铛响再过，要快！”他一边说一边用大拇指象征性地压了压车铃上的把手。
大爷点点头，露出满怀希望的目光。
桥那边不远的路边是一个大院，火山石和青砖堆砌而成的院墙不高。及至大门，涂着水泥的两个方形门柱上刻着凸起的浮雕字样，左边是“独立自主”，右边是“自力更生”。门口上方是高高隆起的用铁棍焊接而成的拱形门楣，上面写着“三陵屠宰站”几个红漆大字。透过木头门的空隙，可以隐约看到里边的牲口棚。这个屠宰站还是个兽医站，因为大门左侧有两间房是专为牲口看病的。大门右侧也有两间房，房前搭出了凉棚，墙上挂着用于给牲口钉掌理鬃的家什。屋里有个小火炕，可见灯光晃动，炉火通红。耿耀生推车返回来，煞有介事地对站在路边的民兵小伙子说：
“小忠子，你到屋，我跟你说点事儿！”
民兵小忠子不知道是什么事儿，想问一句，看到耿耀生径直往屋里走，他也就跟了进来。耿耀生一边推车一边按着车铃——“嘀铃铃，嘀铃铃”。悦耳的铃声震响在清晨的空气里，也传到了对岸，让卖猪仔的父女听得十分真切。小忠子并没在意这铃声，以为耿耀生是在按着玩。他背着那支半自动步枪，大步地跟进屋来。屋里除了看门的老吴头还有一个年龄大点儿的民兵小个子张景全。耿耀生给他们一一递了烟，就开始说话了：
“小忠子不是想当兵吗？我在县武装部有人，看看今年给你递个话，尽量能走上。”
听了这话，小忠子的脸立刻笑开了花。
“真事儿啊，三叔？”
“可不咋的，只要你身体没毛病，一句话的事儿！”
“这小伙子，差不了。这一早晨，换了别人都顶不住啊！”老吴头插嘴道。
小个子张景全若有所思地也跟着笑了一下，说：“我兄弟也想当兵呢，一块给说说呗！”
“行啊，都不是外人，谁走都好啊！”耿耀生说。
“那我要是真当上兵，我爸肯定摆桌请客，叔，到时候你得来啊！”小忠子露出了憨厚的本色。
“那还用说，好事吗！”
“哈哈哈……”
就在屋里人们谈笑之时，我们早已通过江桥并且走出老远了。
当我们到了东京城西街口的时候，已是天光泛白，人影绰绰。猪笼子刚从车上搬下来，就陆续有人围了上来。大家七嘴八舌：
“小姑娘，我要这只！”
“我要那只！”
“我要那只，不，那只！”
这时大爷解手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守着猪笼子。我有心眼儿，在大爷回来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把猪笼子打开的。
我和大爷配合得很好，我守着猪笼子，大爷负责过称。抓一只称一只，收了钱再称下一只。一个多小时，所有的猪崽子全卖完了。我说过我家猪崽子好卖，个儿大、墩实，谁看了都喜欢。那时猪崽子八毛钱一斤，这一趟卖了二百多块钱，够一家人大半年的花销了。
卖完了猪崽大概不到8点钟，我们还是得垫吧垫吧，毕竟从早起到现在了。一直紧张的大爷终于露出了笑脸，那是在我们爷儿俩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俩也舍不得吃什么好的，只是一人要了一碗白菜豆腐汤，一人一个油盐烧饼。不过，那个国营饭店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去爬犁沟的一辆马车，车把式人挺好，搭几句话就捎上了我们。不过这一路，我的脚却被冻坏了，到家根本没了知觉，是大爷把我背进屋的。妈妈见此情况赶紧给我用雪搓，搓着搓着才逐渐好的。那次我也只耽误了一天上学……
可以说，这头老母猪为我们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基本上都是两年五窝猪。就这样，我家年年有肉吃，年年有钱花。村里人都羡慕我家日子过得好，赞叹我妈勤快，会过日子。说起来也真是啊，我妈伺候我们、伺候猪、伺候鸡鸭鹅狗，哪样也没落过趟。东北粮食多，她也舍得给它们吃。每次下地回来，猪要拱着门子哼哼，鸡鸭鹅们围过来都要咬着妈妈的脚后根儿了。不管多晚，妈妈总要给怀孕的老母猪熬制营养饲食，就当自己的孩子那样拉扯着。她对所有的事物都是有感情的，她的勤劳、爱和宽容我们从小就都看在了眼里。
母亲把那头老母猪养了6年，我跟大爷卖猪仔也有六、七次。卖猪仔是个苦差事，尤其是冬天，有时冻得真想哭，但我每次都是自告奋勇。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弟弟太小，家里孩子又多，妈妈离不开；其二，这活儿大爷一个人干不来，况且冬天人还爱上厕所。不过，现在想来，这些经历都成了我人生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