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事不是非黑即白

贪官可恨，清官更可恨。清官以为我不贪钱，一身清白，所做之事无有不对，然而刚愎自用者身处高位，害人匪浅。

《老残游记》中，老残一路以做江湖游医为生，到了一个地方，深觉诧异。是什么奇怪之处呢？治理当地的一个太守玉贤，凡是只要向人打听他的政绩，没有人说他不好，众口一致地称赞。然而问着问着，那些答话的人，十个里倒有六七个口上不敢不说玉贤的好话，脸上的惨痛之状却遮也遮不住。

原来这位太守，杀民倒比杀贼还多，死在他手底下的冤魂远远超过真正该诛的强盗土匪。那种酷烈情形，使得衙门口的十二架站笼天天站满了人，好好的平民百姓在街上走着或者做着小生意就会祸从天降，被捉去当贼查办。

手掌生杀大权，一个人的才干有限，即使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却不知道自己害了多少人。即使有所察觉，内心也坚决不肯承认。这就是权力附加给一个人的力量。即使明明殃及无辜，上位者照样可以讲出冠冕堂皇的一番话来。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也没有绝对的完人。所谓感动XX的人物，银屏底下的观众在消费完廉价的感动后，愕然回首发现不过如此。一个远近闻名的孝子却可能苛待妻儿，他的孝心是腐烂肉体下的一层华丽外衣。现代婚姻里多少男人要求妻子孝顺自己的父母，仿佛孝顺的名头足以抵消一切不好的行为，可以理直气壮要求别人无私奉献。

无论是现代抑或古代，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影视和小说话本里基本上把好人和坏人分成绝对的两派。坏人一定脸谱化的，没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充当正能量的好人一定是完美的，没有一点不妥的地方。我不是说所有的都如此，只是这种现象积习已久。似乎一个人只要某些地方有长处，比如清廉，比如孝顺父母，这个人就一定是绝对正确的，相应地被他“统治”的人，无论是下人还是亲人，如果受到苛待就不能反抗，一反抗就是站在了道德楷模的对立面。

在《老残游记》里，一位清廉的官照样可以作恶，甚至比贪官更狠。贪官收了钱至少还在内心里知道自己是错的，多少会避着人遮掩一下。清官办了冤案错案就会在心里想：我又不要钱，有什么错处。既然没拿不应当的钱，那我就是秉公办理，怎么会冤枉人呢？

太守玉贤就是这样一位酷吏，他自诩一身清风，有大才干，断案如神。然而他所谓的破案率高就是屈打成招，把升斗小民按照自己的臆测安上罪名，这样做下来，果然政绩高名声又大，只是手上染了不知多少无辜之人的血罢了。

这个人偏偏权力欲很重，急于升官，而且一心要做出成绩。他初初做官时节，也还抓到几个强盗处置了。越到后头，强盗对他那一套已然熟悉，摸着他的脾气做了强盗手里的刀。

那时在玉贤治下，有一户姓于的人家，被强盗抢了一次后，虽然失物不是很值钱，还是报了案。过了一阵子后，强盗故意做了几次案，将玉贤引了过来，到于家屯所在的地方时，顿时收敛形迹，一点声息也没有了。

于是玉贤当下断定强盗一定在于家屯里藏身，他亲自带人挨家挨户搜查，最后在于家家里查出几支土枪和几把刀，还有十来根杆子。于是命令手下人把于家的当家人带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见了人提上来，开口就是认定于家窝藏了强盗，也不容人分辨，不管于家人如何解释竿子是去年被抢后买来防盗的，土枪是人家打鸟儿用的，借响声震慑一下而已。玉贤只说没有良民敢置军火，既然藏了刀枪一定也是强盗。于是下令每个角落细细地搜，手下人变搜为刮，把值钱的家伙搜刮殆尽后，终于找到一个强盗故意留下的栽赃的包袱。

于是，不由分说，将人抓走。这家的媳妇知道不好，于是赶忙进城四处打点，请了父亲帮忙。媳妇的父亲又托了一位刑名师爷，这样托来托去，众人虽然有心帮忙，无奈玉贤为人雷厉风行，抓到人不等审问就直接上刑，没两天于家父子就只剩下一个人苟延残喘眼看只差一口气。这家的媳妇眼看着死的死，丈夫眼看也马上要去黄泉，一时受不住，自己拿把刀子抹脖子先走一步了。

这时玉贤手底下的小吏一来受了于家的人情，二来着实同情他们。于是设法说服玉贤将仅剩下的于家一人放下站笼，以全于氏的节烈。这时候玉贤听完一番话，自有一番道理讲出。他发狠说道斩草要除根，无论是否冤枉，已经结下仇，这时放过人家，将来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放过自己。

世事如棋，却绝不止仅黑白二色，也有其他的颜色。过去戏曲里的好官形象一定是清如水明如镜，就连现代社会的电视剧也是这样演绎。谁又知道，骑着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可能是唐僧。清官不一定是好官，也可能是杀人如麻的酷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