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世宗胤禛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布《大义觉迷录》。全书共四卷，内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大义觉迷录》的核心内容提出并解决了两个雍正非常关心的重要问题：“清朝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以及“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此书是华夷秩序脱离汉人“自文化中心主义”的转折点，代表清朝“一君万民”世界观的形成。雍正帝反驳汉人才是天下的正统统治者的依据主要有两条，即“文化的正统性优越性”以及“政治支配与主从关系”，特别是借由“天”之名强调政治的正统性。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过去所谓夷狄就是那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边疆地区，那些地方没有被中华文化所化，而被中华文化所化的地方就是华夏。华夏居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中间，又称中华。
这句话有两种解释，还牵扯出一个大问题。一说：夷狄都有君主，不像我们华夏的君王，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当时周朝天子不像天子，诸侯不像诸侯，成了摆设，有人说孔子这是在针砭时弊。另一说：夷狄就算有君王，还不如我们华夏没有君王。言外之意，两者的差距是礼乐文化。华夏即便礼坏乐崩，其恢弘的礼乐也将保证社会的运转而强于夷狄。几千年改朝换代跟走马灯似的，但中华文化不灭，谁当皇帝都叫中国。
后一说引出了华夷之辨，这是总话头。几千年争辩不休，也就引出了开篇雍正皇帝对曾静等人的惊天一驳，《大义觉迷录》横空出世，但终究没有解决人心的“迷”，直至中山先生还在大声疾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至今还有不少人深深惋惜，倘若清末想要立宪的王朝不是外族入主中原的爱新觉罗氏，而是华夏“正主”，那么中国的命运说不定会是另一番景象。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从文化意蕴上讲，后一种解释更有意思，不像前一种貌似一句牢骚话。孔夫子所在的时代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分水岭”，也是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文化之所以叫“文化”，是针对“武化”提出的。周公制礼作乐，这个礼乐就是“文”。也就是说，大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野蛮了，要放弃武的关系，约定文的关系。
周公的一小步，中华的一大步。
但到了春秋晚期，孔子说自己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心里不踏实。因为孔子所处的时代，社会又开始武化了。夫子去世后没多久，就是战国，完全是“武”的关系了，能用拳头解决的问题费什么口舌？！他强调周公，是因为当初制定“文”的礼乐制度是周公提出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那么，“武”到底是什么呢？只要我的力气大、实力强，我就可以把你的东西抢过来。而“文”呢，是大家约定好一种关系，来分配资源，处理关系。为什么要“文化”呢？因为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自然有动物性，也就遵从达尔文主义，攻击性与生俱来，这也是1974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成果，劳伦斯提出“攻击性是人的本能”。其实，换句话就是说，人类生来是“武化”的，“武化”的结果也就是丛林法则，与其他动物的弱肉强食就没啥区别了。
人类要发展、要高级，就要摆脱“武化”，走向“文化”，以“文”来约束武化的状态。
人猿由此分道扬镳，人类由此开启文明。
我们中华也曾遭到外敌的入侵和殖民，而结果却是：要么被我们赶走，要么被我们所化。鲜卑族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即是自觉汉化；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虽统治我们九十多年，也还是要读我们的“四书”；满清虽为女真族建立的国家，不也被我们完全汉化了吗？古人讲：胡无百年之运。也即指凡是入侵的外邦异族，顶多一百年之内，要么被赶走，要么被汉化。
看来夷狄的君还真不行。
翻开历史书，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会看到很多文帝、文宗，或者武帝，这里的“文”“武”都是对帝王文治武功的概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高于“武”，所以帝王不管生前不管有多少“武功”，总希望死后能给个“文”。唐太宗临死之前对他小舅子长孙无忌说：给他的号不要是“武”，要是“文”。
“文”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他是出离野蛮的象征。
说到这，夫子又要大声说：过犹不及啊！是的，过犹不及。片面的追求文，就是文化的异化，人类的尚武精神就被阉割了，放眼望去全是“娘炮”，奴性就“茁壮成长”了。从周公礼乐为文开始，中国文化的“文”被异化得最惨的是宋元、明清等朝代之间的更替，每次都伴随着一大批文化精英的消失，自杀他杀的不计其数，直接杀出个天子座下都是奴才的“大清盛世”，把中华民族带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深渊，最终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得满地找牙。我们的前辈开始怀疑文化出了问题，其实这就是文化的异化，那些曾经带领人们走出丛林的礼乐，被异化成了摧残人性的“紧箍咒”。
且看宋明之间诸多不同，不得不感叹，从“文化”到“奴化”不过357年光景。
【文人煽颠】宋朝年间，四川有个文人，献诗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鼓动四川割据独立。成都知府赶紧上报朝廷。宋仁宗说，“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给他个小官。”
六百年后的清朝，又有一个叫曾静的文人，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雍正掀起一场文字狱，然后，乾隆将那曾静咔嚓掉了。
【大臣密奏】宋真宗问宰相李沆：“一些大臣有密启，为什么你没有？”李沆说：“臣有公事则公言之，何用什么密奏？搞密奏者非谗即佞，我深为厌恶，岂可效尤？”
到了清代，官员则以获得密奏之权为荣，浙江布政使请求雍正：“藩臬皆赐折奏，仰恳圣恩，赐臣一例用折”。获准，像狗一样兴奋得直摇尾。
【君主逼格】宋朝的仁宗皇帝似乎没什么主见，政事无论大小，都交给廷臣公议，议出一个结果来再施行。所以时人说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清朝的乾隆非常有主见，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又识武功、打仗、杀人、写诗、泡妞、制造文字狱，啥都懂，自号为“十全老人”。
【伶人问政】宋徽宗时，有伶人演滑稽戏，讥讽宋朝的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
清时，内廷戏班演戏，因曲伎俱佳，获赏赐酒食。席间一伶人无意问，当今常州长官是谁？雍正暴怒：“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命人将那伶人打死了。
【朋党风险】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为朋党正名，提出君子结党之说，开北宋政党政治雏形之理论先河，让宋仁宗“终为感悟”。
六百年后，雍正对欧阳修之论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异说”，还杀气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谥号风波】夏竦死了，宋仁宗赐谥号“文正”。刘原父很不爽，上疏质问皇帝：“谥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后改谥“文庄”。
六百年后，尹嘉铨给乾隆皇帝上疏，为他老爹请谥，并请从祀文庙。乾隆大怒：你尹嘉铨算什么人，“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迟处死。后开恩，改为绞立决。
【宰相职权】程颐对大宋皇帝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宋朝皇帝也没觉得程先生说的有什么问题。
六百年，乾隆对程颐这句话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判程颐，意思是说：你一个臣子，居然敢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你这是目无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士子尊严】宋神宗一次与程颢论及人才，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立即质问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耸然曰：“朕不敢！朕不敢！”
六百年后，我大清盛世，纪晓岚为协办大学士，尝论国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
【义庄救济】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其中有条规矩：凡族人嫁女，给钱三十贯；出嫁的女儿若因故改嫁，给钱二十贯。可见宋人对女性改嫁是持怜悯态度的，尽可能给予人道资助。
到了清代，范氏义庄的规则改为鼓励寡妇寻节：达到守节年限者可领双份米粮资助，如果“失志不终者”，则不予资助。这便是宋清两个时代精神的差异。
【对外贸易】987年，宋太宗派遣使者，带着敕书金帛，分为四路前往海南诸蕃国，招徕蕃商来华贸易。
大约八百年后，1793年，大英帝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中英通商。但乾隆老大拒绝了这一要求，给英王复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想象一下，如果跟马戛尔尼相遇的是宋朝。
【门户开放】南宋时，北至淮南，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南至广州湾、琼州海峡，整个宋境的海岸线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
到了清朝，先是厉行三十年海禁，康熙后期才设四口通商，但他的龟孙乾隆又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关闭江、浙、闽海关，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与西洋、南洋通商。
【重商轻商】或说中国传统社会有轻商倾向，但宋代的学者如叶适、陈耆卿，已提出“四民皆本”，宋代事实上也成为最重视商业的时代。明代的王阳明、黄宗羲等人也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本”之说。
满清立国，中国又重返抑末崇本、贱商重农之路，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奴隶制度】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人身依附的降低，唐及唐之前还有奴隶制，奴隶为贱民，属主家私产，宋代在法律上已废除贱民，奴婢跟主家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结合关系。
满元统治从草原带入主奴关系，满清入关，又再殖入主奴关系，“严分着主奴”，即使到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奴隶制习气。
【经筵差别】宋明经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
清代经筵居然变成了由皇帝训导士大夫：当讲筵官讲毕，皇帝即发表一通御论，然后讲官们跪赞：“皇上圣学高深，发从前所未发，诚足羽翼经传，昭示万世。臣等不胜欣荣之至。”皇帝俨然已是“天生圣人”，君师一体。
【道统政统】清代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另一名经筵官也露骨地吹捧康熙：“（我皇上）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我们知道，在宋人构建的理学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而清代士大夫却将康熙捧为“道统”的接班人。“道统”的独立性与高贵性从此丧失殆尽。
【大臣气质】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仁宗朝时，张知白（一说是张昇）担任台谏官，“言事无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大概是说他“孤寒”（孤单），没有朋友，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张知白一听，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问道：“何也？”张知白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说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忍不住流泪 。为什么？因为仁宗年事渐高，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膝下确实孤单。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
清代士大夫呢？没脾气了，最典型者，就如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所言：多磕头少说话。
回过头来，再看夫子的这句话。既然文化如此重要，我们当然要重视文化。既要防止文化丢失而走向“武化”，革了文化的命，斗成一团乱麻，不得不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开始启蒙；也要防止文化的异化，阉割了攻击性，走向毫无血性的“多磕头少说话”奴才哲学。
当然，前提都是要珍惜和保护好我们的文化，国家不怕亡国，亡了还有办法复国；文化亡了，就真的永世不得翻身了。
咦！这不是中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