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左边是武化,文化的右边是奴化——舒生读《论语》之四十五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世宗胤禛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布《大义觉迷录》。全书共四卷,内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大义觉迷录》的核心内容提出并解决了两个雍正非常关心的重要问题:“清朝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以及“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此书是华夷秩序脱离汉人“自文化中心主义”的转折点,代表清朝“一君万民”世界观的形成。雍正帝反驳汉人才是天下的正统统治者的依据主要有两条,即“文化的正统性优越性”以及“政治支配与主从关系”,特别是借由“天”之名强调政治的正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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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过去所谓夷狄就是那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边疆地区,那些地方没有被中华文化所化,而被中华文化所化的地方就是华夏。华夏居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中间,又称中华

这句话有两种解释,还牵扯出一个大问题。一说:夷狄都有君主,不像我们华夏的君王,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当时周朝天子不像天子,诸侯不像诸侯,成了摆设,有人说孔子这是在针砭时弊。另一说:夷狄就算有君王,还不如我们华夏没有君王。言外之意,两者的差距是礼乐文化。华夏即便礼坏乐崩,其恢弘的礼乐也将保证社会的运转而强于夷狄。几千年改朝换代跟走马灯似的,但中华文化不灭,谁当皇帝都叫中国。

后一说引出了华夷之辨,这是总话头。几千年争辩不休,也就引出了开篇雍正皇帝对曾静等人的惊天一驳,《大义觉迷录》横空出世,但终究没有解决人心的“迷”,直至中山先生还在大声疾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至今还有不少人深深惋惜,倘若清末想要立宪的王朝不是外族入主中原的爱新觉罗氏,而是华夏“正主”,那么中国的命运说不定会是另一番景象。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从文化意蕴上讲,后一种解释更有意思,不像前一种貌似一句牢骚话。孔夫子所在的时代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分水岭”,也是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文化之所以叫“文化”,是针对“武化”提出的。周公制礼作乐,这个礼乐就是“文”。也就是说,大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野蛮了,要放弃武的关系,约定文的关系。

周公的一小步,中华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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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春秋晚期,孔子说自己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心里不踏实。因为孔子所处的时代,社会又开始武化了。夫子去世后没多久,就是战国,完全是“武”的关系了,能用拳头解决的问题费什么口舌?!他强调周公,是因为当初制定“文”的礼乐制度是周公提出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那么,“武”到底是什么呢?只要我的力气大、实力强,我就可以把你的东西抢过来。而“文”呢,是大家约定好一种关系,来分配资源,处理关系。为什么要“文化”呢?因为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自然有动物性,也就遵从达尔文主义,攻击性与生俱来,这也是1974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成果,劳伦斯提出“攻击性是人的本能”。其实,换句话就是说,人类生来是“武化”的,“武化”的结果也就是丛林法则,与其他动物的弱肉强食就没啥区别了。

人类要发展、要高级,就要摆脱“武化”,走向“文化”,以“文”来约束武化的状态。

人猿由此分道扬镳,人类由此开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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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也曾遭到外敌的入侵和殖民,而结果却是:要么被我们赶走,要么被我们所化。鲜卑族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即是自觉汉化;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虽统治我们九十多年,也还是要读我们的“四书”;满清虽为女真族建立的国家,不也被我们完全汉化了吗?古人讲:胡无百年之运。也即指凡是入侵的外邦异族,顶多一百年之内,要么被赶走,要么被汉化。

看来夷狄的君还真不行。

翻开历史书,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会看到很多文帝、文宗,或者武帝,这里的“文”“武”都是对帝王文治武功的概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高于“武”,所以帝王不管生前不管有多少“武功”,总希望死后能给个“文”。唐太宗临死之前对他小舅子长孙无忌说:给他的号不要是“武”,要是“文”。

文”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他是出离野蛮的象征。

说到这,夫子又要大声说:过犹不及啊!是的,过犹不及。片面的追求文,就是文化的异化,人类的尚武精神就被阉割了,放眼望去全是“娘炮”,奴性就“茁壮成长”了。从周公礼乐为文开始,中国文化的“文”被异化得最惨的是宋元、明清等朝代之间的更替,每次都伴随着一大批文化精英的消失,自杀他杀的不计其数,直接杀出个天子座下都是奴才的“大清盛世”,把中华民族带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深渊,最终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得满地找牙。我们的前辈开始怀疑文化出了问题,其实这就是文化的异化,那些曾经带领人们走出丛林的礼乐,被异化成了摧残人性的“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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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宋明之间诸多不同,不得不感叹,从“文化”到“奴化”不过357年光景。

【文人煽颠】宋朝年间,四川有个文人,献诗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鼓动四川割据独立。成都知府赶紧上报朝廷。宋仁宗说,“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给他个小官。”

六百年后的清朝,又有一个叫曾静的文人,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雍正掀起一场文字狱,然后,乾隆将那曾静咔嚓掉了。

【大臣密奏】宋真宗问宰相李沆:“一些大臣有密启,为什么你没有?”李沆说:“臣有公事则公言之,何用什么密奏?搞密奏者非谗即佞,我深为厌恶,岂可效尤?”

到了清代,官员则以获得密奏之权为荣,浙江布政使请求雍正:“藩臬皆赐折奏,仰恳圣恩,赐臣一例用折”。获准,像狗一样兴奋得直摇尾。

【君主逼格】宋朝的仁宗皇帝似乎没什么主见,政事无论大小,都交给廷臣公议,议出一个结果来再施行。所以时人说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清朝的乾隆非常有主见,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又识武功、打仗、杀人、写诗、泡妞、制造文字狱,啥都懂,自号为“十全老人”。

【伶人问政】宋徽宗时,有伶人演滑稽戏,讥讽宋朝的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

清时,内廷戏班演戏,因曲伎俱佳,获赏赐酒食。席间一伶人无意问,当今常州长官是谁?雍正暴怒:“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命人将那伶人打死了。

【朋党风险】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为朋党正名,提出君子结党之说,开北宋政党政治雏形之理论先河,让宋仁宗“终为感悟”。

六百年后,雍正对欧阳修之论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异说”,还杀气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谥号风波】夏竦死了,宋仁宗赐谥号“文正”。刘原父很不爽,上疏质问皇帝:“谥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后改谥“文庄”。

六百年后,尹嘉铨给乾隆皇帝上疏,为他老爹请谥,并请从祀文庙。乾隆大怒:你尹嘉铨算什么人,“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迟处死。后开恩,改为绞立决。

【宰相职权】程颐对大宋皇帝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宋朝皇帝也没觉得程先生说的有什么问题。

六百年,乾隆对程颐这句话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判程颐,意思是说:你一个臣子,居然敢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你这是目无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士子尊严】宋神宗一次与程颢论及人才,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立即质问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耸然曰:“朕不敢!朕不敢!”

六百年后,我大清盛世,纪晓岚为协办大学士,尝论国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

【义庄救济】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其中有条规矩:凡族人嫁女,给钱三十贯;出嫁的女儿若因故改嫁,给钱二十贯。可见宋人对女性改嫁是持怜悯态度的,尽可能给予人道资助。

到了清代,范氏义庄的规则改为鼓励寡妇寻节:达到守节年限者可领双份米粮资助,如果“失志不终者”,则不予资助。这便是宋清两个时代精神的差异。

【对外贸易】987年,宋太宗派遣使者,带着敕书金帛,分为四路前往海南诸蕃国,招徕蕃商来华贸易。

大约八百年后,1793年,大英帝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中英通商。但乾隆老大拒绝了这一要求,给英王复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想象一下,如果跟马戛尔尼相遇的是宋朝。

【门户开放】南宋时,北至淮南,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南至广州湾、琼州海峡,整个宋境的海岸线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

到了清朝,先是厉行三十年海禁,康熙后期才设四口通商,但他的龟孙乾隆又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关闭江、浙、闽海关,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与西洋、南洋通商。

【重商轻商】或说中国传统社会有轻商倾向,但宋代的学者如叶适、陈耆卿,已提出“四民皆本”,宋代事实上也成为最重视商业的时代。明代的王阳明、黄宗羲等人也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本”之说。

满清立国,中国又重返抑末崇本、贱商重农之路,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奴隶制度】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人身依附的降低,唐及唐之前还有奴隶制,奴隶为贱民,属主家私产,宋代在法律上已废除贱民,奴婢跟主家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结合关系。

满元统治从草原带入主奴关系,满清入关,又再殖入主奴关系,“严分着主奴”,即使到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奴隶制习气。

【经筵差别】宋明经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

清代经筵居然变成了由皇帝训导士大夫:当讲筵官讲毕,皇帝即发表一通御论,然后讲官们跪赞:“皇上圣学高深,发从前所未发,诚足羽翼经传,昭示万世。臣等不胜欣荣之至。”皇帝俨然已是“天生圣人”,君师一体。

【道统政统】清代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另一名经筵官也露骨地吹捧康熙:“(我皇上)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我们知道,在宋人构建的理学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而清代士大夫却将康熙捧为“道统”的接班人。“道统”的独立性与高贵性从此丧失殆尽。

【大臣气质】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仁宗朝时,张知白(一说是张昇)担任台谏官,“言事无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大概是说他“孤寒”(孤单),没有朋友,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张知白一听,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问道:“何也?”张知白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说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忍不住流泪 。为什么?因为仁宗年事渐高,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膝下确实孤单。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

清代士大夫呢?没脾气了,最典型者,就如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所言:多磕头少说话。

回过头来,再看夫子的这句话。既然文化如此重要,我们当然要重视文化。既要防止文化丢失而走向“武化”,革了文化的命,斗成一团乱麻,不得不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开始启蒙;也要防止文化的异化,阉割了攻击性,走向毫无血性的“多磕头少说话”奴才哲学。

当然,前提都是要珍惜和保护好我们的文化,国家不怕亡国,亡了还有办法复国;文化亡了,就真的永世不得翻身了。

咦!这不是中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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